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觉照的博客
孔子是没有理论著述的理论家，留给后世的书面资料，唯有《春秋》一部史书。因之，深入研究这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解剖《春秋》甚有必要。
《春秋》成书后，一直受到儒家学派及后世读书人称赞。孟子称赞说：“周王昔日的显赫暗淡后，《诗经》也随之佚散，《诗经》佚散后乃作《春秋》”（原文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见《孟子·离娄下》）。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法古”（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马迁评价更高，他曾有过两段话，其一是：“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至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之义行，乱臣贼子惧”（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其二是：“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后世赞誉则更高，并因此而提炼出刚直不阿的“春秋笔法”。到了文学家、书法家笔下，又有了“汉末三分鼎，春秋一部书”之类楹联。在赞誉的声浪中，间或夹杂了不和谐音，宋代王安石曾斥《春秋》是“断烂朝报”（见《宋史‘·王安石传》）。梁启超讽刺《春秋》为“流水帐簿”（见《饮冰室文集》第16册P11）。赞誉也好，贬斥也罢，总需有事实作依据。笔者不敏，今试言《春秋》之原罪。
《春秋》是不成体例的史书。它是一部编年史，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242年繁复多变的历史，仅17，357个字，分为1,746个条目。用字最多的是鲁闵公28年，214个字，19个条目。用字最少的是鲁宣公6年，21个字，4个条目；而且，其中的第二条和第四条只分别是“夏·四月。”和“冬·十月。”把这6个没有内容的字除外，真正记事的仅为15字；最少的条目仅有1字，这在书中很有几处。分析全书的内容，1,746个条目中，全部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活动。战争居第一，共483条；其次是丧葬，413条；再次是政治活动，339条，且以外交活动为主体，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分别为灾异、政变（含弑君）、筑城、婚嫁、寡妇，共35条；天文（主要是日蚀）44条；只有时间无任何内容的条目64条。
纵观全书，不难得出选事失当，挂一漏万，叙事无状的结论。
关于选事失当。全书记叙较多的是政治活动，但细看内容，各诸侯国内部如何治理的内容如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诸侯之间的交往。这些外交活动中，也仅是“会于某地”或“与某盟于某地”等，会盟内容以及结果等，不得而知。丧葬是《春秋》一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占四分之一，各路诸侯及其夫人的丧葬，乃是必录的内容，而且一般都占两、三条或三、四条。记述最突出的是鲁桓公夫人，从其出嫁到去世，竟占了14个条目。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该人同其兄齐侯乱伦而导致丈夫被杀是一件大事，因之在鲁桓公遇害之后，将其谴回齐国，以示割断关系。那么，其后就没有必要再写兄妹通奸的历史，再写只能是同义反复。但此后尚有齐姜的9个条目，其中5条都是兄妹通奸，像太监记录的皇帝起居注，拟或是末流小报的花边文学。在当时齐鲁交恶、交通阻隔，音讯断绝的情况下，也难将二人的苟且考证清楚，而是把道听途说当成信史。显然，孔子出于对齐姜的厌恶，用感情作了标准。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内部重大社会问题、外交问题的争论与决策，如虞国宫之奇谏假道灭虢，秦国蹇叔谏穆公伐郑，晏婴不抒君难等，均不见诸《春秋》一书。出现在书中的只是与这些人毫不关联的一句结论性语言，如“晋人，执虞侯”，“秦晋战于崤”，“崔抒弑君”等。特别是挽救鲁国于危难之际的曹刿论战，唯因曹刿出身低微，以至于名字都不曾出现，只给了一句“齐师败绩”。而这一些，在同一时代同一鲁国史官左丘明的《左传》中，都有翔实的记载，然而却被孔子削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这一些历史事件，不论是从政治、军事、抑或是史学、文学、心理学以及哲学、领导艺术、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春秋》一书中，扔掉小孩而端回脏水的事例，举不胜举。
关于挂一漏万。一部二百四十多年时间跨度的史书，记叙对象有七十多个诸侯国，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婚嫁、丧葬、礼仪、祭祀、天文、灾异，城建诸方面，已经够为困难了，而要用不足两万言表达，根本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毕竟发生，必然带着与生俱来、挂一漏万的缺陷。
这类缺陷太多了，今试举几例，鲁僖公22年，有四个条目，记录了鲁邾井陉之战和宋晋泓之战。第2年四个条目，又记录了两场战争，两件丧事。桓公四年两个条目，一件记载桓公正月“狩于郎”，一件记载“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即周王派人到鲁国做礼仪性访问。鲁宣公六年四个条目，除了只有时间没有内容的两个条目外，一条记“晋国赵盾、卫孙免侵陈”，一条记“秋八月，螽”，即虫灾。春秋时代是一个军阀混战、社会动乱、阴消阳长、新旧更替的时代，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何至千万。这一切，都被孔子以漠视态度通统“削”掉。肆意砍削的结果，使一部历史仅留下极其破碎的残片，如果不是《国语》和《左传》，这一段历史势必成为有字天书。
关于叙事无状。一部史书，必须在记叙历史事件时，清楚地勾勒出事件的眉目和框架，即具备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等六要素，方能称为完整的史例。《春秋》则不同，每一件史例都残缺不全。六要素俱备的史例全然没有，有些只有二要素或三要素。作者清楚是一回事情，然而读者不明白，要让后世弄清楚更难。编修史书时，当然应考虑读者特别是后世读者。今之学者研究孔子时，常常发生认识的尖锐分歧与对立，其中很一些，则是孔子本人叙事无状造成的。比如鲁国季孙氏的“用田赋”，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只记了：“十有二年，春，用田赋”（见鲁哀公十二年）。至于有关的具体内容，当时为此发生的争论，施行后的效果及反映，全“削”掉了。这种叙事无状的笔法，直接导致了后世的众说纷纭，很多专家据此认为“用田赋就是承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奴隶制解体时，这是顺应历史的进步”。又有人认为：“用田赋”实际上是把过去那种只在发生战争时才征收的军赋改成经常的赋税，并计亩征收。因而它是“贪冒无厌”的倒行逆施。在“用田赋”上发生的分歧，理所当然地发展到对孔子、季孙氏评价的分歧。前者认为季孙氏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者，孔子则顽固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后者则相反。就是一件简单的水灾、虫灾、火灾等，也看不出发生以及延续的时间，灾情的程度，涉及的范围；甚或，发生在那个或那几个诸侯国都不确定，因为一个条目中，往往只有一个“大水”、“螽”。
由于《春秋》的选事失当，挂一漏万和叙事无状，后人只好作传补充，到汉代，就有了五种《春秋传》，其中的《春秋夷氏传》、《春秋邹氏传》已经失传，如今留下的有《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如果脱离开春秋三传，特别是《春秋左氏传》，一部《春秋》，直成了有字天书：有字无法读，有文弄不懂。
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是“流水账簿”。评价似乎刻薄了，但细想一下，并不过分，甚或更糟于二公的评价。朝报再残缺不全，但在叙事议政中还有头有尾，残存的片断内容，后人能读懂。“流水账簿”虽然很烦琐，却是完整可信的记录，商家就是依据流水账簿进行经营核算，并依据它进行决策。
这不是孔子的颟顸糊涂，是他头脑中的历史观作怪。在著述《春秋》一书时，孔子如同打扑克——大吃小，大王吃一切，将权力标准贯穿始终。社会运动中，只选择权力最大的入史，有周王在，则忽略诸侯；有诸侯在，则忽略大夫；有大夫在，又忽略陪臣；至于民众，不过是供养英雄伟人的，并由英雄伟人任意践踏杀戮的群氓，当然没有他们的地位。在周王与诸侯矛盾时，周王有理；在诸侯与大夫矛盾时，诸侯有理……在男人与女人矛盾时，男人有理。这是典型的帝王标准，强权标准，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受权力标准的支配，当然无是非可言。
《春秋》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
历史是生铁浇铸的，尽管由于时间的湮没,使得它表面锈渍斑驳，但内容、形态不变化；更准确地说，历史是一件无形的刚体，任何外部条件都无法改变。后世对待已经发生的历史，只能尊重无情的事实，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教科书，一面认识自我、规范自我的明镜，一座指明未来前途的路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史家历来都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晋国赵穿发动政变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并公布朝堂。丞相赵盾辩解时，董孤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出境，反（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见《春秋左传》宣公二年）。齐国权臣崔抒因奸杀了齐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抒因此杀了齐太，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因忠实地书记被杀害，另一个弟弟在三个兄长血淋淋的尸体前，还是书记“崔抒弑其君”。置生死于度外的良史精神，彻底摧毁了屠伯崔抒篡改历史的企图，只好赦免了这个人。无独有偶的，“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见《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虽也极力称赞董孤是“书法不隐”，是“古之良史”（见《春秋左传》宣公二年）。但他对这种“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却持二元化道德标准，一方面口头肯定，一方面毫不可惜地抛弃。他曾针对当时各国史书“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倾向，标榜《春秋》则完全不同，！对这种标新立异的错误作法，他孤芳自赏地说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见《孟子·梁惠王上》。孔子独得史学的“义”是什么呢？即篡改历史。读史的目的在使人明智，假史只能使人类愚昧，更使一些人自作聪明。纂改的历史，只能有利于独裁专制者统治。孔子标榜的书史之义，就是帮助统治者欺骗民众的驾权术。
纵观《春秋》一书，其篡改历史的目的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
（一）为王政服务，变历史为政治的婢女。
本来，历史与政治无法分割，其中的很一些内容，就是已经发生的政治。当代执政者，当然应该尊重历史，学习历史，从中借鉴前人的经验，避免失误与挫折，提高治国安民的水平。孔子在《春秋》中肆意地篡改历史，使之服务于头脑中的政治模式；深恶痛绝王权衰微，希望恢复西周初年的太平盛世。为了这一政治目的，他在《春秋》一书中，以牺牲历史真实做代价，处处使用代表周朝王权统治的旧称号，如各诸侯国爵号，自西周初年至孔子，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周王室已承认的既成事实，《春秋》一书概不承认。齐国国君自西周初年起称公，郑国国君在周宣王时受封为公，晋国国君自晋文开始称公，陈、杞等几个小国，周王出于对尧、舜、禹先王的尊重，将他们后代封为公，楚国、吴国等，早已称了王，但孔子一概不予承认，而书他们为“齐侯”、“郑侯”、“晋侯”、“陈侯”、“杞侯”、“楚子”、“吴子”等。齐桓公、晋文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会盟诸侯，讨伐叛乱，但孔子认为这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不相吻合，因之一概加以抹杀，只字不提。连他的学生们也不言及这一段历史，孟子将此称之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二）曲笔造神，极力美化尊者、贵者。
孔子的曲笔造神有理论基础。一次，楚大夫叶公告诉孔子：楚国有个品行端正的人，能对他父亲偷盗羊只的错误给以揭发。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见《论语·子路》）。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全凭个人好恶裁剪历史。他极力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在这里，为了“讳”的政治目的，孔子竟然指曲为直，指非为是，公然颠倒诚实与虚伪的客观标准。
讳即忌讳，因忌讳故而隐瞒。讳的手法有两种，一是隐瞒恶行，二是颂扬善政。两种手法的共同特点是牺牲事实。目的很明确——塑造英雄伟人的高、大、全形象，奴化矮化民众的心理。《春秋》一书中，因为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是天下共主，所以孔子着力美化。《春秋》每年的第一个条目，不管有内容与否，都要特意书下“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明示国人与读者，是沐浴在周王雨露阳光之下，是活在周王主宰的时代里，自己是在周王大树下乘凉的受惠拜益者。但是周王共主的辉煌毕竟是昔日黄花，此时已成为强大诸侯的傀儡。对这不争的事实，孔子却极力掩盖，极力用歪曲事实的曲笔神化周王，“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就是典型例子（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要依《春秋》的理解，当然是周王天子到晋国的河阳狩猎，晋文公立即赶往河阳周王的行宫晋谒，一付周王天子气宇轩昂、君临天下，诸侯臣民悚悚惊惊、顶礼膜拜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再读三传，则不由哑然失笑，原来这是晋文公玩弄的权谋，他要步齐桓公后尘，“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前632年，在率领晋、齐、秦等国军队打败楚、陈、蔡三国联军后，会合天下诸侯，举行“践土之盟”，接着又举行“温之会”。为了壮两次会盟的行色，特招来周王，以收取“名人效应”，同时使自己的霸主地位合法化，周王奉命赶来，不过满足晋文公重耳的心愿罢了。字面上的五彩光环一旦挥去，周王傀儡相就暴露无遗。
除了周王这尊神以外，他还神化小国之君。鲁桓公发动政变杀了鲁隐公，但因为这两公都是尊者，所以均加以美化：把隐公的被杀，则书以“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见《春秋》隐公二十五年）字样，即鲁隐公在十一年十一月的壬辰日寿终正寝了。就是出名的昏君，《春秋》也是美化的，美化的手段是隐恶，比如齐庄公姜光，此公昏乱得令人吃惊，竟然跑到执政大臣崔沀的家中同崔沀之妻棠姜鬼混，结果召来杀身之祸。这件丑事，连齐相晏婴也谴责庄公，但《春秋》绝口不提导致杀身之祸的根源，而只书：“夏五乙亥，齐崔抒弑其君光”（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晋君夷吾的乱伦导致内乱，隋侯因淫乱被夏征舒杀了，卫懿公因爱鹤轻人招来亡国之祸等，都不书之于《春秋》。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它给后世政治家、史学家讲假话提供了理论依据，造出了一尊尊虚伪的伟人塑像，同时奴化了愚昧的民众。
《春秋》开创影射史学之先例。
孔子晚年编写《春秋》时，不是出于写一部信史的目的，而是从阐述自己政治主张出发，要后人从历史中窥见其政治之“义”，欲以《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这就难免使笔下的史学变成“影射史学”。司马迁曾说：“孔子在《春秋》中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书成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虽是赞扬《春秋》，但从中可以窥见其影射的端倪。影射大致归纳为三类：
其一，影射鞭挞“乱臣贼子”。前边提到每年开首都要大书特书的“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等，除美化神化即将灭亡的周王室外，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用来鞭挞那些不尊周王号令的“乱臣贼子”。然而周室已因腐败而彻底没落，各国诸侯已没理由拥戴这一具行尸走肉。不拥戴就成了“乱臣贼子”？恰好相反，他们可是顺应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
再如齐侯与齐姜通奸一事，在齐姜送回齐国后，还特地逐次书下五条兄妹之“会”，虽然不曾明言其通奸（不可能有依据），但却已贬损其通奸。所以《左氏春秋传》在此条目下注解：“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木羔，书，奸也”（见《春秋左传》庄公二年）。
其二，影射谴责不恪尽职责的臣子。孔子常常用死人压迫活人。鲁桓公在心羽父的挑唆下发动政变，并由心羽父将隐公杀掉。但孔子为了美化隐公、桓公这两位尊者，故而书下“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见《春秋》隐公十一年）。这个事件很典型，讳来讳去，孔子理论已进入二律背反的怪圈：以下凌上是乱臣贼子，弑君更是乱臣贼子中的穷凶者，那么，鲁桓公就应该受孔子笔伐。然而，鲁桓公又是至尊，从为尊者讳原则出发，又应该对其隐恶扬善。要讳就失去了讨伐乱臣贼子的道义，讨伐又违背了讳的原则。怎么办？连孔子也不知道了。他虽以薨字暂时渡过了难关，毕竟知道难园其说，遂把谴责笔触瞄向鲁国的大臣。在“公薨”之后不书葬礼，影射谴责鲁国的臣子：“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
若将孔子放入鲁国大臣的班列，他又该如何动作？不复仇不配称臣，是春秋笔法的讨伐对象。如果为鲁隐公复仇，当然要推翻并杀掉鲁桓公，这似乎是臣子的本分，是忠臣良吏。然而又犯了以下凌上以至弑君的重罪，成为人人都应喊杀的乱臣贼子。那么，孔子是要做忠臣烈士，还是要做乱臣贼子？又当如何做？显然，二律背反的怪圈，反映了孔子历史观的二元化道德标准，反映了其荒谬性。
其三，用灾异影射攻击当政者。尽管在春秋时候，随着科学的发展，很有一些人士已经认识到灾异是正常现象，不足为忧。但孔子却深信“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见《春秋左传》昭公七年）。他鼓吹天人感应，经常用灾异影射现实的政治人事。《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接着就记下：“冬，蝻生”，“饥”（见《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其实，虫卵冬天孵化为蝻原不可能成活，不可能在第二年酿成虫灾。无非鲁国冬天天气暖和一点，致使虫蝻不死，并酿成虫灾，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孔子认为“初税亩，非礼也”所以拿虫事。这样的影射，不仅曲解了历史，而且违犯了他的为尊者讳原则，又把孔子推进乱臣贼子的行列。
此外，记日食、彗星、老鼠啃食牛抵角等，也是常常用来影射不同的政治人事对象。
影射史学是最为拙劣的治史态度，无异于泼妇的指桑骂槐，又如同用狼来了吓唬啼哭的小孩。当以欺骗为手段时候，任何假话都编造得出。
由以上观之，《春秋》浸透了皇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是废话、假话的集大成者；是一部任意歪曲事实，隐瞒事实的史书；是蔑视是非，颠倒是非的史书；更是美化权势、歌颂权势的史书；是熔化谎言、谬论、歪理于一炉的史书。它根本不是传统文化的结晶，而是糟粕文化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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