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资格
2017-06-25 明镜网 http://mingjingnews.com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等五大发展理念等政策手段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是不切实际难以奏效
仁苏罗专稿
按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数据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划分非常表面片面，特别是中等收入包括的范围太大，与各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存在巨大误差。
如果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非洲银行等多个机构关于名义收入、最低工资、税收、福利各方面的有关数据（在此不一一列举），目前中国人均3600—4300美元的名义年均收入根本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再加上各种税费社保等支出，只处于低等收入水平，世界平均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60%左右，而中国的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左右，所以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资格，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自欺欺人。
其实台湾相比中国大陆更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典型性，台湾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台湾的统计数据相对准确权威很多），2016年台湾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平均总月薪为48790元新台币（大约11100元人民币，1600美元，换算成年薪大约是13.3万人民币，1.93万美元），比上一年微增0.62%，但扣除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率后，实际下降0.77%，连续倒退16年。由此可见，台湾的整体工资水平不如美日等上等收入国家，但明显高于中国大陆等低等收入国家，连续十几年的倒退也更加符合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
回过头说日本，日本工作人员之所以能够保持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持续同步增长，不是因为政府的合理规划，比如战后日本政府著名的所得倍增计划，这些计划规划只是表面引导，没有实际强制效果，二战后日本工作人员收入能够持续增加是因为二战后日本的会社（也就是企业）高层经营者与底层工作人员建立了一种良性共生关系，彼此将会社看做一个大家庭，无论最高层还是最底层都把彼此当做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一家人，无论是上层的高管，还是技术开发销售等方面的中层社员，以及底层的生产工人，会社的社员都不断努力学习，不断提升经营销售、开发生产等方面的自身专业技能实力，达到或者超越欧美等国际同行的水平，使得自身有资格提升收入，同时以企业为重不计私利，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努力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一旦企业稳步持续获得巨大利益就会稳步持续地主动為社员增加收入，并极力避免裁员（某些幼稚的美欧学者所谓的终身雇佣制从来没有存在过，只不过因为二战后日本企业万不得已才少量裁员，所以才使得其误解日本企业存在所谓的终身雇佣制），而不是像二战前许多日本企业主利用血汗工厂来压榨工人，因此二战后日本的企业会社取代战前的军队，成为日本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真正稳定基石、崛起引擎和主导载体，二战后直到现在，日本最强的竞争力人才主要都在企业。
本质是转型升级陷阱
根据对日本的分析，就可以明显得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转型升级陷阱，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属于三流，主要经济支柱是低技术含量、低等利润的轻纺产业，那其国民的平均收入也大致属于低收入（就整体国民而言，不包括少数非法获取巨大收入的权贵，下同），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随着国家整体经济从三流转型成功升级到二流，主要经济支柱是中技术含量、中等利润的家电汽车等產业（当然日本的许多產业比如汽车产业也具有从低技术含量逐步发展到中技术、高技术含量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此只是就当时的日本汽车产业而言，不包括后来以及现在的日本汽车产业的技术层次），那其国民的平均收入也大致成为中等收入，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
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再次从二流转型成功升级到一流，主要经济支柱是高技术含量、高等利润的半导体、高科技机电汽车等产业那其国民的平均收入也大致将成为高等收入，80年代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日本工作人员的高收入的背景正是由于日本的大多数产业包括其中的企业的实力竞争力都超越了美欧等同行，简而言之，每个阶段的日本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就是依靠以部分关键行业产业的部分关键企业起到领头雁作用，通过少数企业带动整个行业转型升级，再通过这些不断增加成功转型升级的行业进而促进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而并不是依靠所谓的政府顶层设计的各种规划，更不是依靠日本或者欧美权威经济学家的所谓先进完美制度模型。当然再扩展开来，美国包括西欧列强的经济转型升级同样不是因为本国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权威经济学家的理论制度。
再次对比中国，即便假设中国确实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转型升级不成功，即便中共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十三五顶层设计规划，中国经济也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于中共新华社等官媒所倡导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等五大发展理念等政策手段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是不切实际难以奏效，要是这种口号理念能奏效，那台湾韩国等早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典型代表台湾，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创新等各种口号理念也大致都喊过（当然没有中共那样的大肆宣扬），但是由于整体人员思想素质属于二流导致整体经济实力属于二流（不包括少数一流产业企业），并导致其收入长期徘徊于中等，而且由于大量产业企业从90年代以来出走到大陆和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投资，岛内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不断遭受巨大冲击，未来二三十年内也根本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能够在和韩国等二流经济实力国家的惨烈竞争下保持中等收入就已经是万幸了。
当然更惨的例子就是欧美包括中国经济学家提到的拉美国家，不必说跨越到高等，就连中等都难以维持，现在大多数都沦落到连中国大陆都不如的四五流，甚至许多面临经济崩盘。
笔者在三年来的许多文章都明确指出，只有日本才是最典型的在短时间内真正实现从三流到一流的转型升级（德国其实在二战前就达到了一流，在许多科技经济军事领域甚至超越了美英，所以二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跡只能算是恢复重振而不能算是跨越升级），只有日本才是中国的真正值得和应该虚心学习的老师，但是无论是中共高层官员还是普通底层平民，由于自身思想素质局限（准确的说是弱者意识），根本无法用平和中庸的态度对待日本、日本人，更不必说向其学习了，更有甚者，许多幼稚无知盲目自大的权威学者还嘲笑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而不屑一顾，日本经济一塌糊涂可以忽视无视，中国正是这类人太多才导致无法真正认识自身以及这个国家民族，才导致一次又一次不断陷入悲剧轮回而难以自拔，可悲可叹可耻可恨也。
美国之音：一场新的亚洲金融危机正在中国酝酿
2017年7月6日
华盛顿 —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周年到来之际，有观察人士警告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的状况非常相似，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信贷和大量资本投入，中国国内的巨额债务及其惊人的增长速度正在给下一场可能会波及全球的危机埋下伏笔。
近几年来，国际上普遍对中国的债务问题表示担忧并多次发出警告。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7%，远远高于新兴经济体184%的总体水平。
不仅是债务的总量巨大，让人真正担忧的是中国债务增长过快。2007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债务只占GDP的152%。但在2008年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后，中国的债务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这种靠放贷、发债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经济虽然在账面上维持了6-7%的中高速增长，但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台却越筑越高。
中国央行7月4日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指出非金融企业风险继续暴露，且部分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风险。
报告说，企业债务风险领域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和产能过剩行业，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一些企业靠“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维持，造成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积累、难以消化，部分地区恶意逃债时有发生。
有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的企业债务是有着重大风险的次级债。中国社科院一份关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维持在100%以内，危机之后，杠杆率从2008年的98%上升到2014年的149.1%。这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债务水平的快速攀升。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公司5月份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了一档，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严重。该公司宏观经济理事会主席艾琳娜·达格尔(Elena Duggar)说：“非金融债务已经从2010年占GDP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占GDP 约256%，也就是说六年翻了一番。”
如果单算企业债务水平，中国目前企业债务的总体水平也已经占到GDP的160%，远超90%的警戒水平。
中国央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还指出，“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偏高、上涨过快，呈泡沫化趋势，首付贷、房抵贷等产品与房价上涨相互强化，进一步助推房地产泡沫。新增信贷资源过于集中投放于房地产领域。”
据统计，2016年中国个人房屋贷款高达人民币5.68万亿元，占全年新增贷款的44.91%。到2016年底，以房贷为主的中国个人中长期贷款余额达到23.44万亿元。
美国的知名中国经济专家、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表示，他并不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家庭债务规模感到担忧。他说：“大多数家庭债务是房贷，贷款与房屋价值比例相对较低，而且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征与美国有很大差异。购房者往往需要支付大笔首付，有时候首付比例还很高。购房者也不能申请再次贷款，不能申请房地产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
但也有经济学者认为，拉迪忽视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两极化严重的现状。一方面，中国一二现城市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三四线城市的楼市无人问津，出现一批空城、鬼城。而且，政府2015年打出的“去库存”不仅没有降低三四线城市的空房率，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本已处于高位的房价进一步迅猛上涨。房价的快速上涨也鼓励了购房者的投机心理，形成恶性循环。高房价导致高房贷的背后呈现出泡沫化是不争的事实。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似乎一直在采取措施，希望能够抑制信贷的过度增长。但控制信贷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政府面临两难境地。与此同时，全球的金融市场也感到不安，投资者担心收紧信贷不仅拖累经济增长，也会让负债企业更难偿还债务。
中国央行的最新报告显示，2017年把防范风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表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显示，至少在今年秋季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北京已不打算更激进地抑制信贷增长，转而防范风险，目的就是避免经济出现波折引发社会动荡，力求给十九大营造和谐气氛。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表示，中国巨大的债务问题像悬在每个人头上一把剑。他说：“如果世界上现在有哪个国家会真正影响到每一个人，而这个国家又容易发生问题，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
林枫
美国之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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