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类猴子的欢叫,一旦听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我明白,同世界上所有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携带着最多的猴儿基因。好的方面是,在媒体时代,这些猴子们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制造点儿丛林噪音而已。当革命来临的时候,它们绝对没有拿起枪,与中共站在一道镇压人民的勇气。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海外民运的“反思类”文章。我发现,二十八年下来,海外民运们的思维没有大的长进。基本上是千篇一律。六四的问题,无非是“道义正义”和“手段正确”俩大类。关于六四的道义正义,是无需争辩的。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六四,是一个伪命题。
六四以来,海外民运人士对六四的反思,基本上是围绕着“手段正确”来进行的。“手段”是一个功利主义概念。大体上说,二十八年来海外民运的反思,不过是给中共算了二十八年的命。这反映出中国人对功利主义思维的普遍钟情。例如,卡玛的那个三个多小时的六四纪录片的解说词,就充满了功利主义和悲观失望。几位解说员都是在不自觉地用手段“不正确”,淡化,怀疑甚至否定道义的正义性。看到像戴晴等人在一群天真无邪的学生当中上串下跳的样子,我除了反感之外别无其它。在理性主义的坚守方面,知识份子其实不如学生。他们自认为的所谓智慧,不过是老猴子看小猴子的智慧。既然自己不如学生。那么又有什么资格指导广场上的学生?我们只需问一个问题,广场上总共死了几位指手画脚的知识分子?
如今,就连王岐山都开始谈论托克维尔了,而民运精英们自己,却似乎掉进了中共的猪圈里不能自拔。他们仍然热衷于跟一帮中共僵尸较劲。例如,今天的媒体上,仍然充斥着关于邓小平,李鹏,杨尚昆,赵紫洋,万里等人在六四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在我看来,这一页其实早就应当翻过去了。虽然当年中共用残酷的手段,成功压制了旧社会矛盾。但是如今新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适当放弃六四情节,有助于更好地与国内的新形势和新矛盾接上“地气。”
王丹在今年的反思中,仍然绕不开“手段正确”。在我看来,王丹对“见好就收”论的反驳,基本上是在浪费时间。见好就收的道理,是毛泽东游击战的道理。问题是,六四学运的本质,是一场群众运动,而不是毛泽东的一场游击战。假如当年的学生个个都像老猴子一样地老诚,他们压根就不会上街游行。如今的大学生倒是更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结果是他们更愿意呆在家里。
每当看到诸如“为什么六四没能成功”,“中共何时能够垮台?”这类讨论,都会让我联想到当年的中学政治课本,像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啦,左倾盲动啦,右倾机会啦,逃跑主义了。。。不一而足。可见,中共的洗脑教育,对所有的中国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感觉而已。中国人非常习惯使用毛泽东思想的路子分析六四。不幸的是,这类分析看上去是那么的教条和不伦不类。
政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政治学的学问,一类是关于政治家的学问。在政治家眼中,政治就是关于机会的学问。一切政治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机会主义。同理,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机会主义。例如,很多海外民运人士,都做过中共的大牢。郭宝盛更是认为,判断一个人的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一个标准,是看他是否做过中共的大牢。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发现,越是做过中共大牢的人,越是患有民主洁癖,他们的“吴琼花情节”越是强烈。
中国的民主运动,并不缺少一心想要杀南霸天报仇的吴琼花,而是缺少具有机会主义意识的洪常青。建立机会主义意识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力量。例如,中共官员,中国商人,警察,公务员,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其实并非个个都是为了既得利益而拥共,而是机会主义者。一但中共大势已去,机会主义者们便会迅速完成从拥共到反共的华丽转身。在中国的民主还没有实现之前,就天天大谈特谈什么大清算,更容易将体制内的机会主义者们,恐吓到中共的一边。
经常看到一些民运人士,指责那些仅仅为了讨薪目的而上街游行的老百姓思想狭隘,缺少民主理念,并认为他们对未来中国民主没什么帮助。其实在我看来,情况刚好相反。过去各类群体事件的参与者加在一起,就是未来中国暴利革命的主力军。问题是,到底谁应当接谁的地气?是让老百姓接民运的地气,还是民运应当主动去接老百姓的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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