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 间谍与 R-1 间谍
F-1 是学生签证, R-1 是宗教签证,这是二个很神圣的身份,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都有着很高的地位。然而,却有人用这样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我们首先,要对学生的外衣下和宗教的外衣下的间谍表示愤慨,其次要对任何政府反间谍工作给予支持。
1951年初,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对于外国不良分子,当时的政策是“关一批、管一批、赶一批”。毛泽东曾形象地称此项斗争为“打扫房子”。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上解释说:“毛主席讲,打扫房子干净了再请客,使帝国主义没有作威作福的余地。”
于1951年7月15日下午4时起,至晚9时止,大张旗鼓地将原拟订的34名间谍分子全部逮捕归案,其中外籍间谍分子22名,本文重点揭露的美籍间谍芮歌尼,乃是22名外籍间谍中地位最显赫、身份又非常特殊的一个。
芮歌尼,这个披着宗教的外衣却干着与宗教事业相悖活动的美籍间谍,不但是罗马梵蒂冈天主教“圣言会总会”驻北平的“天主教圣言会北平分会”会长,而且是北平高等学府辅仁大学的“校务长”。由于这两项“桂冠”,他在22名外籍间谍中可谓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芮歌尼(Haroia Rigney)1900年出生在美国伊里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于1924年在台格尼市的圣玛利修道院加入“天主教圣言会”。1930年4月,被升为神甫。1937年6月,芮歌尼在美国的芝加哥城正式参加美国联邦调查局,军衔为少尉。
1946年6月,芮歌尼被派来中国,准备接任辅仁大学校长的职务和“天主教圣言会”北京分会会长的职务。
这项任命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北平领事馆总领事弗利曼(Freeman)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来的,得到了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天主教圣言总会”的一致同意。
芮歌尼8月份到达北平后,就接任了辅仁大学校务长的职务。同年10月,芮又接任了“天主教圣言会”北京分会会长的职务,接管了“圣言会北京分会”中五十多名德国神甫、修士、修女。
芮歌尼还通过德国神甫阿伦茨组织了一个“华北天主教调查团”。芮自任主席,该团成员包括长江以北五十多个教区的主教、神甫和代表,他们搜集解放军的动向、兵力、装备等情况,包括华北地区的“郾师战役”、“西湾子战役”的详细情况及其他地区的战况。这些重要的军事情报通过芮歌尼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罗马“天主教圣言会总会”会长格兰德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手里,大受他们赞赏。不仅如此,芮歌尼在北京、天津、青岛、兰州、湖南、武汉等地发展一批直接为他提供情报的人员(多数为教会人员),芮歌尼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具有相当规模的情报网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宗教界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教会开展自治、自教、自养的“三自”革新运动,受到了宗教界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的热烈欢迎。然而,作为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教务长的芮歌尼却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他在辅仁大学教职员集会上多次发表讲话,说:“教会不应与罗马教会分裂”云云。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接管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签名,芮歌尼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极力反对,并在神甫中散布说:“正如教皇庇约十二世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同时也是残忍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能容忍的环境”里,“现在管理学校的校政委员会当中充满了我们的敌人”。
是年7月份,芮歌尼以教会驻校代表的身份,提出“四条要求”,作为教会1950年度拨给辅仁大学某某万美元补助费的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是“教会代表对辅仁大学的人士聘任有否决权”,被人民政府拒绝。
芮歌尼在校内散发《告本校同仁同学书》,仍以补发经费为条件,矛头指向校政委员会。
芮歌尼听到人民公安机关要逮捕曾组织“华北天主教调查团”的德籍神甫阿伦茨时,芮寻找关系把阿伦茨送到美国,逃避了人民政府对这个间谍分子所应给予的惩罚。
1950年初,人民政府准备征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情报,芮报告给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柯乐伯,让美国政府早做应急准备。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公布前,芮歌尼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从外侨舒里甘处获悉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大问题的协议等情报,他立即报告给柯乐伯。其他情报还有:解放后人民政府有关教育问题的政策、法令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未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接管辅仁大学的决定》等等。1950年4月,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撤走。撤走前,美总领事柯乐伯带着芮歌尼到某国代办处见到了某国间谍分子包士顿,确定以后的情报改由某国代办处机构代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政府决定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芮歌尼得到情报后,就通过某国代办处转给美国情报机关。
芮歌尼被逮捕后,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经北京市委和中央公安部批准,于1955年9月16日将其提前释放,驱逐出境。芮歌尼在中国被羁押和服刑的四年零一个月里,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人员,本着“改造人,转变他们的立场,转变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入手,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生活上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使其他几个外籍间谍人员口服心服。释放回国后,为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说了不少好话。芮歌尼当时说得很好,如当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芮歌尼时,他非常惊喜,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才会这样做!”以后几次对公安人员说:“中国政府对我真宽大,我听到提前释放我的消息,几乎要哭了! 我很感谢法官,感谢公安人员,感谢中国政府,我以前犯了罪,我今后决不再犯罪了。”“政府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吃中国饭不合口味,给我西餐吃;有病给我打针、验血、透视等,我非常感激!”“审讯员很公平,处理问题很实际,不像美国那样,有钱人可以请律师玩弄法律,有罪可以判无罪!”
芮歌尼说得多么动听! 也许他在中国服刑期间,对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对公安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管理,其灵魂受到某些触动,立场也有了转变,但他释放回国后,环境一变化,加之他的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像所说的那样了! 他利用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地狱》。该书记录了他在中国服刑的情况,其内容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人民中国进行了诬蔑和攻击。
看来,芮歌尼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死硬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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