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随思（三）
一剑飘尘
在手机丢失的过程中，我去了一趟警察局。在美国，我是支持警察的严格执法的。但是，坦白说，我自己也不愿意和美国警察打交道。因为美国警察与民众之间总是有一层隔阂的。当然，这与美国民众的自由持枪是相关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我们既然坚持自己持枪的自由，当然也就应该理解美国警察对于民众的防范性心理。对于美国警察来说，民众有枪这个事实，让他们在执法的时候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显然在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有所体现（作者一剑飘尘）。
这里插一句关于自由的问题。许多人提及左右派的分别，就会认为左派鼓吹自由，而右派保守。实际上，美国的右派一样是拥护自由的。只是，左右的自由并不相同。左派要的是放纵的自由，右派要的是个人尊严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左派动不动就会要求同性恋的自由、吸毒的自由、堕胎的自由。而对于持枪自由，却大加挞伐。当媒体被左派控制以后，自由也就有了不同的内涵：吸毒可以自由，持枪就不可以自由了。
在台湾的警察局，我就体察到一种美国警察所不具有的那种对于民众的极端的和善。这也让我想到日本的警察。我曾经在日本的大街上像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打听道路，那个警察给我的感觉，简直是在取悦我。而台湾警察也基本如此。记得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我去台中。当时是夜里12点左右，却要打听一个人家的地址。当时我也是找的警察。警察不仅替我找到地址，还特意派出警车带着我过去。如果说中国的警察就是黑社会，美国的警察是体现了国家政权的执法严肃性，日本台湾的警察，才是真正为民服务的公仆。
在我看来，台湾社会已经真正到达了胡适的理想社会。如果胡适活到今天，应该是非常欣慰的。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但是，为什么文化上的台湾，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状况呢？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台湾会成为今天这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胡适纪念馆的那个老爷爷义工就跟我说，民主化之前的台湾并非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张的。后来，我又问了其他的一些台湾人，答案也是大体如此：专制下的台湾人，没有今天这样友善。许多华人看多了电视政治新闻，总是觉得台湾人之间对立严重。这显然并非事实，而是媒体故意的扩大。媒体的特点如此：总是喜欢放大刺激性的新闻。而且，即使说台湾今天还有蓝绿对立的情况，那也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后遗症。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民主政治否定台湾曾经的专制时期。因为没有蒋介石的专制，台湾今天就是大陆政权控制下的一个省而已。从这点上来说，蒋介石有功于台湾。和他在大陆的失败相比，真正是令人扼腕叹息。
台湾目前社会的人文情况显然是非常符合胡适的理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第一时间去拜访胡适纪念馆的原因：这就是文化和思想的力量。无论台湾最终能否独立，无可否认，现在这样的风土人情，正是胡适曾经期望中国所具有的。而台湾今天政治上独立主义的倾向，显然是完全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的话——蒋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可以说是蒋与胡之间极大的不同。无论胡适如何识时务，他都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
1958年胡适出任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所在地）院长，蒋介石亲临现场讲话的时候，高度赞誉了胡适的公德以及私德。显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次讲话，树立一个台湾的圣人，把中研院变成现代孔庙。但是胡适却当场唱反调，在答谢中说：“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看看，这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胡适来说，他是非常清醒的，他非常明白中华民族有优秀的道德传承，但是并非唯一、甚至不是最”德高望重“的民族。而历史的事实，显然也证明了胡适的正确。今天台湾社会的优良氛围，并非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标准，而是民主制度下人性善的扩张。如果说中华民族有什么了不起的优势的话，就是这个民族几千年被专制压制下而深入骨髓的一种实用主义，让今天的台湾人虽然善良，也没有善良到自残的地步：西方左派圣母婊们就缺乏这种实用主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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