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强烈的政治运动中,很多地方的个体、私营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破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村的集市贸易。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大搞“穷过渡”。把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强迫(或者强迫自愿)“割掉”。把自留地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地,强迫社员搞“三献一并”,献自留地、宅边地、自有果树、,并队升级。在一些地方把小队核算改为大队、公社核算,实行从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和集体向全民过渡,使我国农村的所有制形式越来越趋向单一化,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带来一定不良的后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适应“左”倾路线的需要,大寨及大寨所在的昔阳县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大搞所有制升级,取消农村私有经济成分。“文革”初期,昔阳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大寨代表人物还想搞全县的全民所有制。他们不仅把自留地、社员的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还进一步发展到“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限制社队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阻止社员互通有无,堵塞城乡经济交流。由于农业学大寨是当时的口号,所以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