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1895年3月1日－1931年11月29日），字择生，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 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曾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保定军校毕业。1920年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曾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等。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曾著文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并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展开反蒋活动。1927年，邓演达帮助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策划了南昌起义的整体军事行动方案。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麟麒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
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的邓演达，是一位让蒋介石忌讳的人物，这是因为邓演达在黄埔军人中威望极高。著名记者恽逸群这样评论说：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虽不一定说高于蒋介石，至少是足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不在蒋介石之下。”邓演达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代表人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两人遂分道扬镳，邓演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史称第三党)，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提出平民革命理论和进步的建党理念。
邓演达的所作所为让蒋介石感到切实的威胁，因为邓演达对军界很熟，尤其在黄埔军人中威望很高。恰如恽逸群所说的那样：“黄埔出身的学生，是‘蒋家天下’的奠基石，如果这一基石发生动摇，‘蒋家天下’就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领袖相斗争，其惟一优势就是黄埔军人在他掌握之中，为其他国民党领袖所不及，能和蒋介石争夺黄埔军人领导权的只有一个邓择生(邓演达)，因此邓择生是蒋介石的劲敌。”邓演达利用自己的影响，在黄埔系内组织起“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反蒋力量，组成军事同盟，进行军事策划。同学会的发展十分迅速，一度曾达到五千人以上，像后来的黄埔名将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甚至包括陈诚，都与这一组织有所联系。邓演达的活动让蒋介石十分惊慌，于是通知上海租界及上海警备司令部，出重金悬赏，侦缉邓演达。1931年8月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元坊20号被捕，11月29日惨遭秘密枪杀。
究竟谁出卖了邓演达？
邓演达之死在社会及黄埔军人中引起极大震动。人们在痛惜之余，也痛恨那个出卖邓演达的叛徒，一时间议论纷纷，都在猜测究竟谁是告密者。时至几十年后，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在诸多怀疑人中，陈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陈诚，蒋介石之宠将，名列“黄埔八大金刚”，与胡宗南、汤恩伯并称军中三鼎甲。其辖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是国民党之精锐，并以此构成了势力强大的“土木系”，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陈诚的起点却很低，在黄埔时只是个普通的上尉官佐，论资历远远不能和何应钦、张治中、顾祝同等相比，然而却在几年内迅速窜红，尤其在邓演达遇害之后，更是一跃成为蒋介石手下第一号红人。
所以有人怀疑，邓演达被害与陈诚有关。曾为陈诚集团将领的湘籍名将杨伯涛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这样写道：有一件疑案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就是关于陈诚出卖邓演达先生的传说。陈诚于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直属营长是严重，直属团长是邓演达先生。他由于得到邓、严的提拔而投入黄埔军校，从此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陈对邓、严二人不仅怀有知遇之恩，而且奉之为师，极为钦敬。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先生在武汉与共产党合作，严则挂冠而去。后来邓先生建立第三党，与蒋介石作斗争。蒋认为邓是心腹之患的政敌，阴谋杀害。邓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蒋遍索不得，这时陈诚一面积极拥蒋，一面却暗地和邓先生保持联系，因而对第三党的活动略有所知。邓先生被捕去以后，当时即有人说是陈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邓先生致遭被捕。但是另一方面，据说陈诚在蒋杀害邓先生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先生转变。蒋于第二次下野之前，终下毒手，将邓先生杀害。
然而杨伯涛这一说没有任何事实佐证，他甚至连邓演达被捕的日期都写错了，因此遭到了原陈诚系一些将领的激烈反驳。邱行湘曾撰文《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七大疑问，以证明此事与陈诚无涉。其主要观点是，根据他的所见所闻，陈诚为“第三党”人无异，其部下也有许多将领是第三党人，如果是他出卖了邓演达，许多将领必然不会再为之卖命，而且邓演达最好的朋友严重先生在抗战时期重新出山与陈诚合作。邱行湘还听说，鼓动蒋介石向邓演达下毒手的是胡宗南、何应钦、戴季陶、陈立夫、戴笠等人。
黄维也认为，以陈诚对邓演达的感情和崇拜，决不致卖友求荣。他在纪念邓演达的文章《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中写道：邓先生的革命言行，向为严重、陈诚及黄埔同学所尊敬。1930年春，陈诚赴沪谒邓时，仍表示支持其主张。陈对邓很尊重，愿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内，为邓提供生活费用，并请邓派人到十八军工作……抗日军兴，黄琪翔、严重、朱代杰……等第三党人，东山再起，复投陈诚麾下，贯彻邓先生“打倒帝国主义”的一贯主张，都为陈诚所重用。
宋瑞珂也发表文章《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文章指出，陈诚自入黄埔就一直为蒋介石欣赏，且立功累累，到北伐时已凭战功升任师长，特别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的东山再起，更是获得蒋介石之宠信，从此飞黄腾达。可以说：“陈诚的发迹和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在1930年以前就开始的，而并非在1931年邓演达被害之后。”邓动摇了蒋的军事基础，使蒋动了杀机。为弄清事实真相，黄维等专门致函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请求将真相告之。1982年9月3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给黄维发了一份专函，写道：出卖邓演达先生的是叛徒陈敬斋，不是陈诚。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从邓先生被捕迄今，数十年都无疑议。所以在解放以后，我党即把捉拿叛徒陈敬斋归案作为当时一项重要事情来办的。陈敬斋是1950年春由江西省公安部门在景德镇捕获的，经解京审讯后，于1951年秋在此伏法。他出卖邓先生的经过，据中央公安部1950年10月16日致我党函称：“据供，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同年8月17日，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愚元坊20号邓演达出席地方干部训练班之际，陈犯听讲未及一半，伪装肚疼离席外出，向预伏之伪警备部侦缉队联络，遂将地址包围，当时被捕者计有邓演达先生等十余人。事后该犯即赴南京，向蒋匪领取奖金一万元。以上事实均供认不讳。至此，邓演达被捕遇害一案真相似乎已是水落石出。
争论并未终结
没想到，争论并未终结。到了1988年，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演达年谱》，作者丘挺还是继续坚持以下观点：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陈诚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伪装拥护邓演达的样子，到上海看望邓演达，并拿出一笔钱给他做活动经费，还表示愿意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中为邓演达提供生活费用;又让邓演达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邓演达一时不察，以为陈是自己的旧部，会有良心血性，可以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效力，便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陆续告诉他。陈诚每从邓演达那里得到消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报告，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应付邓演达;甚至邓演达给他的信，也原封不动地送给蒋介石拆阅后才敢看。这样一来，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活动便了如指掌，陈诚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
丘挺还加了一个注解，说明坚持以上观点的理由：这是1940年6月叶挺在游峨眉山途中沉痛地对李洁之谈及的“从多方打听，获得可靠的消息。”(见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期)丘挺接着认为：“邱行湘、黄维、宋瑞珂等以邓、陈两人公交私谊甚密和向特务告密的是陈敬斋为由，反对此说，但所述理由并不能证明陈诚不会直接向蒋介石出卖邓演达”。1984年夏天，文强在谈及黄维观点时，也认为轻易否定陈诚之说是不妥的，而要肯定此说，需查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不是短期能办到的，现故从叶说。
有关农工党党史史料上，关于邓演达被捕原因出现这两种说法，并引发这一场激辩，实出乎农工党内人士意料之外。一种说法是，邓演达是被陈诚“用诡术”出卖，导致被害。主要见于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缉》第57辑182页）和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同前《选辑》第9辑88页），以及丘挺、文强等人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完全否定这一观点，见于黄维、方靖两文，均载于《选辑》第72辑，黄文认为杨文背离历史事实，所述于史无据，或不真实，提出11条异议；方文提出14条异议。黄维、邱行湘、宋瑞珂又在《选辑》第84辑各发表一篇文章：“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黄）、“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邱）、“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宋），对杨文观点作进一步否定与反驳。
黄维认为，杨文所列有关邓系陈出卖之说，既非个人，亦非别人亲历亲闻，只是道听途说加主观臆测的无根据的不实之词。邓被捕、被害是1931年8月至11月间的事，黄维当时在北平陆军大学学习，1932年2月，他到江西第18军11师任旅长，听到18军人士对此事的种种议论，后来对此事又作进一步了解，与宋、邱合作发表《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载于农工党《前进》，1981年11期）。该文指出：蒋对邓的革命行动，既怕又恨，于是收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叛徒陈敬斋，密捕邓演达。黄还引用原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怀念亡友邓演达”（载于《前进》1981年12期）的大段表述，认为：陈诚用“跪术”出卖邓完全没有根据。黄维在文中指出：杨文写到“陈对各方面运用跪术的事例甚多，实难以枚举”。但就事论事，实无根据。宋瑞珂当时是18军11师63团团长，萧乾是18军11师31旅旅长，两人观点均与黄一致。
邱行湘是陈诚亲信，他在文中提到：陈诚一向对邓十分尊重，本身是第三党秘密成员，数度给邓提供经济与军事支持。第三党是以陈诚的武装作为实力基础的。邓被害，陈闻讯后“十分悲痛，泪如雨下，寝食俱废”，决不致忘恩负义出卖邓演达。
最后的斗争
邓演达被捕后，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因此索性进行公开斗争。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中亲笔写下自述，简略叙述了他的革命经历，并表明他“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此件珍贵的自述，目前尚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由于众多军政界人士纷纷出面保释，蒋感觉邓的影响力过大，更促使蒋必须尽快“除邓”的决心。1931年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卫士长王世和按蒋的密令亲自下手杀害了邓演达。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积极营救，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系的许多军人，都愿意冒险营救邓演达出狱。但多个营救方案都失败了。1931年12月初，邓演达被杀的消息走漏出来，宋庆龄得知后，心急如焚，急赴南京了解真相。她当面向蒋介石质问道：“现在你准备下野了，为什么不将邓同志等立即释放？邓同志移到何处去了？我此时必须立即和他晤面一谈。”蒋知道无法隐瞒，遂说：“现在你不能和他见面了，他有许多危害政府的证据，我已经将他枪决了。”宋庆龄悲愤填膺，当场掀翻茶几，当面怒斥了蒋介石，随后回到上海，将此噩耗转告临委。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
1931年7月，邓演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们都是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荒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这是邓演达理想境界的真实写照。作为农工党人，我们都应当熟知，我们的创党人邓演达曾是怎样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他血洒刑场已80多年了，但其革命精神，舍身取义的品质永远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进！
人物简介
1、杨伯涛（1909—2000），湖南省芷江县人，1926年加入王天培第十军教导团，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国宁汉分裂，杨伯涛转入程潜第六军教导团，任第六军第十九师排长。1929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1935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第十四期。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由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委任为营长，率部抗日。1938年，转任黄维十八军十一师上校参谋主任，参加南海战役，保卫南昌。后又随军到平江地区协助汤恩伯阻击西侵日军。1939年2月，任九十四军一八五师五五三团团长，驻宜昌西岸，隔襄河与日军对峙，经常率部过河游击，破坏日军后路和偷袭日军据点。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宜昌失陷后，随九十四军在大巴山高地守卫重庆门户，与日军对峙。1941年任一八五师参谋长，参加反攻宜昌之战。1943年1月，参加鄂西战役。1943年10月，参与策划常德会战，主管作战计划。1945年5月，雪峰山会战中，日寇妄图夺取芷江机场，杨伯涛所在的十八军奉何应钦之命协助王耀武第四方面军作战，大获全胜。杨伯涛率部自溆浦南下，收复山门市，歼日军一个轻重联队和步炮队一部，在空军配合下占领日军后方交通唯一通道石下江，将日军包围，促成雪峰山大捷。1947年7月，接替胡琏任整编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任十八军军长，列入黄维十二兵团，开赴徐蚌战场。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在徐蚌战役中被歼，杨伯涛也在双堆集被俘。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获特赦，任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2000年因病逝世，终年91岁。
2、邱行湘（1907—1996），国民党军少将。字辽峰，江苏溧阳南渡镇邱家桥人。黄埔军校第5期步科毕业。是黄埔系和土木系骨干将领。邱行湘出生于大农户家庭，18岁考入黄埔五期步兵科，35岁成为将军，1946年在东北四平战役中大显身手，被蒋介石誉为邱老虎。建国后为江苏省五、六两届政协委员及文史专员。
3、宋瑞珂（1908——1995），汉族，山东青岛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以及东征和北伐战争。抗战爆发后，历任国民党第十四师副师长、第十八军一九九师师长、第九军副军长、第六十六军军长，被授陆军少将。先后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等对日战斗。解放后，任民革中央监委，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后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4、方靖，1900年出生于江都县仙女庙镇。1920年初，投入广西武卫军，在总司令部当宪兵。1925年9月，粤军协同黄埔军教导团发起第二次东征。1925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习（潮州分校）第二期受训，1944年任职国民党79军军长。1949年1月，解放军向国民党79军发起进攻，最终被俘。 1966年4月，方靖随国军第六批将领一起被特赦。
5、黄维（1904年-1989年），字悟我，出生于江西贵溪一农户家庭。黄埔一期，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表现神勇 。曾任十二兵团司令长官，俗称“黄维兵团”，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致力于军史研究。1989年3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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