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张维迎和林毅夫曾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过争论，张的观点是接近完全市场派的，反对政府的介入；林的观点倾向于有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个人以为林的观点更切实际。标题也是文一的，原文较长，链接和要点如下：
http://www.anyv.net/index.php/article-1305747
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我把它看成是人类经济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简单：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够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时间。英国工业革命用了好几百年，我们目前为止只用了30多年，再往下发展二、三十年，总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时间。而且中国崛起不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和伟大，它拉动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另外，中国还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现有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工业文明和文化。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他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默克尔，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很多人会说中国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做对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场经济。但是一听到这个解释，菲律宾就笑了，它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时间长，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效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也笑了，他们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彻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起飞？拉丁美洲国家也笑了，他们独立建国搞市场经济时，你中国还在那里？所以，要找出中国做对了的地方看来还真不容易。
现在最流行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叫做新制度经济学，刚才林毅夫教授也有介绍。这套理论很简单，认为人类社会大概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包容性的制度，比如说君主立宪和民主制。这个制度意味着它能够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力，限制他榨取和剥夺他人成果的权利，因而意味着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人们从而有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另外一种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说专制和独裁。这个制度下没有很好的私有产权保护，人民因而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积累了以后也被国王和专制政府抢去了，也不会去创新发明，这就意味着贫穷。因此在这个理论看来，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这个理论在阿西莫各路和鲁滨孙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无法自圆其说。第一，它与历史事实不符。比如英国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虽然有过光荣革命带来的君主立宪，它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改变，它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完善，前面已经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论述。又比如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专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 这个理论与当代的实践也不符。当代实践表明，当我们把民主制度通过革命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采纳了民主制度而富强，反而是不断的内乱，比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埃及、乌克兰等。
第三，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很多其它现象，比如俄罗斯经济改革后采纳了民主制，但是并没有因此变成超级经济大国，和中国奇迹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比如日本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开始的崛起并不是在民主制下进行的，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的，新加坡的独立后的经济起飞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实现的。
第四，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国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区，即便有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私有产权保护、同样的法律，我们却能看到一边是大面积贫民窟，另外一边是富得冒油的财富；一边是非法抢劫和无法无天，另外一边是社会秩序和守法奉公。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产权保护在全国各地是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样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贫穷很多。为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告诉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开启工业化，怎么样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国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我先介绍一下这些特征，等会儿我再将他们与工业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中国当时拒绝全盘西化，在维持即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做实验然后再推广。
第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俄罗斯一样全面铺开，而是从农村改革开始，不是从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也不是从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开始。而是让农民和贫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这里面藏有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第三，鼓励乡镇企业，尽管乡镇企业采用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而且和当年的国企都没法相比，但既使是这样，中国政府一旦发现乡镇企业赚钱，能够帮助广大基层人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支持乡镇企业。这是决定中国从此以后走上工业化坦途、开启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经济学理论界以前对这点认识不足。
第四，鼓励发展制造业，用日用制造品而非仅仅用原材料去换取外汇和机器；我们长期制定各种产业政策鼓励制造业出口。
第五，我们长期维持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方面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了很好成绩。
第六，因为我们是转型国家，我们不光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有很多当年遗留下来的缺乏经济效率的国企。但是我们没有像拉美、东欧、俄罗斯那样把国企全面地私有化。全面私有化国企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主张，甚至到今天来讲还是非常错误的主张。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发展战略非常重要。当年我们国企的私有化是有条件逐步逐步进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纳了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且今天我们仍然重视培育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
第七，我们进行的是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高储蓄到高消费。这种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方式里面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不仅符合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原理，也符合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工业革命原理。
反思一下：中国快速工业化是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呢？国内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说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的结果，而且还很不彻底，如果进一步彻底把国企都私有化，土地都私有化，政府通通退出经济领域，中国不仅还能够增长更快，而且才有希望赶上美国。这个观点需要好好反省一下。首先市场肯定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要素。但是市场是不是充分呢？远远不充分。清朝时候的市场制度比欧洲还要好，怎么没有引爆工业革命？民国时代除了市场机制还有政治变革，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市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市场的作用是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然后让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毁灭性创造来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这是市场力量起作用的地方。
中国崛起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这恰巧是这么多采纳市场经济的国家试了一、二百年和这么多次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类几千年长期处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状态，为什么就英国首先开启工业革命？而计划经济这个实践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不过一瞬间。那些采纳计划经济的国家恰好是由于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严重失灵，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他们长期饱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殖民，因此才决定用计划经济来实现工业化的。很多拉美国家采纳了很多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后完全拥抱了市场经济，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沦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那是为什么呢？关键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与“市场原理”冲突的很多非市场要素，比如产业政策，被西方经济学忽略了。因此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我这里再提三点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因素：
第一，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除非没有战争并存在民间的广泛的社会信任，让那些自给自足、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实现专业分工和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谁能够保障他们的粮食安全？
第二，统一大市场。为了使得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市场监管。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和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