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迄今所见的商代甲骨卜辞，未见有“中国”一词。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铭文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并营建东都成周的史实，其涉及“中国”部分铭文为“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这篇铭文把“中国”指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在上古文献《尚书·梓材》中也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是指当时周朝统治下的全国而言。[3]自此，“中国”一词被人们普遍使用。[来源请求]但是此时“中国”的含义仅仅是周朝人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他们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而四周的民族则分别被他们称为蛮、夷、戎、狄。
春秋战国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则自称都城为“中国”，其中“国”就是各诸侯的封地，国字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国家，一是指都邑。后来中国作为京师的含义渐渐不用，而作为全国的含义却通行起来。《孟子》记载了一次齐王的谈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此“中国”为都城之意。
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未包含[来源请求]。由于中国地区的王朝建立之时间最早，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准较高，为外夷效仿的典范，是有所谓礼仪之邦；《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描述“中国”为：“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孔子明春秋大义为：“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也逐渐阔大。
汉朝以后
汉朝时则将其统治的中原地区称为“中国”，如《史记·武帝本纪》中的“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汉朝以后，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逐渐演变称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两方均有非我族类的意思。“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这里的中国一词，是和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的。
由于“中国”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关系甚小，古代中国人也没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无不出自“蛮夷戎狄”，华夏族便是夷夏不断融和的产物。
五胡乱华，晋室偏安江南，晋人仍称中原为中国，“江左地促，不如中国。”，“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时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谟独谓不然”
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人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皆非中国之有也”。
南宋时，女真族控制中原地区，《宋史·儒林六》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指占据中原的金国）。因此，在很多人眼里，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还是个包含不同民族生活的国度，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宣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清朝
至清朝前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约三千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地域（指中原地区）或朝代正统的标志，不曾将“中国”两字作为政权的直接名称。自清军入主中原以来，统治者开始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的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中，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号使用，与“俄罗斯”相对。[1]:27-28晚清时候清廷在与外国打交道或签定条约时，“中国”一词的使用非常普遍。许多官方正式文书上亦将“大清”与“中国”混合使用，作为同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