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第一课：清理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垃圾

中国中小学教育里面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灌输。这种灌输，通过编造故事、歪曲虚构历史、混淆是非、偷换概念，将一套束缚人头脑的意识形态教条灌输给中小学生；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来强化此种教育；又通过在学校里面建立党、团、少先队支部，从组织上切实征服学生。面对此种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灌输，被灌输者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因为灌输者的知识总是大于被灌输者，教师其实是利用传播真理的机会、利用教师的地位，贩卖了意识形态教条，无论教师本人是自愿还是不愿意。而这种教育，在一个时期，往往是能收到效果的。

 

记得高中某年回家过年，遇到一位平时喜欢读书看报的长辈，他和我讲政府很腐败。我立马愤怒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他逐条进行批驳。我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举例说，村里某某、市里某某，都是大贪官。我又说：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主流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支流，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他说：现在问题很严重。我说：要发展地看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香港、美国如何如何。我说：他们再好，代表的则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利益。最后，我告诉他：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实践证明，我们党的政策是伟大的，推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位长辈职业是个医生，当时四十多岁，他很认真地听完我所有的发言，最后友好地笑了笑，我觉得我赢了，我当时认为，他根本无力应对我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理论武器。

 

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话实在太可笑。我的受教育经历让我思考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否我们国家的每一代年轻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被欺骗，然后在很晚的时候才觉悟起来，意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如果这样，大学之前的教育不仅没有起到提升人的作用，反而增加了一个人做一个坦诚的现代公民的难度，导致大学教师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不过是在普及一些现代公民必备的最基础的常识。难怪人们常说，我们国家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愚民教育”，政策也不过是愚民政策。

 

所以，中国的大学生要入大学之门，第一件事情是要清理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垃圾。应当尽快忘记中学政治课上的教条，在一个全新的、近乎无知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向真理的光芒敞开心扉。对教育者来说，学生的无知往往胜过掌握了一大批歪理而又执迷不悟。但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学生自己的觉醒，教师的作用是唤起、激发，因为能否有效，主要还是看学生。如学生执迷不悟，我们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但鼓励他的错误抉择，赞美他的错误，则有违师德。

 

教过大学的老师大多有体会，学生的“政治觉悟”往往比我们高，他们对共产主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貌似比我们更透彻。相比之下，好像我们做教师的反而显得很反动。于是，大学生揭发老师政治觉悟不高、攻击党、对党信心不足的事情，便毫不奇怪了。好在如今大学不大以这一条来卡教师，最多不过是口头提醒教师注意自身安全。这个现象很能说明中国教育中的问题。

 

现代大学具有多种功能，但它既然名为大学，一定有其独特之处。正如医院里可以设有书店、餐厅、咖啡厅，但不能影响其治病救人的主业。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教育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大学的特殊任务，就是系统继承人类文明的成果。他说，一个人不读大学，照样可以继承人类文明的成果，但必定只能继承一小部分人类文明成果，还有大量的文明成果，只有读大学才有可能继承到。希尔斯反对把大学变成政治宣传中心，变成政治接班人的训练基地，认为那样只会毁了大学。他说：所有的大学老师只应当致力于两个目标：知识上的完备和研究上的自由。大学教师因为拥有高级、复杂、可靠的知识，因此他们也就拥有了责任，他们不能传播谬误。相反，他们做的应当是消除错误、困惑和误解。

 

大学教师当致力于引导学生拓宽知识视野，跳出条条框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习者来说，尤其要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提高分辨真伪的能力，锻炼自己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但由于我们的大学生在中小学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以致于大学和中小学教育，不仅不接轨，反而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如此也只能挽救一部分人；更何况我们有的老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

 

有的学生反问：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真理吗？难道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难道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处于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嘛？历史的潮流难道不是如此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党的政策的伟大吗？历史上犯过错误，但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不也证明了党从错误中学习、吸取经验教训的伟大能力吗？马克斯·韦伯说过：对于意识形态卫道士，我无话可说。也有学生和我讲：老师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只是在批一个“稻草人”。我希望他说的对，但不幸的是，现实世界中，自由、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意识形态宣传所压倒，我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我们就有学者在会议上大讲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学的研究，还号召年轻学者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学术界的头号腐败过程“马工程”是谁在推动的呢？正是某些所谓的学者。

 

      过年前夕，中国政治学五老之一北京大学政治系的赵宝煦老先生九十岁时辞世。微博上可以看到这个消息的发布。但与不久前57岁辞世的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相比，其反响形成鲜明对比。一个被称为“中国政治学家”，一个只是南大教授。高华教授去世，受得广大网友的缅怀，很多名人志士写文章纪念他，而赵宝煦教授去世，反响几无。可见在中国，所谓“政治学家”的封号，不必认真。有网友问我赵先生是谁。我告诉他，这是中国政治学五老之一。他问哪五老，怎么都没听说过，有什么贡献，都有哪些作品。我一一告诉他。赵先生年纪甚高，且已仙逝，本不当多论。但所谓盖棺论定，后人评说亦是自然。其实，赵老的弟子曾经开会聚在一起总结老师一生的学术成就，结果大家发现没什么成就可总结的，气氛甚为尴尬。此处无意贬损一位故去的老先生。笔者只是想说，我们做学者的，应当从这些事情中汲取一些教训。政治学界之外的人不知道，赵老先生如果有贡献，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如今在中国成一些人玩弄权术、对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成了一些不学无术之徒谋生的手段。更何况，用一套固定的道德、真理去培养人，培养出来的不是“新人”，而是一些麻木不仁的冷血动物，他们没有基本的诚信，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由于缺乏道德抉择的自由，也就根本谈不上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辩证法如同变戏法一样，让一个人对黑白是非不再计较。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决定论的毒素，更是极大地贬低个人，让人卸除自己的责任。所谓“客观规律”，把人的尊严如飓风一样扫荡得一干二净。

 

并且，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其实在道德上并不可靠。以研究极权主义（纳粹和斯大林政体）而出名的汉娜·阿伦特观察到，持有一套固定道德、宗教信条的人，很容易变节。1933年后，保持名节的不是那些持有固定道德、宗教信条的人，不是那些道德楷模，而是那些永远持有一种批判精神的人，是那些不同程度的怀疑主义者。那些道德模范，在把自己的人生信条从一种道德体系切换到第三帝国所塑造的“道德”体系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所以，阿伦特后来专门探讨了“思考”的能力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

 

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宣称洞悉万事万物的奥秘，穷尽天下公理，把握了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奥秘，宣称普遍适用，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的作品，可以当社会理论、经济理论作品去研究，但把它尊奉为一个国家的指导原则，则是一种统治工具，是麻痹被统治者的鸦片，用它来指导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指导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则无异于嘲弄真理的体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带来一个唯物的、野蛮的、没文化的大国，不可能带来一个文化大国。只有被马克思主义肢解、摧残的政治学，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则需要专文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