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这四十年，我国的社会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整个国家从非理性状态渐渐回归了理性，国家越来越富强，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轻松愉快，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人是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安全感，不会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受到刑法制裁、行政处分和思想批判。说绝大多数而不说全部，是因为尚有少数例外事件偶尔发生（例如近期对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小说《软埋》的批判）。
但是，目前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中问题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对言论的违宪审查：书报检查制度严厉，网络删帖封号现象严重，影视审查制度苛刻。审查部门抱着“守土有责”的态度，严防死守，有时到了神经兮兮的程度，一些审查事件（仅举《武媚娘传奇》一例即可管中窥豹）荒诞搞笑，沦为公众笑柄。我在6月30日发布的微博“对《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的两点分析”一文日前点击量已经超过六千万次，高点击率表明了公众对审查制度的极度焦虑。
最近王小波的《绿毛水怪》改编电影，与导演聊天时，他们说剧本的审查立项过程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虽然是个单纯的爱情故事，但是故事发生的时间涉及文革，就可能通不过审查。联想到过去有人要拍《黄金时代》也曾无法通过审查而在签约之后被迫下马，未通过审查关口的原因不明，大约是涉及知青题材吧。成名作家尚且如此，遑论无名之辈。审查尺度之严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土”呢？表面看是有些题材还有点敏感，比如文革，知青上山下乡，党内斗争，社会上的历次政治运动；实质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只要某段历史中尚有事实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该题材的言论、研究、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就变成了敏感话题。
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言说呢？仔细观察，其中必定有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然而，不承认事实真相对于历史公论没有丝毫用处，除了让人们看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之外，完全于事无补。原因仅仅在于，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有的真相，人们只要想知道，就一定能够知道。再屏蔽，网络信息还是无孔不入。这种局面跟秦始皇时代把书一烧就万事大吉相比，差距可就太大了；跟互联网出现之前只要守住印刷机器这个“土”就没人能知道事实真相相比，差距也是蛮大的。
目前的信息传播手段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凡是人们想知道的，他们都能知道；凡是人们不知道的，都是他们不想知道的。只要某人想知道某事的真相，很容易就能知道。即使中文信息全部封锁，人们还可以看外文；即使中国网络全网封锁，人们还可以翻墙从外网获得信息。而如果把目标确定在要让所有人都不想知道真相，那几乎是任何权力都无法做到的大工程。既然做不到，再做就是无用功，与其做无用功，不如不做。这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吗？
各国宪法中全都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条款，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具体实行起来，中国与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有很大差异，主要就表现的审查制度上。马克思在他生活的年代（19世纪）就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有长篇专论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也是坚决主张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现在，时间之轮已经转到21世纪，中国人民还在争取这个权利，尽管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宪法中也早就有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款。
拿19世纪马克思在德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主张取消审查制度的斗争与21世纪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相比，二者有一个共同点，一个不同点：共同点是，主张言论自由是进步的，坚持审查制度是落后的；前者顺应历史潮流，后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同点在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审查制度是有效的，确实能够限制信息的传播；在21世纪，审查制度已经越来越无效，因为无论多么严厉的审查也无法真正限制住信息的传播，人们只要想知道任何事情的真相，他们一定有办法做到。
鉴于中国已经迈进了现代国家的门槛，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自由”一项，鉴于宪法中写入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条款，现在是彻底检讨目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审查制度的时候了，就在此时此刻。当行政部门出台违宪的审查条款，按照部门的意志随意审查言论（所有的出版物、互联网文章、影视作品），随意责令某些书籍影视作品下架的时候，我呼吁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奋起抵制，积极主张自己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为在中国彻底取消审查制度而努力，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
7月9日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长博文《我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
猫捉老鼠, 老鼠戏猫： 中国网络审查透视
有国外研究机构透露，中国政府强大的互联网审查和监控体系最近展示了一个新能力：删除一对一即时通讯中正在传输的图片，使这些图片在接收讯息者还没看到时就消失掉。但有活动人士表示，中国当局审查和控制信息的努力最终会失败。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7月 19日的一则报道说，中国当局删除正在传输中图片的这一能力，在刘晓波上周四去世之后得到展示。
中国发展的这个新的互联网信息屏蔽功能，是其审查当局大力推动互联网审查和监督能力努力的结果。中国当局的意图是在审查和监控技术上领先于活动人士和其他互联网用户。
刘晓波的一位好友吴杨伟透露，当用中国即时通讯社交平台“微信”向一些朋友发送了附带刘晓波与妻子刘霞一些图片的讯息，但后来得知，他发送讯息的那些接收人根本没有收到刘晓波的图片。笔名“野渡”的吴杨伟称，有时候可以通过旋转图片来绕过审查，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 的研究人员在一份新近发布的报告中称，他们注意到，在刘晓波上周四去世之后，微信首次将图片审查扩大到一对一聊天的范围。
公民实验室的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正在研究微信是如何过滤图片的。他们推理，要想在传送过程中屏蔽图片，因为速度太快，无法通过人工干预，因此，中国当局能够屏蔽和删除正在快速传递中的图片，说明可能有某种算法在发挥作用。
报道说，根据中国的法律，企业必须对旗下网络平台进行严格的审查。中国互联网监控警察已经加强了这道前沿阵地的防线。运营微信的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置评请求。
公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当局的图片审查力度加大这一点是明显的，这是它试图在更大范围内监控敏感讯息措施的一部分。研究人员还透露，除了群聊中被拦截的图片以外，他们还记录了在一对一聊天中被拦截的19张图片，其中一张是画着一把空椅子的卡通画。
报道说，中国互联网审查努力最初专注于发展筛查文字的软件，以便删除政治敏感内容。但结果却是，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们在过去几年间转而开始通过发送图片来绕过网络审查。中国审查部门对此的回应是，通过发展筛查和删除图片的功能来加强当局的审查和监控力度。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亚太法律中心的孙远钊先生，就中国政府审查和监控互联网信息这点表示：
“我们知道，网信办前不久下令加强互联网的控制，并说要打击利用VPN翻墙的行为。中国当局正在步步加紧网络控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互联网审查当局采用这种强力的图片过滤技术，正值中国当局近年来开始利用新的数据技术来加强监控力度之际。目前，中国各城市已开始部署具有人脸识别技术的安全摄像头，用来捕捉交通违规行为和追踪犯罪嫌疑人。地方政府还推出了“社会信用”体系，记录人们的上网历史、账单支付情况等数字生活。
报道说，这些新的能力正在填补互联网审查存在的一个漏洞，即通讯信息太多，审查难以应对。中国活动人士和普通互联网用户一直在钻这方面的空子。
香港出版人鲍朴称，即便中国政府招来100万名网络警察，要审查14亿人的通讯信息仍不够多。但鲍朴也指出，如果有一种能够进行这项工作的机器，那么就可以立即拦截所有东西，不管是有10亿条信息还是100亿条信息。
在德国的中国独立笔会成员廖天琪表示：
“我们注意到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后加大了对互联网上有关信息的审查和屏蔽，我本人也一直能够想方设法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联系，但现在都被停掉了。然而，中国当局试图监控和阻碍人们获得和交流信息权利之努力最终不会成功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活动人士称，过去一年中，他们发现图片拦截的情况更多了，而且有迹象表明，有关审查是自动进行的：一张图片被拦截，而另外一张类似的图片，只因色调不同就可以成功发送。
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员杰佛利-诺克尔(Jeffrey Knockel)说，对图像或其元数据进行略微的改动，就能使其躲过筛查，但经过其它形式修改后的图片则被拦截。这说明，微信的过滤是基于图片的特定数据进行的。
(记者：希望； 责编：嘉远 网编：郭度)
自由亚洲电台
中纪委机关报载文批评一些党员干部使用微信时的“任性”，包括“妄议中央”、造谣传谣等。中纪委要求干部在虚拟网络“守住底线”。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纪检监察报》7月7日刊登题为《微信使用莫"任性"》的署名文章，指在微信上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苗头"，称这是"一股值得警惕的暗流"。
这些触碰纪律底线的行为"从在'朋友圈'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到在微信群发放红包拉票贿选，再到利用微信造谣、传谣"。
文章称，近年来各地查处了多起换届选举期间发放微信红包贿选的案件。文章还例举"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某"，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并发表评论公然否定"一国两制"，后因"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受到纪律处理。
2015年颁布的被称作"史上最严厉党规"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列为被禁止的行为。
《纪检监察报》强调，由于微信的转发功能，"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根本无法想象"。看似私人空间的"朋友圈"，更多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有的党员干部虽没有在微信上发表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论，却在微信上"有意无意地传播谣言"。
微信--最后的"妄议"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当局目前对微信正在实施严格管控，大量的微信群和个人微信帐号被封，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周孝正分析，其背景一是即将召开的中共19大，一是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在社交媒体上对包括王岐山在内的中共高层的爆料。
"大家都不敢说了"。周孝正指出，微信言论已经明显受到钳制，"这种现象非常恐怖 "。如果涉及到向国外媒体发表意见，更是会冒极大的风险。
《纪检监察报》文章要求党员干部"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虚拟网络，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守住底线，自觉规范在微信等网络空间的言论，自觉维护网络宣传阵地"。浙江、天津等省市已出台了关于党员干部使用微信的行为规范，给党员干部使用微信"明确了要求、划出了红线"。
人民论坛网的相关文章还刊出了"党员干部微信使用指南"。建议包括，涉及国家和工作单位机密的信息不能发，通过朋友圈"单位工作分组"也不行；不要使用自己的照片作为头像；尽量不要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作为昵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北京检察院反贪系统轮岗的女士介绍说，她此前所在单位以及现在的岗位早就对在职人员使用社交媒体有纪律要求。由于微信已经成了最普遍的通讯工具，完全不使用显然不可能，但在主动发声以及转发点赞等操作时，她自己会特别小心，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她只使用风景或卡通图案做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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