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这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尖锐和激烈地争吵，到底在吵什么？
丁院士：问题很简单，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柴静：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
丁院士：简单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同能源问题连在一起，同你的发展问题连在一起，所以说争半天，就是我还能排放多少，我还能使用多少能源。
柴静：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排放权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利？
丁院士：这个是肯定的了。
柴静：这个排放权对于普通的国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丁院士：意味着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你的福利能不能够进一步地增加。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
柴静：这个两度是怎么来呢？
丁院士：两度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计算机算就是相当于算命先生的那个水晶球嘛。他不会去考察地质历史时期的气候升温和降温时候的那些变化。他就计算机算，算完了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假如升温两度，就会产生多少物种的灭绝。这是英国人有一个研究小组做的。这个结论马上很流行了。流行以后，就是变成一个价值判断了，我们不能让它再增温了。
柴静：如果它模拟计算出来，这一切是可信的话，那不也是一个依据吗？
丁院士：你怎么知道它可信？
柴静：我们几乎是信仰实验室里所有依据数据计算出来的。
丁院士：它不是实验室，它是计算机。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
柴静：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因为IPCC这样一个研究的组织，它也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一份报告。而且也是因为有这个报告作基础，全世界的国家会到那儿去开一个气候的大会，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它是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
丁院士：科学家有主流吗？
柴静：我们理解的主流是……
丁院士：科学家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如果是今后的排放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上的限制的话。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就是你想要排就有可能得买。你要不够排你就得买。如果是你承认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或者叫排放权是一种稀缺商品的话，那么8000亿吨里面蛋糕分配的过程当中是真金白银，多分一点，少分一点，是多大的利益！
柴静：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比较强烈的意见，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院士：那当然是不行，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切一块更大的蛋糕。那我可以这样定指标行不行，我以后的排放，我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这我不过分吧。我历史上比你少排很多吧，今后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样多。或者中国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从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就行，那行不行。
柴静：那他会觉得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的话，那个基数太大了。
丁院士：好的，那么我就问你了，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算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柴静：他现在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说贫富，现在只以碳排放大国为界限。
丁院士：可以，我可以承认我是碳排放大国。那你给我们一个数，我们能排多少？你发达国家你要排多少？你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你这个减排80%就是分配了一个数了。你是把你分配得大，给我们分配得小，是不是？那我就说，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根据G8的方案，27个发达国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44%，他多少人口？他11亿人口。余下的55亿人，分56%的蛋糕，你说公平不公平？
柴静：您理解的最公平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是公平？
丁院士：我对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所以我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
柴静：您看您原来研究古气候的，都是一直很专业的科学家，但实际上这次气候谈判，您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读，甚至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别人也许会对你的身份，提出一定的疑问，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
丁院士：你就说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这后面的政治？
柴静：这倒不是，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甚至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应该比如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这个前提下去制定方案。
丁院士：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证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吗？这是国家利益吗？这是个人利益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柴静：假如像您所说的现在这个方案，发达国家又不接受的话，如果它就这么拖下来，这几年下去，会不会情况就变得更糟了？
丁院士：我很乐观，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这我很乐观，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同拯救地球是没有关系的，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浓度比现在高10倍的时候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都好好的。毁灭的只是物种，毁灭的是人类自己，所以是人类如何拯救人类，不是人类如何拯救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