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是什么做成的？ 我还记得这是俺小时候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不过，这问题不是谁问俺的，那个红色暴躁年代也不是谁真傻冒到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当时，一般是党的口舌常用来的吹捧党的自问自答的模式。因为，下一步回答，俺早就倒背如流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据说，这是斯大林说的。到底斯大林说过没有，我没兴趣查证。但是，跟我一般大的老帮子们肯定都会知道这句话，用过这句话，信过这句话。没办法，用比较文学范儿的话说，这是时代的烙印，毛爷和他的红帮硬在俺们身上留下的。
我一直对共产党群体的构成有点兴趣。
在我懂事以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期间，由于各种因素，我接触过红军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抗日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党员，内战时期的地下党员和红朝立国之后的党员。
总的来说，红帮立国之前和立国初期的党员们，多有宗教般的热情投入，不管其文化水平高低。也较具有大事业的使命感，不计较物质和个人利益。由于时代物质条件，对党的忠诚，个人道德自制力，红帮的组织纪律等因素，这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基层分子，具有极强的牺牲精神，服从精神和对大事业的追求。自然整体上没有腐败现象，算是极端廉洁的宗教性质浓厚的意识形态团体。
红帮开国之前，红帮处于非法地位，属于武装叛乱集团，需同占优势的国府军队对打，有很大的死亡可能。因而，这个时期加入红帮的党徒们，个个都是亡命徒，这个时候的党员也意味着牺牲，不可能有任何荣华富贵。所谓提着脑袋闹革命，那是一点不假。咱朝廷口舌千吹万吹，什么战无不胜，亩产万斤，大部分是吹牛，不能当真。唯有提着脑袋干革命，在立国前这个前提下，是难得的真实。
这里，应该在加一句，在国共武装对打的漫长岁月中，红帮党徒们不仅要同国军厮打，还得提防党内同伙的屠刀。你前面玩命抵抗国军，后面还有人说你是叛徒，要拿你的脑袋呐。著名的闽赣红军“肃反”就是红帮内部火拼，杀了三分之一的红帮党徒。人家都加入红军打国军了还被认为不够革命或者反革命，被红帮的屠刀给咔嚓了。没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刀下。这才叫有冤没处伸有理没处说呐。估计这些被杀的红军们应该是死不瞑目啊。
这个时候，由于战争的残酷，基层党徒们基本是在战场上大量牺牲。高级党徒们可以躲在后方，比如陕西延安那边，相对安全。著名的长征，其实是大逃跑，一路沿着省界，利用各地军阀的缝隙生存。即便如此，开始长征时有七万人马，最后达到意外的目的地陕西只剩下不到二万。其余的都在逃跑过程中被打死饿死摔死乃至私自逃跑走人。
简言之，红帮开国前的党员们是真的具有使命感的无限忠诚的党徒群体。人家提着脑袋干革命这一条，就让俺佩服。如果按早生三四十年的话，俺肯定投奔国军，不会投奔共军。这不仅是俺对于所谓共产主义不感冒，也在于当时的国军是国家的军队。当时的中国叫中华民国。冲这点，俺的脑后就应该是一摸满平顺的，没有反骨嘛。
俺们的军队院子里没有红军时代的老家伙。最多是抗日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加入红帮的。除了一个少将外，都是校级军官。这些人，我的印象是，身上具有忠诚，服从和正气。俺父母在文革时候常回忆军队里在五六十年代里风气多好，同志以诚相待，战友彼此帮助。我曾经说过，我父亲从55年开始拿xxx元工资，一直拿到我大学毕业前才涨了一级。中间二十年大概二，三次涨工资，我父亲都听从党的话，把机会让给同事了。为此，我和姐姐在文革后期嘲笑我父亲太老实，觉得不可思议。我父亲倒没有觉得发傻，他认为应该把机会让给薪水较低的同事。一个抗战时期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后期被单位党委以生活作风问题连降二级。他还觉得处分轻了，他没有做到共产党员的要求。院子里有个解放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职。那老头非常有儒雅气质，说话慢条斯理，清楚明了。我一直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在红帮立国前加入地下的红帮。按说他那种知性气质不会走极端的啊。不过后来红帮立朝后他也经过了反右被“内控”，文革时候长期在农场苦干，基本没正经应用过他的专业。胡耀邦上台后大批提拔“中青年干部”，让他赶上了机会，成为北方工业公司的中层头目。
共产党成员的素质随着红朝建立而开始下降。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原因很简单： 此时，加入共产党不再是一个高度风险性的决定，尤其不具有生命危险了。相反，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了国家各种资源。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分享这些资源。这样，这个时候寻求加入共产党的人群已经具有投机性动机，利用党的资源为个人谋利益。幸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加入共产党也意味着要离开大城市或者山南海北地分配。还是得需要点献身和忠诚精神。这就使得红帮一直宣扬的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延续了十来年。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群体都没有办法自己选择职业和居留地，必须服从“组织分配”不然就意味着失业，没户口，被人歧视等下场。我二叔从北航毕业，分配在军队里搞化武工程，驻训过福建，西北等地。我三叔加入军工在陕西干了十年多。更早之前，我堂叔加入志愿军做汽车兵，在朝鲜呆了二，三年，幸亏活着回来了。我们文革后的头二届大学生毕业时，我们还都被要求填上“服从组织分配”这一栏。不然，就不予分配。别的不说，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大学生很怕被分出去。当时的户口迁出容易，迁进难么。
等到文革开始时候，我印象里，小学老师们申请加入共产党，高潮屡起。只要毛爷发个最高指示，开个党代会之类的，就有写血书的，打扫厕所的，写思想汇报的，写坦白交心书的，五花八门，各出高招，力求混入已经混乱不堪的红帮。我也记得，这些积极分子们，很多的为人让平常的老师们看不起，属于“会来事儿”也就是会投机的主儿。中学时代，北京也在中学生里发展党员，作为激励其他学生的招牌例子。俺学校里有个叫李家宝的人，出身工人家庭，平常学毛选，做好事，积极的不亦乐乎。终于在初三最后一学期加入红帮，成为全市当年发展的五名党员之一，兴高采烈地去延庆插队去了。不知道这小子后来混得如何。此人当年给人印象是堵枪眼填弹坑的好料子。大学时候，要求入党的，一大帮人写了申请书。积极分子中有利用生活委员的位子把班里七个党员调到自己屋里好集体帮助的例子。也有定期给系党委书记写思想汇报，顺便把班里的情况也汇报，不声不响地博得党总支的好印象。本来一起打排球，关系不错。这哥们一入党马上就对俺打起官腔，让我要追求进步。那口气，它姥姥的，让我记住到现在。从此不再跟这厮一起玩了。毕业更不会再联系。不耻于跟这种人来往嘛。不过，这厮按说仗着党员金牌，本该在分配时有较好机会的。结果，他的分配倒也没人羡慕。当年俺那个班发展了四个党员。 有一个湖北佬，油头滑脑的，刚入学俺就觉得这人不咋地。果然这厮后来积极要求入党，如愿以偿。入党后，立刻牛逼起来，反正入了么，一般没有大事情，不会开除的。分配时候不服从分配，扬言系里拿他没办法。最后分回来的省里。不知道后事如何发展了。
这就是我说的后来入党的积极分子们多为投机性质，不再具有理想主义特点，不再具有牺牲，服从精神。随着战争年代远离，个人利益越来越重要，入党成为各类投机分子进入体制，谋取私利的捷径。 不要提什么薄熙来这种红二代，他根本把红帮当作他爸有份的自己的“党，” 就是徐才厚这类党军高官也根本是吃定体制，跟定恩人，说点官话，全力受贿。这才是典型的现代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由非法武装团体变成执政党后，所有的新党员都是投机分子，都不具有战争时期的党员特质。这样，红帮专制独裁体制，不透明运作，自然成为党员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产生了全朝廷腐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全方位腐败体制。所有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特点，你都能在现今的红朝体制内找到： 家族继承，官僚只怕上级，送礼受贿等等。
老实说，习帝和王刑堂高举反腐大旗，捆翻几十朝廷高官，其努力可嘉，其心可信。其效果有限，肯定不会长久。最好可能，习帝任内，朝纲厘清，延续到新主坐龙椅，就算幸运了。基本上，习帝下台，人未亡，政已熄。贪腐大潮会汹涌而来。领头的，肯定是各级红帮党徒。每一个红帮成员，不管他位居高低，都是潜在的贪污犯，因为体制让他有机会有权利可以贪腐。根据中华历朝经验，再好的制度，到了中国人手里，一定会有周旋余地的。再严厉的刑罚，也挡不住各级官员的贪腐冲动。所以，如果习帝高喊反腐，而不建立民主制度，那是无用功，沙滩上的城堡而已。
让俺最后总结一段：
立国后，共产党从革命性政党变为执政党。
利益驱使，所有的党员从理想主义回到物质主义现实中。
人对物质金钱的贪娈加上红帮专制体制，会结合成一巨大的贪腐温床，产生出无数的，前仆后继的贪官污吏。
共产党注定成为腐败的体制，由腐败之人组成。
好人进去变成坏人，清廉人士进去变成贪官。
最后就习帝和王刑堂二人干净，连习帝住处新华门外面的石头狮子都会屁股上有屎。当然，若是习帝和王刑堂干净，那俺们草民还有个盼头么。希望所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