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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中国人染上了“伊斯兰恐惧症”？
刘波 2016年10月27日
Yuyang Liu/ChinaFile
在前往广州的路上，一位穆斯林年轻人在喀什火车站接受安全检查。
饮食问题，会成为中国族群矛盾甚至冲突的一个触发点吗？这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并不是绝无可能。9月，有网民在微博发帖，指责作为“中国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实行“种族隔离”，因为该校清真食堂“佟园”在其服务指南中写道，专门服务于10个少数民族的师生，其他人员不得在那里用餐。如新浪微博用户@寞洑在帖子中写道：“北大穆斯林专用餐厅……完全符合现代世俗社会中对种族隔离公共设施的定义。”
清真饮食引发纠纷，这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今年以来，有人指责一些往返新疆的航班只提供清真餐，是对非穆斯林的不尊重。多年来一直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出的意在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清真食品管理立法提案，被一些学者认为威胁到了“政教分离”，因而反对清真食品立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教授习五一在其微博上写道，清真食品立法“违反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
也许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清真餐厅与清真饮食，开始成为中国族群矛盾的聚焦点。然而有趣的是，至少从几百年前开始，清真饮食就一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经常光顾清真餐馆的除了穆斯林外，还有大量非穆斯林。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意识形态统治一切的文革时代，清真饮食也没有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从过去到现在，在对亚伯拉罕宗教不熟悉的普通中国人看来，清真饮食只是代表着一种不同的风俗，不一定带有宗教意义。
佟园、飞机清真餐、清真食品立法这几个事例，真的如一些人所说，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反映了伊斯兰教“封闭”、“排他”的属性吗？其实，2014年4月发布的佟园餐厅的这份规定，更多可能是出于管理方便：穆斯林师生对严格的清真饮食的需求较为强烈，而该食堂的容量又有限，所以它优先考虑穆斯林；非穆斯林有大量其他选择，故这对他们的影响不大。何况，这只是该食堂的服务指南，并非成文法律，如果该规定确实引起了非穆斯林的不满，更改起来很容易，并不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同样，近来质疑航班上存在多年的清真餐也有某种吹毛求疵的味道。通常情况下，清真餐并不会对非穆斯林造成损害，在穆斯林乘客比例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统一提供清真餐对航空公司而言更为方便，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成本最低的安排。而且，这同样是可以更改的。事实上在一些乘客的要求下，一些国内航空公司已提供预订非清真餐服务。即使飞机不提供清真餐，这也不过是一个成本承担问题，即穆斯林需要自行解决自己在飞行过程中的饮食问题。事实上，在过去飞机上没有清真餐的时候，虔诚的穆斯林也是这么做的。
至于近年来多次由回族等民族的人大代表提出的清真食品管理立法，完全可以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理解，即确保清真食品货真价实，减少“假清真”，保护从广义上理解的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与“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国家”与“教会”分离，不意味着政府不可以制订一些法律来调节与宗教有关的社会关系，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确保清真食品真实性的立法。
问题在于，为什么千百年来与汉族人相安无事的清真饮食开始遭到频繁攻击？事实上，这与中国网络空间上日渐流行的谈虎色变的“伊斯兰恐惧症”有关。如今，稍微浏览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可发现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辞已蔚然成风，“绿教”、“绿绿”成为常见的侮辱性称呼，带有嘲讽性的“这很清真”句式与丑化穆斯林的表情图时常可见，这激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情绪。
当然，“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通常被认为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并不属于中国“传统”，21世纪以来又因9·11等事件影响而出现加剧趋势。而中国当前“方兴未艾”的“穆斯林恐惧症”，既有外部输入因素的影响，也与中国本土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暴恐事件，以及官方相应的民族、宗教、反恐政策有关。同时，长期存在的族群矛盾，尤其是维吾尔族、回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加剧了这种歧视。中国社会中泛滥的地域、身份歧视，也为此推波助澜。
西方社会虽然“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更为久远，但通常，知识更为广博、更懂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大众流行的偏见，起到一种舒缓作用。尽管随着与伊斯兰国(ISIS)相关的暴力袭击活动增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崛起，欧洲极右势力兴起，但西方知识分子依然扮演着平衡社会认知的重要角色。
但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官方以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的名义限制有关维吾尔族与回族问题的公开讨论，另一方面，新疆地区近年来出台的一些针对宗教习惯与民俗（如女性头巾、斋月有关）的限制，以及新疆人在内地旅行、租房、就业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加剧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差距与歧视。而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知识分子在遏制“伊斯兰恐惧症”方面做的工作不够，相反，不少知识分子本身就染上了“伊斯兰恐惧症”。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知识分子会对伊斯兰教、穆斯林进行笼统化的负面刻板描述，如“封闭”、“保守”、“落后”等，而且除穆斯林知识分子外，通常难以看到其他知识分子对此提出抗议或反驳。
这与宗教知识的欠缺有关：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通常没有对宗教知识的介绍。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问题专家刘澎在一篇文章中所批评的：“中国人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博士，满腹经纶，什么都知道，在宗教问题上却极其幼稚，甚至一无所知。”许多知识分子对基督教都不甚了解，更不必说伊斯兰教了。同时，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影响下，至今仍有大量中国人自动地把宗教与“愚昧”、“迷信”联系在一起，这也影响到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识。
另外，伊斯兰问题似乎处于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盲区。近年来，中国“左派”日益趋于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依归，强调国家认同和维护领土主权，如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王小东。虽然中国穆斯林尤其是回族通常有较强的中国身份认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积极参与抵抗外敌，但在近年来新疆等地社会紧张与冲突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左派”开始质疑穆斯林的“忠诚性”，担心穆斯林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一篇公开文章中写道，西北、西南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可能出现“宗教认同压倒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局面”，提醒“穆斯林社团”“公然大规模背叛”的潜在威胁。
而中国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响，认为穆斯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对自由主义的威胁。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会强烈抨击“政治正确”和所谓的“白左”，认为宽容穆斯林是一种幼稚的“圣母”行为。如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林达在《廉价的政治正确会遮蔽暴恐真相》一文中，把伊斯兰教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人“绝大多数穆斯林不是极端分子”的说法，是“罔顾事实”的政治正确。
由于知识分子没有起到传递有效知识和“缓冲阀”的作用，中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短期内恐怕会有加剧趋势。当然，由于中国穆斯林尤其是回族早已与中国社会融于一体，由于历史上一直不同信仰并存的中国，并没有宗教仇恨传统，所以在短期内，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穆斯林恐惧症”不一定造成严重的现实社会问题。
但长期内，这可能加剧中国的族群紧张和社会冲突。相关仇恨言辞、图片被国际媒体报道后，可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加大中国本土及海外利益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毕竟，近年来中国一些违反“政治正确”的公开言论、广告，已在国际上激起过轩然大波，如今年一则涉嫌歧视黑人的洗衣粉广告。“伊斯兰恐惧症”的流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也相当不利——该战略涉及亚洲大陆上的许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见多识广、有国际化视野的中国知识分子，如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已经注意到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流行，并采取了可敬的行动来纠正。闾丘露薇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反穆斯林情绪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中文媒体对仇恨性语言没有控制，敦促网民更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文明，形成基本常识。但是，除非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一正在萌生的危害形成普遍意识，并真正把“伊斯兰—穆斯林”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研究，认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不是基于自身意识形态、政治倾向而对此做出过于简化的判断，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刘波，媒体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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