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离不开军人的深深卷入，实质上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推翻清朝的主力并非是人民起义，其主要力量其实就是遍布在南方北方军队里的中上层军官，再加上南方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士绅。武昌辛亥革命起义的兵力不过三千，满清开赴武昌围剿起义舰队的兵力火力远远超过革命军的实力。在这历史性决战的关头，两位武昌汉口的商会士绅登舰与将军们面谈，晓以主权在民和民族解放的大义，清朝舰队马上退走，由满人担任的舰队司令其实只是个光杆，当然只能是弃舰而逃。
随后就是河北四川和山西等地的新军揭竿响应，满清小皇帝逊位，中国由此走向共和。
共产党的伟大，一是有只军队强大到足可以打败国民党由各地军阀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二是夺取政权之后有足够的能力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铁桶一般的社会管理和动员机构，非常有利于应付战争，非常有利于搞从上至下的政治经济运动，于是国家显得强大人民感到自豪。
马克思主义尊重科学技术的力量，所以中共内部不少高层官员相信科学尊重科技人才。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民主和人民监督，所以中共也必须把人民经常地挂在嘴上，不得不有心无心或半心半意地高喊“人民万岁。”
人民有了被解放和成为国家主人的的感觉,但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和机制上的保障。当几千万农民饿得奄奄一息时，除了等死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面对一个组织控制如铁桶一般的社会，大多数 饿死鬼在气若游丝之时大概还在相信灾难是暂时的，他们只是新社会中众多幸福者中少数的不幸者而已，他们悲惨的结局还可以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后人看为是前人为后代挖井的壮举。
所以眼下有些封建左派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的盛世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是与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饿死数千万农民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发生了饿死数千万农民的巨大灾难，中共还稳坐钓鱼台，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共还可以完全控制军队，军队仍然还相信这个政党。党是不会垮台的，但至于毛是否还能稳坐钓鱼台那就是另外的一个议题了。
赫鲁晓夫指控斯大林为暴君，因为他背后有战神朱可夫元帅的支持。另一位指挥苏军在东北歼灭日寇主力的苏军元帅向彭德怀元帅和周相建议，中共应该迫使毛泽东让贤，这样中苏在政治论战之后可以马上和好如初。
老毛开始真正地担心，在饿死几千万农民这个背景之下，中苏军队会不会里应外合，迫使他本人逊位甚至可能被绳之以法。文革真正开始也许是林彪在1966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预防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的的长篇发言。林彪的军中实力深厚，有了林彪的支持毛成功发动了文革打倒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政敌。
有趣的是，当林帅眼睁睁地看到文革转化为一场实实在在的巨大灾难，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毛林之间于是出现冲突，文革实际上也就到了终点，最后的结局也就是毛撒手人寰之后军人立马逮捕了四人帮以及对他们的判决。
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中国对一位伟人的过于谜信把一个凡人转化为一座尊神，其实是包含着这位”伟人“对军权的掌控能力。军队反了，屁民们对伟人的迷信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老邓掌控中共和中国多年甚至包括他死后对中国和中共的巨大影响力，其实是取决于他对军队的掌控。没有军队的支持，也就没有近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现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政治体制。
无论中国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都主要是看军队的态度。军队不乱没有内战，中国就一定可以稳定。除了军队，没有任何人可以搞乱中国。
西方式民主当然不太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社会和文化基础完全采用西方的做法。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上完全模仿西方也会招致军队的大力反弹，由此引起灾难性的社会动乱。
中国军人对于民主对于马克思主义提倡的人民监督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 至今好像还是一个迷语。中国政局的关键就是开明的政治家们如何说服军爷们让他们相信：搞点有些中国特色的民主与以前那些流血牺牲了的军人心中的梦想其实是高度吻合。
用别国民主中的各种问题来否定在中国搞红色民主的必要，确实是不少别有用心者的阴谋。
民主不是颜色革命，民主或人民监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题中之义。
中国的军人们能看穿那些别有用心者反民主的的阴谋诡计吗？中国的军人们到底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本人对东方有些悲观，中国也许是个例外。如果说北韩是一个典型悲观的实例，越南的政治改革也许就是为中国提供的一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