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战争和维护人权的关系。
我比较赞赏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常播放一战、二战、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纪录影视作品的安排。这一方面将历史真相缓缓地释放出来，同时也将战争的不人道面目展示在民众眼前，有利于培育民众的理性战争观。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于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战理念，是持不同意见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而是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本着维护人的基本需求看待战争问题，就自然会发现战争中的不人道现象，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接受了。当然，今天人们对于战争中不人道现象普遍不接受的认识，是基于一个重要历史前提的，那就是，自从二战结束后，战争作为攫取一国、一派自私利益的重要手段，已经不再被视为正当，而且难以实现。战争对于一般民众的故意伤害，已经被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社会新秩序的确立，也使得人类的战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所以，就我本人来说，谈战争中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了。战争要死人，让平民为战争死去，已经成为一种战争罪行。极少有人会公然这么做。毛泽东当年在社主义国家一次会议上戏言中国为在全世界取得共产主义全面胜利不惜牺牲3亿国民，立即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这说明让国民为主义战争牺牲的想法在当时就已经不为人们所接受。但战争中军事人员的死亡，是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呢？也不是。最近一部名叫《集结号》的电影，似乎在反思这一问题。在传统的观念里，从最高统帅部的全局性战争行动，到班一级的战术行动，似乎都会有牺牲局部、以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部署。这在军事行动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军人不是一般的人。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中的军人，本质上就是跟兵器装备一样的一种物质力量。在兵不厌诈的军事行动中，指挥员为取得作战胜利，不仅有灵活使用这一力量的权力，也有这样的权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军人也是人。在传统战争中，因为指挥员的指挥失误而造成众多士兵的无谓死亡，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即使在传统的战争中，尽可能提高指挥艺术，减少无谓牺牲，也是统帅和各级指挥员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就有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最高军事原则。但如何区分无谓牺牲和必要牺牲的界限？这始终是传统战争中最让指挥员伤神的一件事。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会自动消解文明落后时代存在的许多恼人问题。今天，随着人们战争观的根本性改变，这个伤神的问题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了。类似一战、二战那样造成千千万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人类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会让它重演。即使是正常国家之间为了领土、资源、主权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发动战争，也被制止，代之以在国际社会监督下的和平谈判。那种因维护意识形态、统治者脸面而发动战争，更是被严格禁止。今天，战争被严格限制为：必须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以一定的程序确认后由指定的军事单位实行、且只是针对国际社会公认的犯罪个人和组织，绝不涉及无辜民众、并受到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监督的军事行为。这类似于一种纯法治的警察执法行为。尽管这种战争的理想模式在现实中还时常被破坏，但这不妨碍我们竭尽全力去维护这样的战争观念，并尽可能消除对它的破坏因素。军事行动中如何对待死人的问题，恰恰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的文明程度。都说美国人怕死，的确如此。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往往是美国所忌惮的。因为伤亡的是民众子弟，这是对民众利益的极大损害。民众因为战争伤亡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反对战争……国会就会根据民众的意愿立法终止战争（不为战争拨款就是最好的终止办法）。战争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意味着通过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财产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已经引起人类社会的广泛质疑。在以往的战争中，双方统帅都要估算一场战役可能的死伤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万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以硫磺、冲绳等岛屿战役的伤亡为依据，估算攻占日本本土有可能还要付出伤亡百万美军将士代价，这是美国民众和政治家都无法接受的结局，所以动用了原子弹，以期彻底击毁日本统治者对人员死伤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显然，现代战争中的大规模的杀伤，甚至连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都忌惮了，更何况西方人。二战成为人类大规模战争历史的终结，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世界上就有一些国家、政治集团就认为，在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军的人员，就有可能战胜它……而今天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是这样认为，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其它国家的无辜平民，就可以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鼓励不怕死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在跟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作战时，常常不惜以10条命换其一条命。为了杀伤5万美军，不惜付出自己伤亡50万的代价。这种思维显然已经不能为文明人类所接受。从尊重生命的现代理念出发，军事行动中的一方人员在抵抗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被俘，不能无条件地视为政治变节行为。在现代执法性战争中，执法人员被犯罪分子俘获或绑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们通常成为犯罪分子的人质。解决这一类问题跟通常解救人质的警察行动没有本质区别。
据说崔永元到韩国参观“韩战纪念馆”，看到一张成千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投降的照片，不禁惊呆了。我想，他不仅是因为照片从未见过的新鲜而感到讶异，更是因为这张照片彻底颠覆了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而感到沮丧。这说明我们的观念真的需要来一个大转换：军事行动中一般的投降跟政治变节是不一样的。再说，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政治开放，所谓的政治变节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今天我所谈到几个问题，不是什么结论性的，只是提出来请大家共同思考。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一步加以讨论，目的是在国家的领导层面，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大家都能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亿万民众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