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将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浮之经验传诸子孙，将之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199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度过了他80岁生日，为了表示庆贺，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OPT)播出了描述索尔仁尼琴一生的电视影片，“独立电视台”(HTB)连续四天播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专题影片。然而，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改他“天生异议者”的本色，就在80大寿当天，他对俄罗斯总统叶尔钦要颁给他的、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嗤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索尔仁尼琴总是如此令当局尴尬，正如叶尔钦的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其实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笔是以人类之爱为汁墨的”。面对久违的祖国，面对依然是一边残破、贫困另一边却是贪腐、奢华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除了不改他文学悲悯和“天生反对”的性格之外，在这段晚年的回归之中，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他从一个“旧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新社会”的反叛者，没有停止他那种“不受欢迎”的、唠叨不休的批判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索尔仁尼琴就开始发表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1991年的《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1995年的《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以及返回苏联之后出版的《倾塌的俄罗斯》(Russia in Collapse)，流露了索尔仁尼琴返国前后对俄罗斯情势的忧心与不满。索尔仁尼琴坚信，一切的改革必须以人民的生活是否获得改善来评断。据此，他强烈反对前苏联总理、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盖达尔(Yegor Gaidar)的改革计划─“休克疗法”。索尔仁尼琴把这种“激进市场化”的政策看成是“劫贫济富”的掠夺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后的另一次悲惨的试验。
索尔仁尼琴提出了一种类似“农民公社”的土地私有化观点，试图扭转俄罗斯人民生产意愿低落和极度贫穷的状态。1994年10月28日，索尔仁尼琴对“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议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指出俄罗斯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通过最曲折、最病态、最荒谬的方式以摆脱共产主义的道路。鉴于长期以来苏联中央集权的无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流毒，他主张恢复一种“地方自治会”，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彻底放给人民自治管理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从根本上否认改革中的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制度”，因为只要下层民众不能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俄罗斯就依然沉陷在寡头制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