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死了，使他成了中国民主的一面旗帜，一个殉道者，一座丰碑。
但他本来并不具有这样的素质。很多伟人，仿佛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天生就有神明般的魔性。比如耶稣，我不太信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说法，但历史资料证明确实存在过这个人，他就是有神一样的异质，让见到过他的人就愿意跟随他，至死不渝。很多历史记录证明希特勒身上也有一种魔力，很多人听过他一次演讲就着了魔。我本人在机场迎接过江泽民，竟着了场魔，都搞不清自己之所在，一路狂奔狂喊江主席，现在想起来自己都不相信。
但刘晓波肯定不是这类人。我没见过他本人，只看过他在一部有关64的记录片上的采访录，觉得他是个连话都讲不清的人。他说当时在广场上，被下面的人一欢呼，“就自己飘起来，膨胀起来，就像做皇帝一样，不知天高地厚了....."(大意如此）。反正一看他说话，就觉得他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号召力。在关键时刻，也是胆小怕事，患得患失。他夺下有个学生找到的枪，把它砸断。”千万不能有枪，否则就可能给军队杀人的口实“。人家都已经开枪了，还需要口实？还是怕丢了自己的命！
在64中，有很多人，比他更有领袖气质。象柴玲，虽然她后来名声扫地了，但在学运领袖中，她是最具有神质的。她演讲时意志坚定，绝对，象一株硝烟中的玫瑰。她的演讲让人疯狂，绝决，义无反顾。她象一个女版希特勒，或好听点，中国版贞德。但可惜，在大难将至时，她不愿意去死，也不愿意去坐牢，她要活。在与美国记者一诉衷肠的采访中，她彻底毁了自己成为圣人的前途，也为学运抹上了黑。但不要太苛责她了，作为一个21岁的女孩，她表现得够好了，虽然不是太理想。
而方励之，本是学运教父，资深望众。但他也是个软骨头，大难当头第一件事就是逃到美国大使馆。美国把方当个大事与邓小平交涉，但从方逃到美国使馆的一刻起，邓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威胁了，因此很快就同意让他去美国。方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大为不满，不久就死了。其实这个奖本来非他莫属，如果他敢于迎着弹雨走到广场上，或者待在共产党的牢里坚决不出国的话。
以后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更愿意让他们出国。出了国，他们为了生活，就必须迎合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要求。但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很多时候反共和反华成了一会事。比如说台独，在国外拿了台湾的钱当然得说台独好，这就疏远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再比如法轮功到处抹黑中国，有时言过其实，让国人不满，也使他们失去了国内人的支持，成为海外孤舟。所以共产党学会了一招，如果要让持不同政见者不得人心，就把他们放出国，出国后他们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了”吃狗粮的“，失去了感召力，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形同行尸走肉了。
而刘晓波这样一个不具领袖气质的文人，却意外地成为64的旗帜，就因为他有殉难者的意志和决心。他要出国的话，政府都巴不得。但他就是不出国，就是要把牢底坐穿。64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殉难者，领袖们纷纷都出国了，以后或嫁外国人成了大老板，或自己成了巴菲特的高级助手，不成功的也在台湾混，总之可以说用死难的学生的鲜血为自己国外不错的生活做了铺垫。没有了旗帜，没有了英雄，这个运动本身也黯然失色了。但让政府忌惮的是，还有个楞头刘，他深得甘地曼德拉的真谛，搞”非暴力不合作“。你打我关我杀我都可以，我不恨你们，”我没有敌人“，但我就是要反对你，我打死也要死在国内！
他太迎合了国际上对圣人的标准了。作为西方价值观核心的英美自由主义，崇尚个人高尚的行为。大英帝国做了很多坏事，但它还是有价值观的。就说那个曾在中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戈登吧，他在中国就因为李鸿章背信弃义杀了太平军降将要与李决斗，后来被派到苏丹与当地的穆斯林作战，他宁可战死也不用机枪对待手持长矛的苏丹人，他因为这种侠义的行为虽死犹荣，成为大英帝国的英雄，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后来戈登的复仇者，用机枪横扫苏丹，把已死的敌酋的头颅当墨盒的胜利者，却受到英国民众的唾弃。大英帝国对它的敌人，只要对方有高尚的行为，也是推崇的，如甘地。
刘晓波就这样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一时不但中共，连原64中的他的同志们也纷纷反目。跳得最凶的就是方励之了，还有王丹等。他们的理由就是刘晓波是个调和主义者，甚至是投降派，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成为64的旗帜。
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不足以让他成为64的旗帜，如果他活着出来，养得白白胖胖，象当年的魏京生一样的话，那样他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但不幸又是很幸运的是，他死了，在全世界的关注下，悲惨地痛苦地死了。他的死，共产党很难脱了干系，特别是最后阻滞他出国治疗，死后还销骨扬灰。这成就了他，也成就了64运动。他成为用非暴力行为反抗暴政的典范，64运动终于有了一个高尚的殉难者，从而保证了这个历史事件的永生。
刘晓波，您虽然不具备神质，但还是最后成了圣人！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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