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共产主义（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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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续上一部分：谈谈共产主义（三（上）））

3.3 共产主义剥夺了人们基本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诸多选择权。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契约制度，它不是也不可能基于自愿，它必须基于全局的强迫、强制。它不经论证，但正确性不容质疑，不容讨论、辩论，它要求社会全体无条件地一致认可、遵循权力解释下的“正路”设计，服从它的种种规划，在方方面面取得它的许可。作为个体的人没有机会自由选择，没有权利说不，否则就是违法、犯罪。共产主义对人自由选择权的剥夺是普遍而广泛的，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人们基本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种种选择权。

人有作于已有利的选择，趋利避害的权利。自由，即是有选择。利于人生存、生活的社会，一定是多样生态，让人有更多选择余地的社会；单一生态，让人缺乏选择的社会，一定是不利于人生存、生活的社会。

人各有所愿、所能、所长，这自然地与社会分工和劳动形式的多样性相适应着。劳动，不是一个狭隘概念，劳动，不是只有体力形式，管理、投资、科学、文化、艺术、学术、等等等等，都是为人类文明奉献重要价值的劳动形式，它们的从事者，都是无可置疑的劳动者。

当没有共产主义的强制与强迫时，人们是可以这样生活的：

自由地开创、经营自已的产业，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个人幸福，没有公有系统的挤压与欺凌，没有公权力无处不在、无处不伸、无人不涉的层层干涉、管制、控制、盘剥与勒索；

多样化而非一支独大的经济为社会提供着更丰富的产品来源，经济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让消费者受益，让优秀的生产者、管理者脱颖而出，令社会富有活力；私营企业的蓬勃为众多人提供着工作、生活的机会；人们可以在众多雇主中作出选择，不必屈从唯一（同一体系）的雇主，任其无限度地盘剥和虐待也只能无奈地忍受；更多的工作机会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生存空间、上升空间；

人们都有机会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作物、树木，养殖禽、畜、鱼，为自己，为他人提供食物，提供资源。食物和资源来源渠道的多样性，为它们的充裕、安全、优质提供了更多保证，人们不必对某一特别的来源形成过度依赖；

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购买房屋还是自建房屋；人们的房屋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人们能自由地选择居住的环境。在享有居住的充分选择时，人们就有了更多远离豆腐渣工程和种种安全隐患的机会；

人们能自由地流动、迁徙，选择他们喜欢的，他们心中宜居的地方；他们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离开给他们带来困境或生存危机的地方；

人们可以自由地提供，自由地选择真善、真知、真质的教育，不受虚假、肮脏、败坏的洗脑体系的荼毒、勒索；

文学艺术的从业者，不再受公权力的豢养，它们的研究与创作，不再把唱赞歌作为最大的使命；

。。。

共产主义把上述一切都变成了幻想。它控制了人们生存、生活的命脉，侵入到人们生活的最深处，渗透至社会的所有空间，扼杀了人们生存、生活的种种基本选择权。

3.4 共产主义摧残了人们自我发展、自我保障的能力

私有权是自我保障、自我救济，自我发展，实现人生愿望的基石，也是人应对生存危机的重要屏障。

人不能丢掉人自我拯救的能力。

公有制使民间财富、资源极为贫乏。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为公权力效力，极大地依赖着公权力的分配和赐予，他们的自我保障能力、自我救助能力前所未有地虚弱；公权力对资源、财富的极端垄断，对社会的极致控制也使人们发展上升的渠道极其单一，卖身为公权力系统比较高级的成员，几乎是富裕与成功的唯一道路。

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的窄狭、逼仄，生活的窘迫、艰辛、疲于奔命使得人们在救助他人上极为力不从心；人们甚至要激烈地竞争民间残存资源，彼此间敌对、冷酷；当人们不得不以领取恶的赏赐来改善、提高自身生活时，他们也不由自主地成为恶的一部分。共产主义是一个充满了生存危机的社会，生活、发展空间极为狭窄的社会，人际间温暖互助贫乏的社会，一个恶无处不在，人与人互害的社会。

生存、生活方式选择权，信息获取权与透明知情权的缺乏，使人们在各种自然灾难，人为灾难发生时，难以趋利避害，难以自救、互救，他们的生命极为脆弱。

共产主义从政策到日常作为都表现出对（个）人权利和生命出于本性的忽视，共产主义不在意人的苦难。

共产主义极容易发生惨烈的大灾难。灾难起因可能是自然的，或人为的，系统性的，或政策性的。灾难必然暴露被遮掩的共产主义的种种反人类罪恶。共产主义不能避免或减少灾难发生，它能做的是全力封锁灾难真相，将灾难变为作秀的舞台。

1959~1961 （或1958~1961）大饥荒，1976及2008大地震，是共产主义灾难的几个实例。

3.5 共产主义践踏、剥夺了人们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本节是对上两节的进一步展开。

强奸，是共产主义的核心思维，共产主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对人的强迫、强制、控（管）制就是为了保证这一思维的顺利实施。

社会范围的扫荡式掠夺需要对整个社会实施最小粒度的无遗漏的严密控制，它们应该是互为因果的。

与虚置的公有对私有侵犯相同时，共产主义以抽象、虚泛的代表公共、集体的名义屏蔽、碾压着个体权利，所谓的公（共）权利（力）在每一个场合都凌驾于具体人的权利之上，公权力事实上成为广大公众权利的践踏者，使人类社会，成了不讲人权，只讲公权的公类社会。

共产主义的广大民众，名为社会的主人，事实上却匍匐于地，与现代人应有的广泛的，真实的自由权利无缘。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要屈从于公权力的安排与管制，他们是处处受胁迫、被决定的，个人意愿与群体选择，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奢望。

他们个人生活领域的自主权是残缺的，如前面提到过的，他们被剥夺了诸多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选择权。

个人生活领域的自主权尽管不完整，但毕竟有一定的残留。而在公共领域、社会领域，普通民众则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主权。普通民众被剥夺了选择、选举权；在公共事务、社会事务当中，他们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决策权，没有参与权（象征性的、表演性的除外），没有话语权，没有知情权，即使他们是该事务最直接的利害相关方。公权力的声音处处回响，民众却没有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意愿，诉说不公、被掠夺、被欺凌、被伤害；人们也难于听到彼此真正的声音。共产主义的政治权力格局是绝对一元化的，公权力之外政治参与的可能被完全杜绝了，独立于公权力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公权力自命为公众完全永远的代表者，自我授權，独断乾纲，肆意妄为；它自充所有民众的唇舌，踢开公众，代替民众表达一切。他们不只是滥用权力，他们不只是背叛人民，他们不只是肆意欺侮愚弄民众，他們不只是殘暴，他们不只是视民众如草芥。

保护人的生命，人的自由，人的各项权利，就必须保护人的私有财产权。约翰·洛克说，“生命、财产、自由是天赋人权，三者密不可分”。被掠夺的财产，被剥夺的自由，被戕害的生命之间的距离微乎其微。私有财产权的丧失或残缺使民众失去了对公权力的独立性，失去了与公权力博弈、抗衡的后盾，他们的权利链条于是就分崩离析了，他们应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谋生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各项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也都瓦解无存，他们只能沦为公权力的附庸、工具与苦役，完全受制于公权力，任之摆布，任之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