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我们党的危机感。在二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危机感过重，机遇感全无。我们党在改革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局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吗？显然不是。当我们摈弃了陈腐观念回过头去看，便很容易发现，其实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战的情况下，和平发展的机遇，还是存在的。亚洲所谓的“日本复苏”和“四小龙”，不就是在冷战期间产生的吗？也就在别的国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对峙下的和平）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却是在危机重重的感觉下过日子。我们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说明了我们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感十分强烈。所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也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表达。战争是战争，革命又何尝不是战争？我们总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就无法获得国家安全。我们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战争上，哪还有“和平发展”的影子？而且，我们当时认为，大的危机还是来自外部。具体地讲就是来自美、苏。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有危机感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因为自己局限于以往的经验和感受，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能力、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过重危机感，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感过重，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在执政的前30年，发展状况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国家体制的军事优先特征过强，产业布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发生过民生优先，还是军备优先的争论和矛盾。早在1953年，就发生了梁漱溟跟毛泽东之间所谓“小仁政”、“大仁政”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关于顾及农民利益的诉求，不过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的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发展比例失调。经济部门几乎就是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首当其冲的。可有限的资源用于备战之后，备荒、为人民也就只能被挤到一边去了。到了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基本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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