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将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原则，移植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这是长期的战争环境，给我们党造成的一个弊端，过于追求国家领导核心的“纯洁”，“路线斗争”、整肃“反党集团”频繁，造成治国人才大量损耗，政治局势动荡，外部的压力巨大，而内部的权力又是高度集中，于是最高领导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必须绝对“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国际交往也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毛泽东时代，党内高层斗争如此频繁，跟毛泽东对外部世界重重威胁的感受是分不开的，不习惯于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见共存、通过民主决策机制选择最佳意见的体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跟领袖意见高度一致的结果就是，成绩可以斐然，灾祸也必然巨大。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非友即敌，造成国际孤立。我们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年的冷战格局、阵营对垒的形势，似乎很对我们党的胃口。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阵营情结，于是，世界上几十个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又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马列主义情结，又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划入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我们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纯粹意识形态的、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的正常利益，导致我们国家的正常利益长期受到损失。我们反美反苏，自以为能够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使我们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我们忽视了世界文明人类的主流认知，那就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种族、政治等因素引发的暴力）；反对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战争；反对以种种理由实行极权体制。有人说，美国打东打西，为什么不被孤立？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被美国打的，多半是问题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些行为，早就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亚等。此其一。其二，美国并没有通过战争直接获得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这就使得它的战争行为，像是警察在执法。美国也因此获得“国际警察”的诨号，这里面有褒有贬。其三，才是美国所打的旗号，什么反对“独裁”、“大规模杀伤武器”、“恐怖主义”等，很是蛊惑人心。当然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富强之国，便是正义之乡，人们通常有这样的思维。而我们中国，恰恰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我们党执政后的几十年里，显而易见，战争带来的消极因素，要大于积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国家制度、民众利益和对外关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世界上远超我们的强国，“亡我之心不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只有在实力上超过这些强国，我们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强国都有灭了弱国的想法，那些上百个中小国家，将如何生存发展？如果有人质问我们：强国总有灭弱国的想法，是否意味着中国强大后也要灭了别人，我们将何以应答？当我们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时候，我们似乎并不理会世界的疑惑。但就是这些疑惑，慢慢变成了疏远，使我们这个时时刻刻有着危机感的国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第二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这是我要重点谈一谈的。数千年来战争无数。远的不说了。近100年之内的战争，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的，应该就是二战、抗战、内战、冷战和最近的反恐战争了。冷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冷，我们参与了朝鲜战争，死伤百万，耗财百亿，比我们在内战中的消耗还大。将这些战争联系起来思考，用一种客观的思维方式思考，就是不带党派意识、只考虑一般意义的民众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在战前、战中、战后的得失，看看能给我们那哪些启发。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在二战、抗战中，还处于弱小地位，影响力有限。对内、对外真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是内战。是长达22年的内战，将我们推到了世界舞台上。所以，我们历来研究战争，似乎也多着墨于内战、尤其是三年解放战争、尤其是三大战役。对席卷全球、历时6年的二战和中国历时14年的抗战，研究不多，甚至好几年是空白。总结历史教训，向来我们的党史观念很强，世界史、民族史、国家史的观念就要逊色得多。这不是好现象。我们党离不开国家、离不开民族、离不开民众，国家、民族、民众离不开世界。毛主席说过“中国有那么多省，一个省就抵得上一个小国家，合起来就是一个联合国。”但那是一种调侃，当不得真。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是离不开世界的时候，那么对二战历史的研究，就不会有疏离感了。二战有两个战场：欧洲、北非的反法西斯德国的战场和太平洋、东部、东南部亚洲的反军国主义日本的战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那就是太平洋战争。二战的意义对世界来说具有普遍性。而太平洋战争对于中国（当然也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的意义，则具有特殊性。
先说说二战意义的普遍性。包括列宁在内的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在一个历史时期具有真理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这一论断正式对这场战争的理论总结。但是到了二战，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规则，由原先的英、法、德欧洲列强主导世界，变成了由美国主导世界。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基本规则就是通过占有殖民地扩大商业网络，为本国资本增值拓展市场，一次拓展，终身享用，这种商业模式，就产生了世界上许多弱小国家沦为殖民地，而一些大而弱的国家，则划出土地成为租界，殖民地和租界都是垄断市场，别的国家要想占有，那就把舰炮开来吧。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子就在这里。20世纪初，美国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美国原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知道里面的苦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力不济，暂时还不能跟英法德抗衡，所以就提出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规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的事情，用市场的办法解决——搞自由竞争。在美国看来，英法德俄等老牌殖民主义搞领土扩展，扼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无疑是一种罪恶；而苏联搞世界革命，搞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跟老牌殖民主义无异，同样扼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也是一种罪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具有了这样的理念，只是无力付诸实施，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可以说美国加入到二战中来，就是抱着改变世界秩序、废旧立新的理念的。从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一直到《联合国宣言》，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产生的、反映了国际新秩序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本，基本原则就是民族自由（包含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公民自由（包含尊重国民权利、保障人权）、交往自由（包含经济交往、人员交流、信息流通）和制止非法战争（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为依据）。从20世纪初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实践，今天是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了，那就是：将英法德俄的旧秩序、苏联的共产主义秩序和美国的新秩序这三种国际秩序相比较，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秩序。当然，今天看来，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也出现了问题，但这不会影响二战时期的国际大格局。
对于二战的认识，我们党始终在列宁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摇摆。初期，我们是坚信二战与一战一样，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包括日本攻打中国蒋介石政权，我们党也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还是我们党当时的基本战略。但当纳粹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后，我们才认为战争性质改变了，是世界进步人类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以后军国主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我们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如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我们也会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但事实上，二战从一开始，其性质就不同于一战了。这是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已经不同于世纪初的世界了。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苏联的产生，打破了世界的原有的格局，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制约，它起到一种牵制在用。有人说，苏联当时也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行事的，如它跟德国一起瓜分波兰，侵犯芬兰等。但我要说，与其将当时苏联的这些动作看作是与帝国主义如出一辙，不如看作是苏联在德日意咄咄逼人的态势下的一种自我保护行动。但是，苏联的出现，并不能有力地改变国际旧秩序，而且，从苏联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表现来看，其骨子里依然流淌着沙俄的血，毛泽东老一辈领导人，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新沙皇，是有道理的。所以，真正致力于改变国际旧秩序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正是美国的崛起和最终加入二战、主导二战，才使得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种新秩序完全取代了旧秩序。这个脉络很清晰，就是从威尔逊的14点建议——到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
重点要说的是太平洋战争对于我们中国的特殊意义。几乎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中日关系问题、中美（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关系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截止二战结束，50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就是日本下定决心灭亡中国、中国不懈努力救国的历史。而且，十分遗憾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首都南京被占3年，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几乎所有最为富饶的地区，全部被日本占领，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如果日本不是主要败于太平洋战场，单靠中国自己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一个军国主义加神道教的野蛮的日本不复存在，消除了中国百年大患。二战奠定了中美盟友关系，由原先的日本主导亚洲，变成了有中美共同主导亚洲的局面。美国主导世界，同时协助中国主导亚洲，削弱了英国的影响，根本上消除了日本的影响，遏制了苏联的影响，这应该是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格局。关于中美关系，我将在第三个问题中详谈。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必须是务实的。所谓务实，就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利益为最终目的作为出发点，处理中国跟苏联的关系。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幌子，事实上掩盖不了其帝国野心。苏联在二战后期，就远东对日作战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帝国心态，应该是很明显的，国民党政府深感苦痛，为什么我们党却不以为然呢？我们的媒体，应该多播放、登载些二战纪实数据，让我们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二战中的美国和苏联。苏联打纳粹德国并非其主动行为，如果不是希特勒首先对苏联发起大规模闪电战，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打德国。俄罗斯民族像是没有进化好的人种，在高度文明的同时，却又保留了许多野蛮遗迹。
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了原居第二的日本。我们好像很在乎经济实力超过日本的意义。但我却觉得，超过俄罗斯、且让俄罗斯在很长一个时期远落后于我们，意义要更大。20世纪，有两件大事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件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兴起，一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苏联“十月革命”起，到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个可观的阵营，一时影响巨大。但是，从60年代开始，这个阵营就慢慢显露出松动迹象，大小齿轮咬不紧，一直到中苏公开决裂，甚至在边境屡屡发生战事。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终于撑不下去了，解体了。整个东欧也转型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兴起和衰败，触目惊心，对我们的影响甚大，但对世界的影响却是有限的。真正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是二战以及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二战后至今的六七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一个朝鲜战争，一个越南战争，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似乎有着国家集团之间角逐的背景，但最终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而是在大国斡旋下双方妥协了，或停战，或一方撤退。有人说，数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是因为大国核威慑在起作用。我觉得，核威慑有一定作用，但不会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二战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二战历史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认识了。事实上毛泽东主席在二战期间写的一些文章中，也谈到了二战是怎样从“帝国主义战争”演变为“进步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而进行的“卫国战争”，使得二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毛主席的这一结论应该没有问题，但论据似乎有一些不足，全面地来看，二战之所以不同于一战，二战的历史进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战更为显著，是因为有一股人类的进步力量，加入到战争进程中来了，这股进步力量，除了苏联，还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对战争性质演变的作用要大于苏联。
1941年8月1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大规模闪电战已经一个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英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在纽芬兰湾的韦尔斯亲王号战列舰上秘密会晤，并共同发表了一则声明，史称“大西洋宪章”。此声明很简短，共列出八条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正是这所谓的“大西洋宪章”，加上苏联的被迫参战，彻底改变了二战的性质和走向：一场新强盗反对老强盗的二战，变成了世界文明进步人类反对野蛮、落后人类的二战。自此，一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发布《联合国宪章》，基本上就是沿着“大西洋宪章”的思路走来的。西方世界，因为美国取代英法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游戏规则变了，过去数百年来，凭借武力，通过掠夺殖民地资源，谋求经济、政治霸主地位的旧游戏规则，被自由主义的在各国独立自主基础上，通过自由贸易增长财富的新游戏规则所取代。美国是这一新游戏规则的倡导者和捍卫者。60多年来，不仅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且还造成了20世纪后50年的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游戏规则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决定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默认这一游戏规则，根据中国国情，实行这一游戏规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游戏规则的正确。所以，二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几个法西斯战争机器，更在于战后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争胜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义，不看他宣扬的如何，而是看战后他是否能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进步、文明和发展。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美国是秉持正义的国家，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的宣传部门，在制作节目回顾二战历史时，不应该回避这一事实。
第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橕点。
重新认识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美国。我们党在二战期间对美国的认识，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战后、特别是我们党执政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未能处理好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我们党遇到诸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美国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我们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认识美国在二战前后的变化？有相同，有不同。相同的是，美国一如既往地维护着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不同的是，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有了变化。美国认识到苏联的战略意图，允许苏联在欧洲和远东获得一定程度的“势力范围”，这等于说，美国对战前的旧秩序，在苏联身上有妥协，“大西洋宪章”公布时，苏联正遭受法西斯德国的疯狂进攻，所以，此时的苏联是欢迎“大西洋宪章”的。
我们为什么要反美？是美国要侵略我们？不是。是因为美国反共。是的。美国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更是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在各国的“社会革命”实践。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它自己国内，就是在政治上极力压制共产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清楚，反对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执政者的诉求，也是那里的多数学者和普通民众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二战前和二战中，也并不怎么强烈，但在冷战期间，尤其是苏联彻底崩溃之后，共产主义几乎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为反对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将冷战的双方，称作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主动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惜巨大牺牲地扩大这一阵营、保卫这一阵营。但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美国对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战之后，紧接着就是冷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说得再直接一点，就是苏联跟美国的对抗。苏联挟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声势，在上世纪50年代，确实是咄咄逼人，四处出击，大有横扫全球的架势。但是，人们忘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反对这一新游戏规则，实行另一套游戏规则——共产体制，这就是冷战的实质。一开始，社会主义阵营相信所谓“物理性”（借用朝鲜当局的话）的对抗更容易见效，于是就有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用“民族解放战争”的逻辑解释这辆场战争是很勉强的，北方打南方是“民族解放战争”，南方打北方不也同样可以打着“民族解放战争”旗号吗？所以，在解读二战、冷战历史时，最好把“阶级论”暂时放在一边）。现在看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两场战争意义不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认可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回过头来在审视那两场战争，真的意义不大。有人喜欢用所谓的地缘战略解释朝鲜战争，什么“战略屏障”、“唇亡齿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为战略前提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吗？不错，我们信奉社会主义，并且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信奉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反美吗？坚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跟美国、跟西方势不两立吗？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了区别敌我的政治标准，当作要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当作了一种战斗武器，上世纪50至70年代就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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