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暂时无派
摘要: 任志强的“悲剧”在于，他不太懂政治，却偏偏愿意去搅拌政治；或者说，他的“悲剧”在于他太富于“理想主义”，明知江湖险恶，别人是拿他当“大炮”利用，但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理想，却报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自愿当“炮灰”。
任志强的悲剧在于他不懂“政治”
至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任志强一直是网上的一个风云人物，及至最近，他的名声因为有关“党媒”的争论以及“党媒”对他评价的直接介入而变得愈加响亮。多年来，任志强的兴趣似乎非常广泛，从房地产到经济大势，从敏感时政到人生理想，都是他话题涵盖的范围。任志强给人的感觉是个个性鲜明的人，其语言的突出风格就是“直”和“猛”；他说话不仅很少拐弯抹角，而且基本没有“底线”的概念，口无遮拦、随心所欲。因为这种风格，他在网上得到了一个“任大炮”的美誉。
我个人其实还是蛮喜欢他这种个性的。在我看来，比起那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墙头草类的人和那些深藏不露、心机很深的人，任志强的“炮筒子”的性格起码少了一点虚伪和阴险。任志强有两种身份：资本家和“共产党员”。在“特色中国”这个舞台上，当许多具有同他一样双重身份的人潇洒自如地扮演着他们的角色的时候，任志强对自己这个角色的把握却有些吃力甚至常常会有失控的时候。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做得应该说是不错的。尽管有些人对他的某些话感到愤怒，我倒认为大多数时候他是“话糙理不糙”。他经常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将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样的本性直白地表述出来，体现了“在商言商”的基本职业道德。但是，当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甚至“优秀党员”来说话的时候，他却很难做好“在党言党”。我能明显感到他的纠结、困惑和焦虑。他坐在一辆向右驶去的车上，但驾车的人却坚持要打左灯；他清楚地看见整个社会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但领导着这个狂奔的党却偏偏要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出于一个资本家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样的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的局面无论对于他的阶级还是对于领导这个阶级的党都是不安全的。因此，他用自己嘶哑的喉咙使劲地呼喊着，试图唤醒他认为还在梦中的人。
然而，令他伤感的是，他没有被理解。这几天，包括一些“党媒”在内的许多媒体都对这位“大炮”开了炮。它们给他轰来了一个又一个吓人的“罪名”，什么“反党”、“超越道德底线”等等等等。也许，他其实被理解了，但因为他太缺乏全局观念，所以不得不被牺牲、不得不接受一种惩戒。在我看来，那些“罪名”都不是真的；任志强即使真的受到了惩戒，真正的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过于鲁莽，触犯了“规矩”。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谁说中央党校教授反党了？》。在那篇文章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反马克思主义、反人民、反革命的确就是等于反共，但反共却并不等于反党。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是清楚的，有些人至今还不清楚，另外有些人心里很清楚却故意假装不清楚。今天在中国执政的这个党，除了名字和它执掌的这个政权同当年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创建的那个共产党还有点关系以外，早就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政治组织了。”用这个观点来分析任志强的言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任志强其实根本就没反党。
比这篇文章早几个月，我还写过一篇题目为《王小石的文章你读懂了吗？》的文章。这里，我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文抄公”，再引用几段那篇文章里的话：
“过去的三十多年发生在中国的事，其实和发生在前苏联的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走过了很相似的堕落和变质的道路。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制度比作一只青蛙的话，那么，苏联的‘青蛙’和中国的‘青蛙’在各自的执政党眼中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必须死去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死的方式有些不同。苏联的‘青蛙’是以断头的方式突然‘休克’死亡的，而中国的‘青蛙’则是被用温水慢慢煮死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执政者们对他们的这一选择是津津乐道的。他们觉得，‘温水煮青蛙’可以避免直接断头引起的动荡，是一个可以引以‘自信’的杀青蛙的好方法。
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一批文人‘精英’前后起过两个不同的作用。
在那个被称作‘改革开放’的过程的早期，这些人担负的是‘前锋部队’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是为这个过程制造理论上的合理性，或曰制造舆论。而在后期，尤其是最近十年，这些人的任务变了，他们由‘体制’培养的‘精英’摇身一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这时他们担负的是‘佯攻部队’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是以‘极右’甚至带有某种‘汉奸’色彩的姿态，吸引对方的火力，掩护‘体制’主力的攻坚。应该说，他们在这两个阶段的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出色。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换进行得很平稳，基本上做到了天衣无缝。但是，在左派被完全噤声，普通民众被高压‘维稳’，第二个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大业就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关键时刻，这支部队本身却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是：他们打得太兴奋，不想撤下来了。这些人有点像阿拉丁神灯里放出来的妖魔，不仅收不回来了，还想控制甚至取代主人。他们开始‘客大欺主’、开始向体制开火、开始裹胁民意向体制夺权。”
大体上，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第二种是有个人政治野心的人；第三种是真心为“体制”排忧解难的谋士，但他们在担任“佯攻”任务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见解：佯攻的方向才应该是真正的主攻方向！无论是哪种人，客观的现实是，他们在今天中国的舆论界确确实实发动着一波又一波对政治体制的冲击。这些冲击波显然对“顶层设计”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干扰。因此，寻找一个有一定影响的人杀一儆百以令其收敛就成了一个当务之急。在那篇文章里，我是用被曹操借了人头的那个管粮草的小官来比喻这样的人的。现在看来，任志强是不是点像那个管粮草的小官？
任志强的“悲剧”在于，他不太懂政治，却偏偏愿意去搅拌政治；或者说，他的“悲剧”在于他太富于“理想主义”，明知江湖险恶，别人是拿他当“大炮”利用，但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理想，却报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自愿当“炮灰”。当然，未来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也不好预计，任志强今天的遭遇或许恰恰是他明天的资本。不是有句话嘛：万事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