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绣红旗”真好听！这恐怕是以《红岩》为棒子敲打文革最有力的一句话了。
《红岩》是作为小说来写的不假，但是由于人物栩栩如生，所以基本上都能够找到现实中的原型。江姐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的右派朋友们总是拿江姐的后人移民海外来说三道四的。然而那里面比江姐更重要的人物许云峰，却让太多的重庆地下党烈士死不瞑目了。
《红岩》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且受到江青的特别重视。有人无中生有地弱啊智啊地说：江青之所以特别喜欢是因为江姐也姓江也是女的。这样一种说，我相信您一定在媒体见到过，如果您碰巧看了看有关《红岩》或者有关“绣红旗”的控诉的话。
不过有一点十分让人震撼的事实是：重庆地下党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大佬叛变投敌，居然没有一个女性！
也是烈士的冤魂不平静，从《红岩》出世的那一天起，告状申诉上访就没有停止过，焦点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云峰。我相信，作者绝对不是要故意宣扬一个叛徒。然而许云峰这个人物描写得太出神入化了，那些有幸逃生的囚犯们，还有那些看守们，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
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化名杨清的许建业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信后悄悄拆阅，觉得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禀报上司好处更多，于是把信交给了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事态远未就此完结，狡猾的徐远举，从已经打开的缺口，推出了惊心动魄的“多米诺骨牌”。
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刘在前，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挡住。志成公司的职工指称他常来找许建业，刘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捕后，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李忠良交出卖的余永安密捕，即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
余永安在街上指认出“老张”，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和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的头顶。刘国定终于崩溃了。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重庆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
下面就要说罗广斌与《红岩》了。
罗广斌是白公馆越狱脱险的英雄，这一点没有疑问。越狱成功后，罗广斌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在押往刑场的路上，他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广斌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有过失误的英雄依然是英雄，但是过失杀人也是犯罪。
您自己说，有人痛恨罗广斌与《红岩》，还说得过去吗？
三大战役都打完了，他们还是投降了。
小说红岩的故事还没有完。我看了看质疑的焦点，主要是与事实不符。我觉得这样否定红岩很好笑。小说嘛，怎么可能与历史完全相符呢？又不是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坐在什么地方的大是大非问题。淮海战役的帅印都是小事情了。
现实历史事实是这样的：
1948年4月17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叛变。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
刘国定在叛变后，还出卖了远在上海的南方局联系机关，以及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方式。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
刘国定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
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造成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和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被捕。而随后涂孝文和蒲华辅的叛变，使得整个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
当涂孝文和蒲华辅叛变以后，看到自己的同志的悲惨遭遇以后，居然又背叛国民党。我们可以猜测，或许是军统许诺过他们，抓到共党要犯以后，不会动杀机什么的。据难友们观察，他们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参加特务组织。“痛定思过”后，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关在白公馆十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共产党”。
李文祥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是个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与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与他太太见面，李文祥叛变了！入狱八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出卖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
解放后，李文祥向党组织是这么交代的：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成都解放后，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说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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