是用军队。家里有长辈当时上军校，还能省下口粮支援弟弟们。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54]。

中共党营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55]

而《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之后，有一些非常惊人的发现：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
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武力镇压编辑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56]。

学者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57]。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56年考入北大，因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地干部衣食无忧却大肆搜刮农民活命口粮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暴动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58][59]

《三年大饥荒没有造成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一文作者调阅了大量中共官方编写的地方志，更加详细地披露了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针对农民要粮食吃的保命行为而进行的全国性武力镇压严打运动，这与乌克兰大饥荒时期苏共对乌克兰农民的暴力屠杀如出一辙。其中最为残酷的一个例子是，“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