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09-02 作者：刘迪 是什么能够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引爆工业革命，助其经济腾飞？ 可惜，工业化的秘诀，至今无人知晓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说清楚，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没道明白，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经济学则更难以自圆其说，用文一的话来说，制度经济学是在“误读历史、因果颠倒”。难怪，工业化的浪潮，尽管在无数落后经济体不断掀起，但除少数波峰能翻越贫穷的鸿沟，幸运到达高收入的彼岸，多数则是无声退去，留下满地狼藉。
“进口替代战略”令人沮丧，“华盛顿共识”治国无方，“休克疗法”误人子弟，“颜色革命”更是病急乱投医，致国家病入膏肓。今天，在全世界70亿人口中消灭贫困，仍然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可望而不可即的攻坚目标。但是，自鸦片战争起，170多年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与魄力向世人展示工业化的强大力量，尽管难免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学习医科出身，然后去西方读了哲学，而后却在大洋彼岸开启了他的经济学人生———这就是文一。从语言，到逻辑，再至其对经济学的理解，文一对于“中国工业革命”这个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命题的阐释却让人耳目一新，然后欲罢不能。他以“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为世人纵向拉开“工业化”之路的沿途风景，并一路呼喊，遗忘“历史”就无法将“经济”那些事儿看得真切。
是什么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记者把问题抛给文一，且听他娓娓道来。
不该把中国发展奇迹当作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例外
文汇报：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您认为，这件“非常对”的事情是什么？
文一：事实上，这是张五常先生向所有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十分深刻，涉及面很广，所以我用了一整本书来回答。
长话短说，这件“非常对”的事情，就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在黑暗和血风腥雨中苦苦求索，终于找到了在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而这个“秘诀”，资源更加丰富的非洲至今没有找到，独立时间更长、民主和金融制度更加“完善”的拉丁美洲也没有找到，甚至与欧洲文明息息相通、工业基础更加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也没有找到。为什么？ 因为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弄清楚工业革命是什么，怎样才能让它发生。所以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才无可奈何地哀叹：“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但是，今天的中国由于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全球制造业中心，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从饥荒连年的人均二三百美元提高到吃穿不愁、有车有房的七八千美元，才有底气向全世界承诺“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伟目标。
文汇报：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似乎无法用经院式的“黑板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于是，它常常被解读为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特例或经济学理论的例外。对于这种解读，您认同吗？
文一：对于这种观点，我并不认同。中国有14亿人口，56个民族，地理面积近似甚至大过欧洲，把中国的发展奇迹当作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例外太可疑了。
中国道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非凡的借鉴作用，因为它背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与英国工业革命是息息相通、一以贯之的，只是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洗脑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而已。
当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不仅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政治制度更加开明、金融制度更加完善的荷兰；无法解释为什么18-19世纪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比欧洲更发达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无法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集权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快速的工业化，20世纪60-8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新加坡独立后的增长奇迹，21世纪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简单地归结为是由于政府退出并让位于市场经济主宰的结果，因此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不对的和误人子弟的。如果简单地引进市场经济有那么灵光，为什么采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多的东欧、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快的俄罗斯、拥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彻底的很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功？ 难道菲律宾不比中国更早引入市场经济？ 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搞了西式民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又如何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教科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不仅假设“市场”天然存在，而且只看到了市场的积极作用，没有看到市场的消极作用和巨大局限性，因此他们也不懂得市场发生积极作用的条件。
我的研究发现，没有国家和政府的积极介入，支撑规模化生产的统一市场不可能存在，即便存在也无法发挥积极作用。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工业化成功，是因为除了不断为本国企业积极 (用武力和殖民) 开辟世界市场以外，还有好多非市场力量在起作用。而这些创造统一市场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和很多非市场力量恰好被经济学教科书忽略了，因也恰好是那些盲目采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东欧等国家没有能够崛起的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符合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按顺序进行市场创造的原则
文汇报：曾几何时，在很多经济学人眼中，西方经济框架内，中国经济或许算不上值得研究的内容。您个人最初的主攻方向似乎也并非中国经济，是什么把您的关注力拉到中国经济上来？
文一：我以前不读工业化历史，不仅不重视中国经济，甚至瞧不起中国经济，以为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信赖的数据让我们这些西方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去套我们学到的、别人发明的模型。
我当年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过是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结果，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长期嫌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步子太慢，不假思索地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全面西化，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那么中国还可以增长得更快。与很多同行一样，我也长期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比如商业欺诈、假冒伪劣产品、道德沦丧、环境破坏、贪污腐败等等应归因于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
后来，通过阅读历史我才发现，这些社会乱象在当年的大英帝国、欧洲、美国、日本等殖民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都长期泛滥过，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认识到这些国家当年在工业化时期都不是民主制，而都是在完成工业化进入福利社会后，才开始逐步实现普选民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促成我的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或契机，是清华大学希望我开一门中国经济的课。我当时自认为很擅长讲西方经济学理论，瞧不起数据不全的中国经济，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正是通过讲这门课，让我开始认真思索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和发展经济学的一般性问题，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促使我进一步阅读工业革命史，最后才形成了个人对于中国工业革命的一些理解。
文汇报：在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一书中，您反复强调：工业革命具有按照市场大小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的“胚胎发育”式的产业结构上升逻辑。一个经济体的崛起势必遵循一定的工业化顺序吗？
文一：我认为是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无非是它没有能力用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来生产必须生活品，比如包装食品、衣服、住房、家庭用具、通讯与交通工具等等。因此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只能像中国解放前一样，靠进口洋火、洋布、洋油过日子，日无三分饱，衣不蔽体，檐不遮雨，纵然有石油却无法开采，有煤矿却无力挖掘，有稀土金属却不知道用途。因此规模化生产是唯一脱贫之道。但是用规模化方式来生产日用消费品，也同时要求以规模化方式生产所有中间产品，包括原材料、机器和运输网络等。问题在于，水泥、钢铁、机器和运输工具属于重工业，是为轻工业服务的。因此如果没有轻工业这个大市场，这些重工
业是无法盈利和自负盈亏的。
要建立轻工消费品这个大市场，不仅需要大量劳动力能够离开农村，还需要庞大的商业运输网络，这些东西在一个一穷二白、只有泥泞田间小路、由自给自足的分散农户组成的农业国是不具备且负担不起的。
建立规模化重工业首先需要建立规模化轻工业，而建立规模化轻工业还首先需要一个大的轻工业产品市场，从而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及时输送和卖掉。
这个市场条件哪里来？ 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推，你就会发现初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并建立简单分销网络 (小商铺等) 是必须的。而这就需要首先使农产品商业化，让农民能够在业余时间生产哪怕原始的制造品和手工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换来提高收入、生产率和市场竞争，然后由基于简单劳动分工的乡村工业和政府修路 (以及招商引资) 来逐步建立和培育轻工业消费品的大市场，再以此为依托逐步培育和建立重工业品的大市场。而这正好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过的道路。这其实也是当年大英帝国和所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即先从农产品商业化和原始乡村工业开始，由重商主义政府和皇室主导为本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开辟统一国内市场和营销网络，包括修建运河和道路，还通过武装贸易和海外殖民为本国制造业产品创造全球市场。这才刺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机器的出现、发明和采用，然后才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所以，好多靠城市和重工业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国家 (比如晚清的洋务运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独立后的印度和拉美国家等等)，都缺乏持续增长的后劲，陷入财政困境，最后走向失败。而那些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不是以重工业开始的 (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哪怕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小国和地区最早也是靠为发达国家生产手工业品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发家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搞什么现代金融和房地产，或从事医药化工和软件开发。一句话，规模化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而这个市场必须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逐步创造出来。
文汇报：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中国农村的工业品产量增长了整整15倍。这与卢卡斯(Lucas，2003)和麦克洛斯基(McCloskey,2010) 所说的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世界人均收入的惊人和神秘增长是同样巨大的，中国在没有破坏粮食安全的情况下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文一：建国以后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摆脱贫困，实现粮食自给和四个现代化。但是虽然建成了一个基本完善的重工业体系，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到60元一年，不仅购买力低下，而且农业产量仍然极大地受制于天灾和洪涝，粮食安全没有获得基本保障。别说农村，就连城市里的基本日常消费品和农产品也要靠票证定量供应，处于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线以下。这是因为国家忽视了“按顺序创造市场”以及“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这一原理，没有注重培育更加基础的乡村企业和民间工商业，并以国家的名义去为乡镇企业产品开辟和创造全球市场。
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繁荣的乡镇企业其实最早是建国后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搞起来的社队企业，但是这些社队企业不允许从事商品交换，因此无法培育市场并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壮大的机会。这里需要强调中国改革的顺序：没有像俄罗斯那样，从重工业和金融业开始搞私有化，而是从农村开始，从鼓励乡镇企业开始，这就恰好符合了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按顺序进行市场创造的原则。而且请注意，我们也没有搞土地私有化。如果当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像前苏联一样从自然资源和国企私有化与金融市场化开始，必遭惨败，再次葬送中国崛起的大好前程和历史性机遇。
农村商品经济一旦兴起，粮食自给就不是问题，进一步的改革和工业化，包括后来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就有了保障。同时不能忘记，80年代农村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也依赖于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三个有利条件：其一，农村极大的社会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否则乡镇企业不会在中华大地上铺天盖地顺利兴起 (要不然为什么乡村工业没有在私有产权发达但是强盗土匪当道的晚清和民国时期繁荣昌盛？)；其二，农村大量的水利设施和道路建设，这大大降低了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商品经济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三，公共土地所有制和农村信用社网络，这使得乡镇企业的筹建和集资成本大大降低，并促使乡镇企业初期原始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积累而不是私人消费。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
文汇报：经济史学家贝克特(SvenBeckert)在他关于世界各国棉纺产业兴衰史的近著里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域，工业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国家能力”为何如此重要?
文一：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可能是小农经济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产物，而是国家意志的产物。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工业化需要安全稳定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和世界市场，这个东西，私人力量根本无法创造，只有靠强大国家机器与民间的协作。其二，市场本身既具有建设力量也具有破坏力量，因为它是贪婪、自私的，可以不择手段地谋求私人利益，从而可能损害他人利益并破坏国家利益，因此需要在一个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惩罚体系下才能有效运作。但是这个监管成本十分高昂，靠私人执法不可能有效，因此必须靠国家机器和政府。其三，与此相关，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频繁的欺诈、劳工纠纷和以大欺小的工商运作只有通过政府干预、立法、执法才能够解决。其四，工业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各阶层利益不断的协调和合力。而规模化大生产和工商活动具有十分强大的正面外部性和规模效应，同时又具有极高的固定成本，因此通过政府提携和财政补贴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起来。比如每根木材都具有燃烧性质，但是单个很难燃烧，只有把他们用一种合理的结构搭碰在一起，并适时合理翻动重新组合才能够熊熊燃烧。集体合作的力量远远大过个体力量之和。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规模、地方上的工业园区和产业聚集区具有很高经济效益的原因。其五，工业化需要不断的技术升级和大量的公共品才能够实现，比如国防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及时抓住技术升级的机会并提供所需公共品是一个有为政府的特征。其六，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吸引国外投资的信誉只能靠政府担保。最后，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社会管理、伦理道德、精神文明等等都得依靠集体的力量。因此，缺乏强有力的、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重商主义政府和正确的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正是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地区还有东欧地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疲软、工业化失败的原因。
文汇报：制度学派认为，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并非由于创新所致，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带来的。然而，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的专利申请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2013年，中国递交的专利申请占世界专利申请总数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