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周惠年在苏州反省院的日子

来源: 于 2018-08-29 09:27:27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934年6月26日晚，随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领导人，以及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

一个小时后，李得钊的妻子周惠年在住所内被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

“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特务们似乎很得意。“这是我丈夫的朋友放在这里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识字。”答词事先早背熟了。“你丈夫呢?”特务又追问。“他昨天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周惠年依然是早已经编好的词。他们不由分说，就带走了周惠年。

在关押处，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事一无所知。特务们没有她是共产党人的丝毫把柄，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她当时已经怀孕数月，挺个大肚子，腿脚肿得厉害，举步维艰。

当中共组织得知周惠年等将被交法庭公审后，积极组织了营救。担任上海中央局职工部部长的黄文杰花钱请了个擅辩的律师，为周惠年、仇爱贞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仇爱贞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组织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周惠年，安排她和夏娘娘同住。9月里，刚分娩20天的周惠年就得到她们住所已遭特务注意的警报。她带着3岁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和夏娘娘迅速转移到旅馆暂避。不料没过三天，巡捕房的警探就闯进了她们的房间。

这时，夏娘娘身上还带着一封党内的信件和一张赵世炎的照片，这些一旦落入警探手里，她们的身份就暴露了。夏娘娘急中生智，抱起床上的婴儿，悄悄把信和照片塞进襁褓中。警探们并没因未搜着什么放过她们，而把她们押往公共租界的泥城桥巡捕房。

一路上，把夏娘娘悄悄举动都看在眼里的周惠年，心始终悬着，襁褓并非藏东西的稳妥之地。到了巡捕房，周惠年抱起孩子上厕所，想乘机销毁信和照片。可厕所里有人监视，没能得手。

马上就要进行提审了，情况十分紧急，夏娘娘向巡捕要了一杯水，抱过婴儿，示意周惠年挡住巡捕们的视线，悄悄把襁褓中的信和照片撕碎，一点点放进嘴里，和水吞下。证据消失了，可夏娘娘从此落下了胃病。

在关押一周后，她们又被送上了租界的法庭。法官看着她们又有老、又有小，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且不久前刚被宣判无罪，就打算再次将她们释放。但列席旁听的国民党公安局的官员不同意，提议引渡，结果租界当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她们被送进了上海市公安局。这里的食宿条件非常恶劣，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烂菜帮，有时饭里还能吃出锈铁钉、死耗子。上了年纪的夏娘娘不久就病得很厉害，她的手、腿脚因长年的劳作和风湿症痉挛麻木，生活无法自理，讯问时，都是看守们架着她走。

第三次被捕的周惠年，既要照顾一个3岁的女儿、一个未满月的婴儿，还要服侍夏娘娘，还不时得接受刑讯，加之恶劣的食宿环境磨难，她也病了，眼睛肿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她没有屈服，顽强地活着，她非常清楚，只有她坚持住，才能保障其他的人生存。

国民党当局从她们身上一无所获，却又不甘心将她们释放，就把她们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这里，周惠年的牢房曾和李得钊的牢房挨得很近。同牢房博古的妻子张越霞悄悄告诉她：你的丈夫就关在斜对面。她这时眼睛依然肿得什么都看不清，可她还是按照难友所指的方向使劲遥望，虽然她没能看见李得钊，但她相信李得钊看到她了，她由此平添无穷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当她的眼疾稍好后，李得钊早已被迁移到别的牢房，她再也没能看上她丈夫一眼，但她现在能看清她的难友们了，有些难友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她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

数月过去，被捕时才二十多天的婴儿，已经半岁了。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也许是由于渴望阳光，他总不停地啼哭，哭得肚脐突出。看守被哭闹吵得难耐，就厉声吆喝周惠年制止孩子哭闹。周惠年说：他这是要出去，到牢房外面他就不闹了。

看守们不信，就把她母子放出牢房。说也奇怪，一出牢房，孩子果然停止了哭啼。为此，看守们不得不给周惠年延长了一点放风的时间。难友们都夸这孩子：这么小就知道通过斗争赢得自身的权利。听着难友们的说笑，周惠年心头掠过丝丝欣慰。

1935年夏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又被转送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这里的食宿条件比上海、南京要好一些。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刑讯，国民党主要是试图通过政治劝说等软手段，使共产党人变节或声明脱离中共。

在这里，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的妻子。顾的这位妻子，是国民党特务闻知顾原来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后，为了笼络他而给他介绍的，叫张文琴，年轻貌美。顾顺章叛变后，因指认和协助国民党特务抓捕了中共的几位重要领导人，而且在劝降中共上海中央局数位领导人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颇受陈立夫重用。但顾看不起自己的顶头上司徐恩曾，并对徐压抑控制自己十分不满，暗中同军统头子戴笠勾搭; 还发牢骚说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缺陷，要组建一个新团体。这都是中统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徐恩曾以顾顺章组建第三党的罪名，派人将他枪毙了。

在苏州反省院，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敌人的软硬兼施，在悔过书上签了字，背弃了昔日的信誓。因此，监狱方面很想在夏娘娘、周惠年这拖儿带女的老媪少妇身上下一番功夫，使之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意愿“省悟”。无奈这因革命而组建的“家庭”祖孙三代软硬不吃，依旧以被捕时的那一套言词相对。反省院的官员和看守们气急败坏地称这“一家”四口为“老共产、中共产、小共产、未共产”。

囚禁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但被关押的坚定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却是一致的。放风的时候握一握手，交换着信任勇气;隔着牢门相对一望，传递着关切真诚。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特殊的环境下结成战斗的集体。这个集体，能使每一位成员，永葆旺盛斗志，充满乐观豪情。因此周惠年感觉到：她并不是孤军，不是一个人、“一家子”同敌对的营垒抗争，团体、组织依然在她身旁。

成年人对囹圄的磨难，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而这种磨难对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显得异常残酷。政治囚徒们之所以成为囚徒，正是为了明天、为了孩子们不再受今天的磨难，因此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呵护、保护牢笼中的孩子。

当时，廖梦醒的丈夫、共产党员李少石也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作为岳母的何香凝，时常通过某些关系送进些衣物、食品、营养品。其他一些共产党人的亲属，有时也会送来类似的物品。好像事先都有约定似的，这类物品都立即转送到有孩子的牢房。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惠年就心潮难平地说：“我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抚养的，他们的营养稍得改善乃至生存，全靠的是难友和集体。”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死在南京军人监狱了。

就这四五年内，周惠年两次结婚，又两次失去丈夫。和每个丈夫在一起生活时间都不足一年，而且是在锋霜刃雪、腥风血雨之中度过的，这种凝结着战友生死之谊的爱情就更令人魂牵梦索、刻骨铭心，因而对她的打击就更沉重。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容她把悲痛流露出来。

许多年以后，她给这两个孩子改了名字。大女儿改名叫“小余”，以纪念她的生父谭忠余; 她儿子改名叫“李钊”，以纪念他的生父李得钊。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周恩来代表中共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揭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新一页。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国民党陆续释放了一些在押的政治犯。

然而，合作抗日的消息并未立即为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所知。不久，经中共的努力营救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苏州反省院释放了几个政治犯。随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消息才传进来。于是，在押的政治犯们开始了要求出狱参与抗战的斗争，但反省院方面迟迟不放人。直到日军的飞机轰炸苏州，政治犯们掀起更高的斗争浪潮，强烈提出“宁愿战死在前线，也不能被炸死在监狱”的口号。院长遂让政治犯迁往东山自己家中，躲避轰炸。

到东山后，江南的形势更趋混乱，反省院长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经商议决定随韩宝春到他在江浙交界的故乡暂避，再图同组织联系。

周惠年记得宣布疏散那个漆黑的夜晚，政治犯们担心院方变卦，连夜迅速开拔，难友们一路相互扶助。夏娘娘身体不好，走不了路，全靠男难友背着。那是隆冬时节，可据说背夏娘娘的男难友汗水从棉衣中渗出，把夏娘娘的棉衣都浸湿了。周惠年则拖儿带女，跟着大家一起走，要没有相互间的扶助，她们老的老，小的小，寸步难行。

讲起这一段，周惠年感慨万分，她说难友情是最真挚感人的。

 

中央特科第一女谍报员：周惠年(2018-08-13 09:21:04)

谁是中共地下党的第一女侠，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时间的早晚和经历事件的触目惊心，当首推周惠年。更有当年中共谍报大佬陈云的一句话：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那个时候陈云装扮得像个账房先生，耳朵上老夹着一支笔，叫“老开”，就是大老板。潘汉年比较年轻一些，就叫“小开”。

周惠年1911年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调上海中央交通局，1930年顾顺章叛变后调至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上海成立中央分局，周惠年调到分局搞交通工作，1934年曾两次被捕，直至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经党营救出狱。此后她在南京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赴延安，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1951年调中央编译局工作。

这可是当年真的假扮夫妻从事地下活动的女共党。在和一位刘姓特工假扮夫妻一年后，小刘动了真心，向组织上提出和周惠年结婚。结果不但受了一顿严厉批评，马上调动工作把他们分开了。

周惠年进入特科后，接触到了成为她第一位丈夫的谭忠余。当时，谭忠余已是三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即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周惠年和谭忠余结婚后，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武汉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包括几个中共要人如恽代英、蔡和森等。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曾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网。已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也被迫撤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而当时的中共“一把手”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也是顾顺章设计抓捕的。

那时候谭忠余和周惠年结婚不久，周恩来来了以后，商量怎样把向救出来，谭就带着枪出去了。谭出去了几个钟头就回来了，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因为他们在周恩来住的那个地方发现国民党的特务去了。谭敦周说，你幸好没回去，很危险。

那天周恩来就住在了谭家。周恩来、谭忠余两个人就躺在大床上，嘀嘀咕咕地小声说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粘上小人丹胡子，化装成日本人。白天出去，晚上就住在谭家，大概三天，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去苏区了。

随后谭忠余和周惠年也离开上海，前往襄枣宜解放区。谭忠余任红26师的师政委，周惠年则在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谭忠余离开了出生才十几天的女儿和妻子，去苏联学习，后来回延安途中牺牲。

后来，经人介绍，周惠年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李得钊结为夫妻。李得钊的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从各地白区来中央请示汇报的同志，又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部分在白区工作的人员前往各红色根据地。李得钊时常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能归来。有时因为环境恶化，李得钊每天离家后都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

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里的中统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人。仅过了一个小时，周惠年就在住所内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未等她开门，一群特务已经破门而入。因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周惠年毫无准备，结果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并将周惠年强行带走。

由于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事一无所知。特务们又缺乏她是共产党人的证据，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中共组织为周惠年请了一个律师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同年9月，刚分娩20天的周惠年，再次被捕关进上海市公安局监狱，后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接着又被转送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在南京军人监狱病死。（建国后，周恩来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李得钊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1991年，永嘉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家乡修建纪念碑，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主张，加之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苏州反省院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周惠年决定先去江浙交界处暂避，再图同党组织联系。1937年10月，周惠年辗转来到武汉，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了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不久，两人结了婚。

1940年中秋，本是家人团圆之日，可周惠年却蒙受了感情历程中的第三次打击：原本患有肺病又积劳成疾染上伤寒的黄文杰，在曰军飞机轰炸重庆时，在又潮又阴冷的防空洞内躲得太久，受凉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黄文杰献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亲为黄文杰送葬；《新华日报》、《群众》均出专版纪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叶剑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称赞黄文杰“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

从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周惠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曾经两度在重要场合表扬过周惠年，高度评价她当年在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她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周惠年被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干部科长、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1997年6月7日，周惠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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