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
（电影［老炮儿］中人物的实际原型以及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
实际上，我要说的这些人是“老兵”而不是“老泡儿”。在那个时代，“老泡儿”是指那些在黑道上“泡”了很久的老资格流氓，特别是蹲过“炮局”的。“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稍后又泛指大院的干部子弟。尽管老兵与老泡儿是对头，但事后一看，却透着同一时代的特质：崇尚爷们儿。爷们儿不是好勇斗狠，也不是仗势凌人，而是男人，也就是有道（即“盗亦有道”的道，也就是黑道的规矩），讲义气（对自己人负责任），有担当（事儿来了，自己扛着），守诺言（我的话就是金子）。江湖的道义就活在爷们儿的生命里。有爷们儿，江湖上就有道义；没有爷们儿，道义就是上下嘴唇一吧嗒出来的空气。爷们儿就是有血有肉的道义，活的道义。
那时我居住的地方是中央分局的宿舍。后楼里住着一位农大附中的红卫兵，名叫宫晓风（其父是我父的部下），绰号“大头”。由于他的缘故，常有农大附中红卫兵来院里玩，印象深刻的有三人。那时真正的老红卫兵彼此还以“老”相称，大概最初是出于革命的豪气，其后也演变成了江湖的尊重了。三人分别为老姜，老丁，老廖。老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人很憨厚，自称土廖，来自一个较小单位的宿舍，常说他们那儿是小院。记住老廖是因为一件小事。有一次老廖来院里玩，进来就说：在傍边路口被两个人劫了。两边大概发生了这么几句对话：“哪儿的？”“农大附的。”“叫什么？”“廖某某。”“听说过。去哪儿？”“华北局。”“走吧。”大头一听，立马带了两三个人骑车冲出去了，结果在周围找了二十多分种也没找到那两人。这事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其实，老廖当时就说：算了，也没什么），但在那时就是打架的茬口。劫道并非都是劫钱或劫色，更多地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礼仪性行为。劫人是表示高于你的一种权威，在当时叫作“拔份儿”。在这一事件里面，老廖被劫时提到了两个份儿很大的集团（农大附红卫兵和华北局大院），但对方并没有对他以礼相待（一般会说：“自己人”，“都是哥们儿”，以表示尊重，友好与平等），这就不仅压低了老廖的人格，而且侵害了这两个集团的名号以及背后的权威。为名号从而权威而战，就是当时黑道的道。顺便说一下，在当时的社会上，某校红卫兵大都不再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老红卫兵多数都在逍遥或作政治思考，并不到社会上去打打杀杀。只有少数几个学校的红卫兵仍以集团身份活动。农大附红卫兵可能是唯一纯以过去的组织横行社会的老红卫兵。“三校联防”的“翠微”，“育英”，“太平路”三所学校，因为学生就散居在周围的军队大院，所以，与其说是学校红卫兵的集团，不如说是以红卫兵为名的大院地域集团。三十五中红卫兵虽有彼此联络，也就是一个以各大院为基础的松散联盟。老丁是建工部宿舍的丁克白，人称“丁克”。丁克的名头虽大，但我对其所知不多，仅听他同院的人说：有丁克的哥们儿调侃丁克，当着丁克的面诵了两句自编的顺口溜：“天上色云来，地下丁克白”；或许那就是他的兴趣方向。
真正要说的人物是老姜。那时北京真正在道儿上“晃”过的人没听过“姜克”的大概不多，姜克就是老姜，姜克敏。据我们学校（八一学校）的“老兵”说，老红卫兵在政治上风起云涌的浪头上，姜克敏与农大附红卫兵并不在显赫的位置（只要想清华附中红卫兵能让毛泽东给他们回信，而该信中直接提到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就知道农大附红卫兵差得有多远）；哪怕是到了“联动”时代，也未见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想到以后在社会上（即江湖里）他们倒横冲直撞，风头甚健。“八个样板戏”首次上演的时候，北京好事的青少年都连夜排队买票（时称“排票”）。各个样板戏的戏票都在首演的剧场出售，唯“红色娘子军”的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售票处出售（［血色浪漫］中天桥剧场门口排票打架的场景是错置了地点）。在“破四旧”与“反帝反修”的窒息性红色浪潮中，仅仅“芭蕾舞”三个字就能唤起青少年们莫大的憧憬。我想天桥剧场也是怕事，才将售票这个惹事的烫山芋扔给了“工体”。对于青少年，排票的重点不是“票”而是“排”；排票本身就是一个兴奋。真正玩“排”的排票者头一天下午就到售票处门口占位，一夜都是经历，有着各种插曲与亢奋。那晚，姜克等人到达“工体”时，售票处前已经挤得看不见售票口。他们的做法也很简洁，很有那时顽劣少年的粗暴创意；他们直接撬开售票处的门，在里面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于售票之前，从售票窗口踏着人头降下，强行踩出了窗口前那一片地方，于是，每一个人都买到了最好的票（那时，一人限售二张票）。各路好汉里面，能进售票处的少数人，不是份儿极大者，就是他们罩着的伙伴；其他人，即使偶然混进去，在里面也待不住。下半夜，姜克发现里面的人越来越多，就去问看守门口的老廖“怎么回事”。老廖说，里面那些份儿大的人往里招呼人，他的面子下不来，也不好拦着。姜克小棉猴儿一套（这可能是叙述者的错误印象。以我所知，姜克敏身材高大，一般尺寸的棉猴儿可能上身后显小），说：“你去睡觉，我来。”此后，无一人再敢往里招人。以此可见姜克在北京道上的地位。以上并非我的亲历。因为政治狂热，我当夜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排“智取威虎山”的票，因为该剧被那时的宣传吹捧为京剧革命的最佳典范。同院一位名叫林光南（外号“猴子”）的在场，次日便在院里绘声绘色地描叙了当时的大量细节；前夜当然的在场者“大头”，也带着倨傲的微笑证实了那些叙述。顺便说一下，也有未经排票就拿到戏票的。前“三司”的第一人蒯大富，当时已经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首演当晚，蒯大富蒙着大口罩低调地溜进了满场“老兵”的天桥剧场。不想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场内的“老兵”拥满了前几排，多数人站在座位上，口哨，口号（“打到蒯大富”），谩骂，哄笑直轰到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老蒯头上，最终，这个“老兵”的政治死敌灰溜溜地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些情景是当时在场的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老兵”俞元（其父在“文革”前是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向我描述的。
姜克“插队”去了内蒙。因为劳动卖力，被贫下中农推荐成为公社的司机。一日，姜克去旗（相当于内地的县城）里办事，被原来同村的两个老乡找到。原来，那时兵团某团的知青几十人成群地在城里打架，劫道；两位老乡卖猪的钱被其中一伙人劫走了。那年月，一头猪的钱能买人命啊。老乡都知道姜克在北京知青中有名，所以，特求到他这儿来了，让他去说个情。姜克立即说，带我去看看。到了路口，老乡远远地指认了盘踞在路上的那四五十人的一群。姜克独自走过去；在四五十人略带惊奇的蔑视中稳稳地站在他们面前，问：“谁抢老乡钱了？”有一位也许是仗着背后的四五十人之众，冲上来气势汹汹地说：“我。你怎么着？！”（不难在［老炮儿］里面找到对应的现代人物）姜克二话不说，一个直拳把这个仗势欺人的家伙打了个跟头。那伙人立马都抽出了匕首之类的家伙。姜克撒腿就跑；跑到了城边，有一个大石灰堆；姜克窜上去，向下扬石灰，底下的人一下儿也冲不上去，一时间就只好相持着。一会儿，下面有一个似是大哥类的问姜克：“你也是北京的吧？”“是。”“你在北京认识谁？”（注：在打架的过程中，“询问对方认识谁”有三种处境：（1）弱势的一方对强势的一方。通常不会问：“你认识谁？”而是问：“你认识某人吗？”原因也简单，无论对方认识谁，都无助于你现在的情况；只有他认识你也认识的那位份儿大的人，才会对你有帮助。这是避免对方攻击的一种对策。（2）均势的一方对另一方。“询问认识谁”是和解的信号；若有双方都认识的人，架一般就打不起来了。（3）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通常强势一方不会问对方认识谁。但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对方以极少数人（通常是一人）仍拼命对抗时，因欣赏对方的“鲁”劲儿而发“相惜”之情，有时占绝对优势的一方会示大度并以此结交对方。此时，优势一方询问对方认识谁，是给对方一个梯子，让对方上来。双方都认识某人，于是，在强弱之外给了双方对等相处的一个平台。）姜克拍了拍手上的石灰，走下石灰堆，问那些人：“你们谁听说过姜克敏？”有一个小子神气活现地跳出来说：“哥们儿和姜克没得说！”（姜克本人事后说：他当时怒气难当，心想这要在北京，我立马“插”了这孙子）姜克一直走过去，逼近这家伙的脸，说：“孙子欸，老子就是姜克敏。”那伙人一下全围上来了，当然，此次不再敢拿着家伙了，而是一齐说：“算了，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他不懂事，…我们请你吃饭（赔礼的意思）。”此时姜克说了一句话，使叙述此事者与听者都为之心动。姜克打住他们，说：“吃不吃饭无所谓，得把老乡的钱先还给人家。”那帮人也还算在道上，立即应承：“我们去吃饭。钱马上给老乡送去。”本人也没在内蒙插过队，向我叙述姜克“野湖之战”的是同院的陆照光；他当时正是该地的兵团战士（“文革”后上了北大哲学系）
提这些陈年的事情，想要显示人是复杂的。一方面，无论老炮儿，还是老兵，都未脱得了超越阶级的共同时代印记，这就是黑道的道义。（顺便一提，老兵并不完全等同于干部子弟，姜克敏就出身工人家庭。）另一方面，暴戾或儒雅的性情也未超出阶级的限制。在干部子弟中，也不乏鄙夷以拳脚棍棒对付“流氓”者，但是，当我们轻蔑地谈论着“痞子”“市侩”（当时大院里对城里平民的蔑称）的时候，不也在对弱势人群实施着语言与思想的暴力吗？歧视还是歧视，只不过蒙上了有点“雅”味的外套。总之，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即使一个“盗”，也可以有他的“道”。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集合着多种要素，那不是一个脸谱就可以罩得住的。为了证明人性的复杂，下面再叙一事。
有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与院里十几个小孩在楼门的石台上坐着；其中只有一个“大个儿”（当时院里对“老三届”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的称呼），叫张小兴（其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唐山任地委书记），在当时也是北京道上的一个人物。闲坐间，见三四十个身着军装的半大小子急冲冲地从楼间穿过来。张小兴的弟弟是一个在院外交游很广的人，立即俯身对他哥哥说：“谭小三”。谭小三就是插死小混蛋的小坛子；不用指认，明显就是那个走在那群人最前面的领头者。几乎是同时，那群人中的一位也从后面越过一两个人在小坛子耳边低语了几个字，明显是提了张小兴的名头。张小兴慢慢站起来，懒散地往前走了两步，长辈似地亲切训导说：“又到哪儿惹事去了？”小坛子有点惶恐地答道：“没有，没有，就出来玩玩。”“别惹事啊。”那群人呼啦啦地就过去了。（王朔叶京那些已经“痞”化了的小辈根本不知道那时道上真正人物的气度）其实，那时三五十人跑出来，不是惹事才见鬼。在华北局宿舍与铁道部宿舍之间有六座楼房（没有院），主要由北京市不同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居住着。其中一栋楼（四栋）的人与国务院宿舍的人打架，对方吃了亏，那天纠集了人（当时称“招人”）来报复。人分三路而来。我们见到的那路是工程兵的，也许还有其它军队大院的孩子。另一路是国务院宿舍自己的人。这两路从楼房没有门的那一边打过来，小坛子那一路根本没有搞清楚是哪栋楼，结果打到了傍边的一栋楼（二栋）上。还有一路从有门的那一边打过来，主要是广播事业局宿舍（即“老302”院）的孩子。他们用石头将两栋楼上几乎所有的窗户全部打破，时间持续了十几分钟。终于，楼里有两个小伙子冲出楼来，喊道：“老少爷们儿，就让他们这么欺负我们吗？！”霎那间，两个楼上被欺负急了的男女老少，举着菜刀，拖把，擀面棍，一齐冲了出来。原本气势汹汹的惹事者根本没料到别人会反抗，立即边打边撤了。“老302”的这一路，由于在有门的这一边，就被人追上了。有一位姓高的坚持让别人都撤，一人留下断后，最后被追击者围住，摁在地上死打（也难怪，所有受欺负的气都撒在他一个人身上了）。那个最初与国务院宿舍打架的小伙子（绰号“小二”）骑在他身上，在他大腿与臀部上捅了四五刀。我的一位朋友（名叫唐纯杰，其父是一位右派）住在四栋，也出来追击，零距离地观察了该人被虐的过程。此人从头到尾，无论怎么打，包括那四五刀，咬着牙没哼一声。这位朋友一直惊讶（对我说过四五次）：“这人是没有感觉呢，还是真不怕痛？”并对其一人断后的担当以及死不讨饶的傲气印象深刻，反复用了一个字面意思不分明却在当时立即被众人意会的词“你们干部子弟的那股劲儿”（这劲儿就是干部子弟与当下“官二代”与“富二代”的分野）。与人打架吃了亏，却打到人家家里去并殃及了那么多无辜者，即使是未成年的孩子，也是够卑劣的。但是，其中这位的担当却反映了爷们儿的一面。我敢打你，那是“横儿”；你若能打回来了，我也担着；这就是“盗”而有“道”。不象［老炮儿］里面描述的那些现代混混儿：仗势欺人的时候张狂地无比，人家反击了就往国外跑；打个比自己大三四十岁的老头打得那叫蛮横啊，被老头拿住了指头就孙子般地撅在地上学猪嚎。
顺便说几句关于［老炮儿］的看法（不涉及艺术）。如今世风日下，规矩皆毁，都闹到了要流氓呼吁“规矩”的地步了。尽管盗亦有道，但到了“盗”都感觉到了无“道”的时候，这世界已经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电影中最被人垢言的荒诞之处，就是片尾要到“中纪委”去寻“道”。“中纪委”真能有“道”，还需要流氓出来呼吁“规矩”吗？当然，电影中塞进这么一个自我颠覆的东西，有着大家都能理解的必要原因。再则，“规矩”作为生命的样式，是活在人的生命活动里面的。真实的规矩都是由血肉承载得。得有人活出来，规矩才活着。世间不缺少写在纸上的规矩，缺的是活在人血肉生命中的规矩。黑道的道不是由武林大会颁布的，而是由“六爷”们的活法颁布的。世无规矩，因为在人的生命中已经见不着规矩了。最后，虽然规矩活在血肉中，规矩却是对纯然物质的超越。规矩就是不计功利不畏权势的“当为”与“不为”。当为的，虽万死亦不辞；不当为的，万金放在面前了，也不为所动。如今，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丧失了“道”的超越。作为全然支持“家庭教会”的牧师，当我走向对岸那摧城的黑暗时，不止一次感到“野湖”冰上的孤独。不为当为，却为不当；利益与恐惧大过了道，就无人会踏上殉道的湖面。有时，教会的特殊似乎不是有所当为的勇气，而是以冠冕堂皇的名义给“不为所当”一个大言不惭的自我遮盖。若教会里面都失去了公义之道，世界又到哪里去找它的规矩呢？
（文中的故事都是对“文革”中私下谈话的回忆。其中也许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望当事人本人指出。本文续篇［“盗”义与豪气］将在刘同苏牧师个人网站刊登。http://www.liutongs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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