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3 二大爷 暗黑的历史
现在有人说要振兴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抵制洋节。这真是误会，说得好像我们之前抵制得不够似的。我们中国人抵制节日是有光辉传统的。不要说“圣诞”这些个倒霉洋节，就是自家的春节，一样抵制。
1967年，“破四旧”方兴未艾，革命小将们已经砸烂了可砸烂的一切，只剩下形而上的所谓传统文化还没扫进历史垃圾堆。上海一个小有名气的叫做章仁兴的红卫兵，在组织的安排下，于1月25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向广大革命群众发出了“春节不回家”的倡议。大胆的放言：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闻风而动的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通过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的心思，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人民日报》不甘人后，发表了 “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痛心疾首的呼吁广大群众：
“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旧习惯！”
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不仅仅是春节不放假，还规定探亲假也一并取消。想想也是，祖先都不用敬了，你还敬父母和夫妻？没理由嘛。走在革命前头的上海市在当年的除夕，严禁悬挂一切节日祝福的条幅，取而代之的是 “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人的狗头”“火烧、炮轰、揪出某某人”之类的革命标语。
全国各地迅速跟风，春节这个中国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就此消失，整整13年！直到1979年，又是《人民日报》，对没错，又是它。站出来吼了一嗓子《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这才把春节这个倒霉孩子从革命历史的垃圾堆里面捞回来。
所以抵制圣诞什么的，你开心就好啊。完全可以做到按需抵制，什么传统文化、西方文明这些牌坊，顺手拈来，想砸烂谁就砸烂谁。最好再来一杆“扶清灭洋”的大旗，挂在煤山的某个风口。
2017/12/23
调查报告：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发展到何种程度？
本文作者：董磊明 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修远基金会专题报告，原载'文化纵横'公众号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传播。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当前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及其与中国本土宗教势力的消长状况；进一步从乡村社会内部的视角来理解西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各种邪教得以迅速传播的社会因素。
本报告认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其社会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传入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決。而此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枝节性“复兴”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给予人们应对社会变迁的精神性满足，亦无法对抗话语体系、组织体系更强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了及时地回应，藉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
本报告中主要的概念“西方宗教”，是指包括以圣经为基本教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基督教异端组织（即本土邪教组织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其中以基督教为主要叙述对象，基督教仅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出现的基督新教。“地下西方宗教”概括的是所有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或不承认政府领导的西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地下天主教、基督邪教组织等。
在调查点的选取上，本报告遵循区域差异的原则。在广泛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将中国农村汉人居住的核心地区分成南方（华南）、北方（华北）、中部、长三角五个区域。其中南方和北方农村是中国主要的农业产区，是农民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我们对宗教信仰的调查也主要集中在该地区。
当前中国农村的宗教概况
西方宗教在我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入到解放前夕，二是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夕，三是八十年代初宗教开放政策到现在。
当前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西方宗教都是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似乎有“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呈急剧衰败之势。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在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占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稳中求进，地下天主教势力在河北、温州一带较为严重。
就区域而言，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宗教生态差别十分明显。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无法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的庞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
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给予人们应对各种变化形势的一套相对圆满说法。因此该地区传统信仰体系构成了对西方宗教的抗体，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但调查表明，南方信仰体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西方宗教的抗体正被人们怀疑和抛弃。
（一）中国农村宗教生态的基本特点
1.西方宗教遍布北方农村，在南方农村缺少根基
从全国农村的宗教生态来看，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另有50%左右的人声称信仰传统的民间宗教，如烧香拜神，其他的则声称什么也不信，或者信仰自己、信钱，或者信仰共产党，或者信仰基督邪教。尽管传统信仰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督教“三自”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它主导着信仰的话语权和信仰空间，并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传教欲望，传统信仰在基督教面前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往往被后者贬斥为“封建迷信”和拜偶像，因而越来越萎缩。且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从北方农村的地域来看，几乎每个省份的基督教信徒都要远远超过南方省份，农村信徒更甚，其中又以河南为最。天主教也主要存在于北方农村。
南方农村几乎没有正规基督教的身影，只有家庭教会和基督邪教在不遗余力地渗透。一般的县域内没有正规的教堂，只有少数聚会点，一个偌大的县城只有两个家庭聚会点，相当于北方的一个庄。
南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的差异与各自社会内部对基督教的需求有关。而需求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信仰形式对人们的满足程度，二是当地乡村治理的状况。调查表明，北方农村信仰的完整体系已经基本上瓦解，难以满足人们信仰及日常功能的需求，不能提供一套说法，而南方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尚能为人们提供内部的解释资源。并且，北方诸多农村的乡村治理状况确实不佳，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进一步从乡村撤退，退出了了农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农村矛盾丛生、治理出现严重困境、伦理出现危机，等。而南方农村宗族性村落多宗族性村落，社会结构相对较为传统，内生秩序还能整合村庄，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道德建构。
2.北方基督邪教已被污名化，南方尚分不清楚基督教与邪教的区别
北方农村对基督教的认识相对要深刻些，普通教徒和民众能够清醒地区分出“政府允许”的基督教和“歪门邪道”的基督教。北方农村对正规基督教与基督邪教的严格区分状态，既与宗教管理部门对邪教的打击、反面宣传有关，也与该地区基督教的正规化、合法化有关。基督教其内部各种派别在农村争夺信众而相互攻讦、拆台，拉拢对方成员。因此正规的基督教与基督邪教之间往往是竞争关系，前者会不断地制造出后者不合法、反动的言论和事件，以在名誉上维护自身的纯洁和他者的邪恶。
正规基督教由于是“政府允许”而为人们所接受，并接受其对其他宗教的评论。邪教组织在北方农村已被标签化和污名化，因而不被人们认可，尽管有所发展，但速度远没有正规基督教快，而且近年有衰弱的趋势。正规基督教占据着北方农村大部分的信仰空间。
在鄂南、湘北、江西等南方农村传播的基督教主要是基督邪教，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正规的基督教一般只在县城少量存在。人们并不认为这些基督邪教是邪教，基本上没有正邪的概念，普遍认为是信仰基督教。人们除了对它“不要祖宗”甚为反感外，一般不主动排斥。
南方对正规基督教与邪教缺乏严格区分，与该地区对基督教需求较少、正规基督教发展缓慢有关。由于南方农村自身内部的宗教信仰体系相对较为完备，特别是对祖先的崇拜非常虔诚，将祖先视为真神，处在村落信仰体系的中心。南方的信仰体系是抵制基督教传播的重要堡垒。南方基督教传播少，人们对它的认识就很不清晰，认为只要是信仰耶稣的都是基督教。
基督邪教与正规基督教的区别，除了对教义的理解、组织的缜密程度、宣扬的功能满足之不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传教的动力不同。正规基督教传教动力远比基督邪教要小。正规基督教，特别是“三自”教会在需求较较少的南方地区传教，只要遇到阻力、认为难以传播之后，就容易退缩，不再主动向这些地方传教。而基督邪教则相反，它有极强的传教、扩大组织的冲动，并在内部规则中明确规定信徒传教的义务与数量。因此，即使在需求较少的地方，也很容易发现基督邪教的身影，尽管传播的人数很少。这样人们就容易根据基督邪教来定义基督教。
3.北方传统信仰体系丧失主体性，南方尚能自圆其说
任何一套完整的文化信仰体系要在当地生根、得到人们的认可，必须满足提供三套不同层次的支撑系统。从基督教传入情况来看，北方农村的文化信仰体系已经丧失了完整性，无法给予人们这三层次的支持系统，而南方则相对保存完整。
首先，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给予置身文化信仰系统的人们以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正当性之内部解释及规则系统。北方农村文化碎片化之后，就不再是人们能够获得社会性面子、荣耀、地位、权力的评价系统，这一系统也越来越弱化，人们可以轻易逃逸出去。特别是当村庄出现其他团体性人际关系网络和评价系统时，这样的逃逸就更可能。基督教信徒是当地最决绝的逃逸者，他们完全是对村庄评价系统的规避，显得很决绝，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教会里获得这样的评价体系。他们干脆利落、不留一点瓜葛的退出，一方面表面教会的评价系统更吸引人，他们完全可以在其中获得某些社会性、精神性的成就，另一方面则表明的是村庄的评价系统已经瓦解，不再构成吸引力和对人们的压力，对退出者已经没有了任何惩罚措施，即在评价系统上进行边缘化，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但南方尚有，人们在这里很难有彻底的退出机制，无论是村庄价值评价体系还是信仰，都没有退出的机制，即使是不信仰鬼神的个人和家庭，也必须得服从信仰层面的一系列规则。否则就会遭遇村落的惩罚。在对待基督教问题上，南方基督教信徒很难完全退出传统的文化信仰系统和人际关系网络。
其次，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能够回应社会变迁，给予人们角色和地位变化以一套说法，安定人心、固化社会结构。北方农村的文化信仰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无法在整体上具备一套完整的、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因此在面对变迁时就难以应付，自乱阵脚，所以社会才会感到惊诧莫名，又无力解释，因此会产生心理的焦躁和社会结构性的紧张。同时，面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时，又显得过于萎缩，在“封建迷信”的阴影下，一步步退缩。
南方尚能应对变化的政治社会秩序，特别是其祖先崇拜与传宗接代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事物的许多解释就倾向于从这里头去寻找原因，例如，当某一祖先下来的子孙其实命运并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从其更近的祖先寻找，因为各自有各自最近的祖先，这是不同的，因此命运也就会不一样；而对待当下的变化和人们之间的差距时，不是陷入恶劣的社会性竞争，而是将“出头之日”放在将来，有儿子就有世界、就有未来。因为这一套体系人们还在秉持着。北方则陷入了残酷的社会性竞争当中，就会有许多被甩出来的人，成为村庄的边缘性群体，而成为边缘性群体，又没有解释系统能够给予他一套说法，让他安心接受现实，基督教进来很快就皈依了它。
最后，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能够给予人们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系统。当下农村文化，正在丧失这样一种提供价值的可能，村庄很难再生产出这样的价值体系。北方文明的碎片化，早已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传宗接代已逐渐被人们所唾弃，生育观念在最近的若干年已经转变，多子多福已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生两个儿子哭一场成了人们的共识。而其他的价值体系又无法建构起来，所以价值失落者甚多，农村价值正处在飘零阶段。
南方文化和信仰体系中，尚有支撑超越性的基础，那就是以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文化体验。对于农民来说，精神上的寄托就是传宗接代。人们在现世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创立祖业让后代继承下去，将家族发扬光大。“有儿子就有世界，总有出头之日”，如果没有儿子，“想想后面冰冷冰冷，人生也就懒得去奋斗”，因为没有传宗接代的人继承自己所创下的业，所以还不如及时享乐。农民不管受再多的苦，都会想方设法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只有完成了此任务，他们的人生才获得了圆满。因为南方文化信仰系统能够给予人们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基督教提供的永生盼望不太感兴趣，基督教难以在价值层次上吸引信徒。
（二）中国农村宗教生态的整体状况
1.当前农村宗教呈现出西强中弱的整体态势
近三十年，西方三种形式的宗教在中国农村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基督教在农村宗教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天主教稳中求进，基督邪教组织在全国农村各地渗透。中国传统宗教和信仰形式则趋于衰弱，丧失了完整体系和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能力。
本土的邪教组织在北方农村处于地下状态，在南方则大多公开活动。本土邪教产生于北方农村，但因北方农村正规基督教极其壮大，不仅缩小了邪教的发展空间，而且已彻底将其污名化，普通农民能够分辨基督教与邪教。而南方农村基督教发展甚少，没有正规基督教与邪教的概念，一律视为基督教，从而使邪教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等能够相对公开的传教，但亦因其对祖先的不敬而难以获取信众。邪教组织的这种生存处境为国家严厉打击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群众的心理基础。
传统民间信仰在全国趋于衰弱态势，不存在“复兴”之实。民间信仰在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似乎有“复兴”，但此复兴之风多流于形式，缺乏厚实的实质内容。北方农村的民间信仰体系在经过历次革命、运动之后，到八十年代已趋于瓦解，“复兴”的只是传统信仰体系中的枝节，但遇到基督教强劲侵袭时，往往脆不可当，很快被“封建迷信”化和边缘化，成为不合法、不合理的信仰。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尚较为完备，但总体趋势是衰弱。
2.基督教在北方农村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与唯一合法性
北方农村95%以上的宗教信众为基督教徒，其他四大宗教信徒不到5%。就全国主要的基督教蔓延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沿海等，基督教信众（“三自”、家庭教会）在总人口的10%—15%之间，若将未成年人算上，则在15%以上。据调查学者预估，全国三自教会人数是2500万至3000万，家庭教会人数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总人数要近1亿。由此估算，基督教信徒和认同基督教的人数应在1亿到1.5亿之间。基督教在南方农村发展较为缓慢。
3.基督教“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基督邪教三者关系微妙，不容忽视
三者都以圣经作为自己的教义来源，基督教“三自”教会是政府认可的唯一合法的基督教组织，家庭教会则是处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政府采取的是不出事不管理的默许态度，本土基督邪教则是基督教的异端组织，对教义的理解和组织形式都有别于前二者。“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就目前在农村的发展而言，几无区别，两者的联系特别广泛和深入。
家庭教会大量吸纳“三自”教会各教会领导层中的失意者或斗争的失败者，扩充自己的阵容、提高对教义理解的层次，同时也高薪聘用“三自”教会神学院培养的学生作为自己的神职人员，为“三自”教会神学院减轻了就业压力。在其他方面，“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交流也十分频繁，特别是新一代的神职人员和教会管理者几乎没有二者的身份区隔，在对中国近代史、海外教会、基金会等的认识上几乎是一致的，“三自”教会甚至通过家庭教会从海外募取大量资金。本土基督邪教组织则直接产生于家庭教会。
4.南方农村强烈的文化信仰主体性，是抵挡基督教侵袭的堡垒
南方农村普遍将祖先奉为神灵的信仰，在两个方面阻止了人们对基督教的选择：一是对祖先的强烈情感寄托，使人们对基督教的反祖先、反偶像崇拜的教义宣传甚为反感，从而远离基督教；二是祖先崇拜给人们提供了近乎一神教的信仰体系，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对变化社会的解释，祖先是唯一的、不可选择的，因而难以投向信奉一神的基督教。同时，南方的鬼神信仰仍保存着较为完备的体系，能够自圆其说，是抵制基督教的强有力网络。
较北方农村相比，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较为完备，具备自主的解释系统和价值生产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挡基督教侵袭的重要堡垒。因此，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传播不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问题，而是农村自身传统的文化和价值主体性的强弱问题。具有强烈的文化与价值主体性的农村地区，在面对农村上发生的各类现象、社会实践和变迁带来的阵痛时，就有自己的一套解释话语，且能够自圆其说，无须寻求外在的解释资源，并且对外来的解释体系有着敏感的文化保守性，往往采取拒斥的心态。
基督教传入农村的社会背景和发生机制
（一）农村基督教发展的社会背景
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大致有四大社会背景，分别是历史积淀、三十年巨变、革命后果、基层政权部分撤出农村。首先，改革近三十年农村的巨变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在农村沉积了诸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给农村社会带来阵痛，如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心理的波动、家庭危机、伦理失序等，急需要安定人们的心理、固化社会结构以及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然而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经历新中国前三十年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经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无法应对转型期人们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在近三十年不逐渐退出农村社会管理领域，不再关注农民私人领域，不回应社会需求。此时，基督教传入农村正好契合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需求，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快速传播的社会基础。
1.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积淀
建国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规训，在华传教士被驱逐，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文革”期间，所以基督教会的领袖、精英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打压，教产充公改作他用。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以后，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契机，且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它们的宗教教产得到了归还和补偿，神职人员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宗教开放政策承接解放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基础，使基督教在这些已扎下根的地方获得了更大的合法、合理性，为其传播获得了人们认可的心理基础。调查发现，历史上基督教较较为活跃的省份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和福建沿海近三十年基督教的蔓延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信众数量尤为庞大。并且，在这些省份内部，历史上有教堂的县和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也要较其他没有基督教历史痕迹的地方要迅猛，人们更容易接受。
2.改革开放后农村三十年巨变
不理解改革开放后农村三十年的巨变，就无法理解基督教为什么在农村蔓延如此之快。农村近三十年的巨变承接前三十年的社会改造而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的颠覆性转变，二是价值观的迅速更迭。农村社会结构的真正转型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结构从等级化向扁平化方向转变，表现为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关系的无等级化，另一个是村落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与社会转型相伴随的是农民传统价值观的嬗变，一是家庭的核心化和夫妻关系的爱情化，年轻夫妇对传统以传宗接代为基准的价值理念不再有坚定的信念，二是传统价值寄托的失落。
总结起来就是，改革三十年给农村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价值观出现了严重混乱和失落现象，因此农村急需要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来对社会结构进行镇定，为人们提供一套新的价值理念。
3.新中国在农村的改造运动对传统信仰的毁灭性打击
新中国政权对农村的建设运动，目的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为工业化国家做贡献，形式就是在革命话语和科学话语的旗帜下对农村进行彻底的改造，而首当其冲的是支持农村原由权力结构的信仰体系，它后来被列为“四旧”之一。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遭受到了灭顶之灾，整个体系被支解得支离破碎，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然接受了新政权对传统信仰体系和红白事中的礼仪、规则的定义——“封建迷信”，信仰它、按照他的规则来行为即是不具备政治正确性。并且，三十年的农村改造还摧毁了支撑传统信仰体系的社会结构和物质基础，如宗族组织、宗祠、族田族产等。
南方农村虽然也遭遇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造工程，信仰有所中断，但由于各种原因，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整体上受到的冲击较小，宗族结构和组织仍保存较为完整，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体系没有被完全支解，八十年代后又迅速恢复、重建，占据着人们的信仰空间。
4.国家（基层政权）退出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一直在从集体时代全能主义体制中退缩，将大部分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职能交给农村社会，其理论基础是国权退民权进，希图社会的力量担负起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完全退出了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包括家庭与个人的心理和精神。传统的儒家思想既关注现实政治，也关注私人领域，关注人心，扮演着世俗宗教的角色。集体时代的基层政权亦对私人领域进行着“监控”，为私人领域提供救济，关注个人的精神状态。
现在，当基层政府无暇也无力顾及“人心”问题时，转型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巨变，往往又表现在私人领域和“人心”上出现问题。基督教的迅速发展正好填补了国家（基层政府）推出该领域后留下的空间。
（二）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生机制
1.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功能性信仰是信仰基础
除南方的祖先崇拜对于宗族和家庭而言具有唯一性、不可选择性外，南北方大部分民间信仰的神祗都不是唯一的，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神祗，这种依据需求不同而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功能性信仰。功能性信仰的最大特点是，神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而不存在主导的神。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神和神的组合来满足自己不同的功能需求，而选择的标准是神能力的强弱，哪方神圣更“厉害”，我就可以放弃原来的信仰，而投向这个神的怀抱，不用担心冷落其他神而遭受惩罚。对选择能够通神的人也一样，哪个人的神性更大、更能通灵，就选择他。
功能性信仰的这些特点，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无论是为治病信主，还是希望防止变故再发生，抑或是打发时间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信主，无疑都是，都是为了生活中的某种功能补遗。因此人们加入基督教秉持的还是一种功能性的信仰，其他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2.为什么留在基督教——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基础
如果把“生气”放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考察，那么容易或经常生气的必定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结构的人，“生气”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举动皆源自他/她对这个社会结构的不满或反抗，是企图改变而又无法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角色和地位的结构性紧张，这种紧张造成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要使不稳定的社会结构重新固化，让每个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社会给自己安排的角色，那么就需要镇静剂。基督教就是一副镇静剂。
基督教向教徒宣扬忍让、谦卑、悔改、认罪等精神，要求教徒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归咎于他人；《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教导人们说，饶恕人的罪，我就饶恕你的罪，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首先放弃自己之前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规训自己的脾气，通过自己的改变而改变他人。
基督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的作用，一是为低层人群和阶层提供一整套对当前状态安之若素的说法，使他们放弃反抗的念头，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他们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承认当前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提供一套新的关系网络、评价机制和行为模式，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实践和盼头，从而使人们退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性竞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不争与不吭，在当前社会结构中无所作为就是对它的承认与合作。
3.为什么虔诚信奉基督教——双重价值失落是价值基础
这里涉及到农村的价值观变迁。首先是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将人生意义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的价值观念在经过集体时代的改造和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冲击，已经逐步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思想意识。人们更多的希望在当下的生活中获得荣耀、面子、地位、权力和成就，即追求社会性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激烈的、以物质为依托的竞争。被社会性竞争甩出去的（家庭）在村庄中要占10%的比例，竞争越激烈，竞争的参照系就越高，被甩出来的家庭就越多，比例越大。这些家庭一方面散失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难以回复过去以获取面向未来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性价值竞争的失败者，无法在竞争中获得意义，因此这批人就出现了双重价值的失落，人生昏暗而无前途。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给予这些人一个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在进入天堂、得永生的承诺中最终在精神层面归依基督教。基督教教义中给予了人们一套“为什么活着”的理论体系，为教徒在躁动的心灵安顿下来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憧憬，使人们对未来有了盼头，安顿了灵魂，这便是为什么教徒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