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胜坡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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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警方怎么辟谣，近日还是有大批中老年人前往鸟巢参加所谓的“领钱大会”。为什么在中国，无论政府如何严打、媒体如何曝光、舆论如何谴责，还有这么多人执迷不悟地相信传销呢？
这两天，“鸟巢要开慈善富民大会，来京参会者交通食宿费可报销，还可现场领取5万元慈善金”的消息着实让一些中老年人激动了一把。很多人把车票都买好了，却没看到公安部的辟谣：
据媒体报道，“慈善富民大会”的发起流程一般是这样的：组织者建个以“家人”互称微信群；管理员发些“支持国货、互相监督”、“学习正能量”的话题，每天号召“所有的家人一起来参加群里的升旗仪式”；群员接近500人后就会组织大家汇报身份证和银行卡上的所有信息。最后，你就可以投资“一本万利”的虚拟货币、去发展下线领红包了。
简单地说，这就是传销与“互联网+”结合后的新玩法儿——网络传销。其实，说新也不新了，网络传销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这样的姿势：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传销在大陆落地生根以来，这种在西方被称为“庞氏骗局”的诈骗手法就像许多中国社会的顽疾一样，无论政府如何严打、媒体如何曝光、舆论如何谴责，传销组织者始终都能找到自己的空间开枝散叶、实施诈骗。就算被有关部门端掉一个窝点，也能充分发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战策略，卷走金银无数，留下哀鸿遍野。
可是，既然“传销”成为过街老鼠、“搞传销”几乎成了骂人的脏话都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每年还有那么多被曝光的传销事件、还有那么多人信传销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比我们更蠢更贪？
反传销志愿者绘制的“中国传销地图”。
不是受害者太蠢，是“洗脑”太可怕
世界上任何一个靠忽悠人为生的组织都得依靠“洗脑”，传销组织也不例外。其实“洗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几乎所有传统传销组织的“洗脑”都遵循这样一个模式：“隔离”——“灌输”——“造神”。只不过，网络传销把第一个步骤直接跳过了。
以前，初入传销者常常会被组织者通过业务课、素质课等各种乱七八糟的课程控制新成员的活动范围，同时以各种理由限制他们使用通讯工具，将新成员原有的社会联系切断，使其陷入信息和精神的双重孤立。
而当个体陷入孤立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价值观最脆弱的时候，洗脑的操纵者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向被操纵者灌输他们的“致富理念”。网络传销则把这个步骤换成了组织网络升旗等更便捷的手法。
通常，传销组织者会故意创造一个环境让成员们相互诉说自己的远大抱负和怀才不遇，自己则在旁把控谈话的情绪和方向，引导成员们得出这样一个原因：我之所以没发财都是因为社会太不公平，找组织找的太晚了。然后，传销组织者会重新解释伦理道德的定义，刻意模糊法律的界限，并用狭隘的成功学刺激他们的金钱崇拜。
2016年11月9日，山东滨州，非法传销组织现场的书籍 / 视觉中国
比如，他们会对学员说：“骗亲人来赚钱是善意的谎言”、“连锁经营是国家花巨资引进的”、“现在谁赚的钱是完全合法的？要想赚钱就要有胆量”。
对了，他们还会顺道颠覆一下人们关于“体育老师数学最差”的刻板印象，自己发明一套算术方法——“投入三千八百元，两年回报三百八十万；投入三万六千八百元，回报一千五百万……”、“你用5000元买来的五行币一年之内五进五出就可以赚到400万”。
2014年10月10日，北京。传销现场，黑板上写着“富”字 / 视觉中国
接下来就到了洗脑的最后一个步骤——造神。所有的狂热组织都离不开“造神”，传销组织会包装一个让会员感觉永远不会骗他们的“神”。在两个月时间内靠销售“万福币”吸纳会员13万余人，收取传销资金近20亿元人民币的刘宁就属于这种类型。他那些“美国兆银基金总裁、全球未来城集团总裁、美国加州原副州务卿、两任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的头衔着实让一些受害者觉得这个人“很有实力”。
受害者也不是活该被骗
对传销行业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一旦进入了传销组织并相信了他们的致富模式，便会竭力发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从点头之交到亲朋好友都会成为他的潜在业务成绩，“来和我合伙做个生意、帮我考察一下项目”都会成为他们骗人的理由。
而他们却并不认为自己在骗人，被亲友拒绝后还会恼怒于“你们竟然不支持我”。一位深陷此次“鸟巢慈善富民大会”的老人在劝说儿子交出银行卡信息成为自己下线失败后，甚至拒绝再和儿子沟通，痛斥儿子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众多老人也因为参加这个活动与子女反目成仇。
2016年8月29日，陕西汉中，查获的传销团伙上下线关系图 / 视觉中国
在中国的熟人社会中，信任往往来源于熟悉，很多人甘心被发展成下线的理由仅仅是“我们这种关系，他怎么会骗我呢”。正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来源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也正是这种“可靠性”为那些被骗后迅速转变为骗子的人打开了一条杀熟的大门。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认为，传销活动的受害者只能怪自己，谁让他们想一夜暴富呢？谁让他们轻信他人呢？一句话：他们活该！
的确，误入传销组织者大多是财迷心窍，做着一夜暴富的黄粱梦，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活该，因为“活该”意味着一个人所受的苦难是合理且正当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不会认为那些受害者遭遇的诈骗是合理且正当的吧。
2015年8月5日，西安某派出所，很多人带着孩子一起进入传销组织 / 视觉中国
而且，传销活动中的受害者有很多属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这些人要么失业，要么下岗、要么是农民（工），媒体常年对传销的曝光也许根本无法挤进他们的信息接收渠道，知识和经验的匮乏也不足以支撑他们面对与时俱进的传销组织。受阶层和出身所限，很多受害者的信息辨别能力并不比蒙冤入狱多年后又出狱的陈满和赵作海强。
面对传销组织诸如“这个是国家秘密政策、我们这里是政府斥巨资引进的资本运作模式的试点”、“国家会给你们报销食宿费”等打着政府旗号的低劣话术，他们的生活经验让他们无法相信有人居然会假传政府政策、伪造政府文件。
一位深陷传销组织的人曾这样说：“我们这个是政府秘密支持的，你看这些文件，政府都支持了你都不信？”。是的，“政府支持”在底层百姓眼里几乎代表着绝对正确。很多人也许无法理解他们这种对政府或者说权力的无条件信任与迷恋。
2014年10月10日，北京。警方捣毁传销窝点，解救300人仅5人愿回家 / 视觉中国
不过，如果你看到他们每天是如何通过各种电视新闻了解这个国家、一个乡镇干部是如何决定着很多人的生活质量，或许会理解权力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这片土地，他们既是最容易被剥夺的，也是最容易被哄骗的。
蒙冤23年的陈满与社会脱节严重，被以推销维卡币为名的传销组织欺骗 / 视觉中国
这并不是“我弱我有理”的逻辑，只是每当看到这些人的遭遇我都会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段开头：“你每次想开口批评别人的时候，只要记住，世界上的人不是个个都像你这样，从小就占了这么多便宜”。
在中国，传销组织不骗人都不好意思
在2009年刑法第七修正案通过之前，国内对于传销组织者的处罚一直依据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中的规定，由工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然后罚款了事。
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刑法》中才把传销单独入罪，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并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
规定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中把传销单独入罪虽然比《禁止传销条例》增强了对传销组织者的震慑力度，但是与刑法中对“普通诈骗罪和盗窃罪最高可判无期”相比，对传销组织者的量刑还是明显过轻。
2017年1月18日，昆明开审46人传销团伙案，多为初中以下学历 / 视觉中国
比如在2016年江苏省破获的一起新型非法传销案件中。嫌疑人杜某在香港开设公司，以投资“暗黑币”为名，在短短8个月时间，吸收注册会员34000多个，总涉案金额近15亿元。杜某等人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八年零六个月到三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三百万元到三十万元不等的罚金。
诈骗15亿，判刑3-8年，这还是在被抓到并且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这是什么样的性价比呢？试问有什么样的诈骗罪和盗窃罪能同时达到这么大涉案金额、造成这么多的受害者？
此外，刑法中关于传销的定义与执法部门对于传销的打击模式似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对于网络传销的法律概念至今没有清晰界定，连网络传销利用最多的“虚拟货币”都没给出一个官方定义，也没有规定。对传统传销的打击手法更是基本维持着“没收学习资料，砸烂生活用品，往床上泼几盆凉水，最后再把房门锁死”传统套路。
2012年6月14日，安徽合肥，执法人员彻查绿怡居小区25个传销窝点 / 视觉中国
而且，与发达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非法多呈次直销（即国内的传销）案中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同的是，国内对传销案中的民事责任极少涉及。导致传销组织者逃避掉了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再加上很多传销案件由于组织内部人员互相包庇、证据被销毁，公安机关取证不全，传销组织的骨干人员可以轻易躲过刑事追究。本应赔偿给受害者的钱也被作为了下一次传销活动的本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传销组织一直被曝光、被打击，还会有那么多人信传销的原因。只要适合传销生存的制度土壤和社会土壤依然存在、那些被传销组织利用的人性弱点依然存在，传销就依然会开枝散叶。就像绵羊和剪羊毛的人会永远存在一样。
2016年3月24日，安徽合肥。传销人员被遣返，但还会有人陷入传销的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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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保健品都是骗人的，没有例外
2011年8月25日，江苏南京，参加养生保健讲座的老年人。/视觉中国
撰文 |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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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保健品和电信诈骗，被认为是老年人会面临的三大最常见的受骗形式，前段时间，一名60岁老人在海边自杀，留下的遗嘱中就称被保健品“坑惨”了。上周结束的央视“3·15”晚会也曝光了食品营销欺诈乱象。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专门出台消息提醒消费者要警惕“专家义诊、权威证明、免费试用、宣称疗效”等非法宣传营销“陷阱”，可为什么国产的保健品总是会跟虚假营销和骗人把戏扯上关系呢？
保健品注定要骗人
2015年起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健食品》中对保健食品的定义是：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保健品最终的划分范围仍然是食品。从该标准可以了解到，保健品的生产要求与食品行业标准一致，不同的是，保健食品需要通过卫生部的审查认证，或者资格证书。
因此，在审查上，保健品需要做的只是跟食品一样进行色泽、气味、理化指标、污染物等指标的审查，但在宣传上，保健品却可以进行功能性宣传。从2003年起实施的《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就详细列出了二十多种保健品功能及实验判定方法。
虽然仅仅是声称“具有功能”，但“辅助降血脂功能”、“辅助降血糖功能”等却给人以“疗效”的误导，这成了中国保健品宣传中最常见的套路。
尽管在2016年2月出台的《保健食品注册审评审批工作细则》中规定，证明食品的保健功能，需要进行专家的评审。但专家的评审只是通过提交上的材料进行理论分析，《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所要求的保健食品认证需要“经必要的动物和／或人群功能试验，证明其具有明确、稳定的保健作用”则由第三方机构给出。
保健品到底有多少保健功能，国家机构不必进行相关的验证，就看保健品公司自己能够把它们的效用“证明”得多么完美了。
保健品的钱都拿来打广告了
同样是维生素C，在药店里买可能只要几块钱一盒，而在保健品的专卖店则有可能买到三四百元一盒，保健品的价格之高几乎是公认的事实。尽管保健品的厂商在宣传时会表明自己使用了更高级的原料和工艺技术，但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相同的有效成分使得它们对人体的影响几乎没什么差别。
但是这仍然抵不住厂商自己对保健品功能的定义和吹捧。比如将松果体和褪黑素偷换概念成“脑XX体”和“脑X金”，或将某种草炒到上千元一克，直到被从“保健品”行业中除名。这些概念的炒作无疑为保健品的价格飙高添了一把火。
?2017年3月9日，成都一老人投资保健品等项目被骗百余万。/视觉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内的保健品几乎都是从广告起家，而非从产品起家。许多国内成功的保健品入市初期都将广告投入设定在30%-60%之间。
从公司规模上看，国内保健食品企业普遍投资小，过1亿元投资的企业只占1.45%，500万元到1亿元的占38%，100万元的占41.89%，小于10万元的作坊就有12.6%。资金实力不足，绝大多数企业创新高科技产品乏力，加上高额的广告费用，使得国内保健品企业只能生产低水平的重复产品，而企业竞争就是靠打广告战和高密度铺销售网点。
而资料显示，保健品的成本只占零售价格的10%左右，2009年，沈阳市对随机抽取监测到的保健食品进行广告调研发现，保健食品市场普遍存在价格虚高情况，代理价6元的保健食品，零售价竟然是98元，销售利润高达15倍有余。另外，这些广告几乎全部以药品名义进行宣传，而保健品假以药品名义进行销售的大约为其总量的50％。
?2016年5月26日，西安，80岁老太非要买保健品，三个女儿围堵。/视觉中国
高的广告投入和低水平的产品，使得保健品一直处于价格和功用不想称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保健品在推销时必须夸大其功能的原因——为了更好地匹配这一价格。这样的价格也为保健品公司本身带来了巨额利润，比如一些保健品公司的净利润一直都在40%以上。
营销方式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
尽管价格常年处于虚高的水平，但是保健品的销售额却也在不断增加。而中国的人均保健品消费额仍然远低于日美等发达国家，这说明在保健品市场上，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与其他国家开始拓展更多种的营销方式不同，中国的保健品营销模式仍然以直销为主，近几年来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对保健品行业的影响至今没有显现。
按世界直销联盟的定义，直销指以面对面且非定点之方式，销售商品和服务。直销者绕过发给传统批发商或零售通路上架的方法，而是透过销售员的人脉从顾客接收订单，并从生产商那里直接出货到买家手中。
尽管国家工商局明确指出，直销以直销员个人销售业绩为计算报酬的依据，其他任何人的销售业绩都不与自己的报酬挂钩，但是在直销过程中，为了保证足够的贩售布局，人际关系就变得很重要。
直销公司线下的销售员通过抽成的方式来分食利润，而以人脉和口头推销建立起来的销售模式，比传统的经销模式更注重广告的效果。不同于电商或者经销模式中顾客们“货比三家”的思维习惯，直销模式下的顾客更容易被广告宣传和“情理”打动，而非原本最影响决策的价格因素。这也使得在直销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和空头支票。
?2016年12月1日，江苏南京，老人不堪推销保健品骚扰报警。/视觉中国
不得不提的是，直销一直都是一种有限制，需要批准的营销模式。
从2009年的29个批准直销的企业到2014年的45个，国家对于直销企业的政策控制开始更加严格，但依然无法抑制直销队伍的快速发展。直销队伍的增加说明了保健品行业对这一模式的依赖，但即便批准的企业数量增加，也不能满足市场扩大的需求。
根据2015年度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共有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2440件。而45家直销许可、363种保健食品对于这个市场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部分直销企业名单
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直销以“合法”的地位，但在实施时只给了极少数保健品企业以“合法直销”的许可，使得更多的保健品公司仍处在实际上不被批准或不合法的经营模式中。比如，在自杀老人的遗嘱中提到的青岛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即不在这一批准企业范围内。
另外，中国目前尚无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标准，同时保健食品广告证明主要由工商部门管理，发布前不经食品卫生部门审查，广告发布后，抽验的权力在卫生部有关部门，但执法权在工商部门，处理投诉则归消费者协会，多头管理使得对保健食品的质量监管有相当难度。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注定会被虚假宣传的行业，可是在监管上，它又恰恰是最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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