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一个唱戏的这一生的辉煌也太长了。其实我知道，我只是赶上了时候，我沾的是“李铁梅”的光。
我原来活得比较简单，没什么想法，小的时候特贪玩，后来也只知道唱戏。演“李铁梅”使我风光，但也使我尝尽了痛苦的滋味。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表述不清那段日子我是怎么挺过来的。观众们看我演李铁梅演得挺红火的，都以为我一定很受宠，谁也不会想到在台下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就记得我那时天天发低烧，吃不下饭，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现在我的心已经很“皮”了，可以说已有了很硬的老茧，看待一些问题心态也已经淡了许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知觉。所以我现在归依佛门，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再生的导示。喜怒哀乐对于我已很微弱，也很短暂。我很平静，很平淡。我很喜欢我现在的活法，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处在世间的慈祥。
口述：刘长瑜
采写：朱子峡
采访时间：1999年5月
我原来跟我父亲姓，姓“周”，我父亲是一个旧官僚。校长说，你这样出身的人，培养你别人可能会有意见。
我原来姓“周”，19岁时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那时我已经学了10年的戏了。我们校长说，你这样的出身的人，培养你别人可能会有意见，要不你就跟你母亲的姓吧，于是我便跟了我母亲的姓，改姓为“刘”。
我1942年出生在北京的东四八条，我出生的这个家庭拿现在的话来说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家庭。
我祖父是清朝政府在安庆负责运粮的官，后来顺着运河到了天津。我父亲叫周大文，年轻时曾和我大爷一起跟德国人学过电传。后来，我父亲跟随了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一个官员。20年代奉系军阀进驻北京时，他曾出任北平市市长，和张学良是把兄弟，不过他们俩经常往来时我还没有出生。前些年，我到台湾演出，见到张学良先生，他问我还认不认得他，我说您离开北京时我还没出生呢。
我父亲后来在华北电台当台长，47年国民党认定他是汉奸把他投进了监狱，后来他因为身体缘故狱外保医，便一直住在医院里。其实我父亲所在的华北电台是作为盟军的地面指挥，是协助抗日的，他不应该算汉奸。
我父亲有三个太太，我是第三个太太生的。我们家共有14个兄弟姐妹。我在我母亲家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二个哥哥。
我小时候不经常看见父亲。但我印象中，他特别喜欢戏，只要他在家，便经常能听到他有滋有味地唱京剧。当时我父亲在北京城是个名票，他和通天教主（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先生的关系相当好，经常出入他们家。那时我父亲有辆黑色的轿车，他们家一听到车响就知道我父亲来了。他还曾经和程砚秋同台演出，唱的是旦角。在家时有时他兴致一上来，也教我唱上几句“流水”。我们家后来有姐弟三人都唱京剧我想完全是因我父亲的缘故。
我母亲年轻时很漂亮，但她不是我父亲明媒正娶进来的。她的家好象很穷，听我母亲讲，她的童年时代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外婆到工厂缝制碎猪皮、碎牛皮之类的，所以她的手特别巧。在我很早的记忆中，对我母亲没甚印象，因为我出生后整天由保姆带着，不和母亲在一起，直到1946年初我们搬家搬到沙滩后，我才和我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我母亲是一个很善良的家庭妇女。
家里的环境从我记事时开始还可以，我记得家里有很多佣人，我的哥哥们每天放学回来，也都有家庭教师在等着他们。后来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我父亲渐渐没有了稳定的收入。随着我一天天的长大，我这个家便一天天地破落而衰败下去。但记忆中，我的童年还是挺快乐的。
小时候别人叫我“机器人”
我儿时的记忆特别早。在我还没学会说话时，我就有一丝朦胧的记忆了。我还记得我吃的代乳粉。我知道那是我吃的东西，但我不会说，我只会跳。我经常爬到椅子上跳着玩。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因为我是先天性幽门狭窄。我上面的一个哥哥就是因为先天性幽门不通，所以他生下来没活过二个月就死了。我一生下来也经常吐，别的小孩都吃人奶，可我不行，一吃就吐，只能拿勺一勺一勺的喂。所以我从小就特别瘦弱，但是我特别活泼，爱动，精力非常充沛，一刻都闲不住，别人给我起名叫“机器人”。
1946年底，我开始上幼稚园。我上的是北京当时最高级的幼稚园，叫“博士幼稚园”，是教会办的，学费很贵。我还记得入园时数钱时场景，数了很多很多的钱。在那个幼稚园里，唯一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我们整天唱歌呀，念圣经呀，过得非常快乐。那时的北京和现在大不一样，很安静，大街上走的人也很少。
在幼稚园上了一年我便进了“培园”小学，那也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一所小学，是男女分校的，学一些数学、语文、历史之类的。在学校里，我特别活跃，一下课就跳“猴皮筋”等，玩得可疯了。那时我也是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非常喜欢唱歌跳舞。记得北京刚刚解放时，我们上街去扭秧歌，我排在了第一个。随着“咚咚”的锣鼓声，我和同学们一起高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扭得可欢了。我那小小的身体特灵活，嗓门也特别尖、特别亮，招得别人直朝我乐。
到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家里的经济开始困难，很难再交得起学费，于是我就在我们家胡同附近的一个普通小学上了学，那是男女合校的，觉得很不适应，所以到四年级时我又回到了“培源”。
考戏校时我还差二岁，身体又不好，还特顽皮，到底要不要我，学校里争议还挺大。
1951年，我从培源四年级（初小毕业）考进了中国戏曲学校。
其实对于京剧当时我是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母亲坚决反对，认为唱戏很苦，还要挨打，她是舍不得我。但是我父亲希望我学京剧，他觉得我长相清秀，扮相好看，嗓门清亮，很适合唱京戏。我自己也愿意去，那时我就认为天天唱戏，一定很有趣。但那时对京剧实在谈不上兴趣。之前我一共才看过二场京戏，一场是方连元（我后来的武旦老师）演的《泗州城》，他在台上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翻高，我看时觉得太好玩了。还看过童葆苓演的程派名剧《锁麟囊》，就记得“我要绿马”“我要学马爬”什么的——。童葆苓先生后来去了美国。
考戏校时我还差二岁，一点也不懂事，特顽皮。我还记得考试时外面正在下雹子，我就拿雹子塞到别人领子里，而且也不认识人家。后来又跳到板凳上跳来跳去，旁边都是等着考试的考生和家长，人家都安安静静地呆着，只有我旁若无人地玩得起劲。
考试时，我唱的是一首新疆的《大板城的石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一边唱一边表演，那小手非常灵活，眼睛也很灵。旁边看的人都说那小孩真有意思。
后来听我们学校的老师说，当初录取我时学校里的争议还挺大，有的老师觉得这孩子太小，不懂事，身体又很弱，才40多斤，还特顽皮，收进来很难管。但也有老师认为我很灵，将来很有可能能唱出来，后来我们那老校长王瑶卿说了句“就收了吧”，这样，我就被收了进去。
那时最盼的就是下雨，因为一下雨就可以不练功了。荀慧生先生看了我的演出，再也不愿教我，当时我想我这辈子全完了。
我入校之前，学校就传开消息：将有一个特别淘气的小女孩要来了。后来的情形似乎也确实如此。在戏校里，我当推为最淘气的一个，可我管不住我自己，我就是想玩。
在戏校觉得最不敌视尖的就是我吃不了东西，每次去食堂我都捂着嘴去。我一闻到味就恶心，这样根本没法吃得下饭去。每周都是靠从家里带来的饼干、油炒面、藉粉等来对付。到了周三下午我母亲必须得来看我，送来些吃的，否则我又要饿肚子了。一到周六我就特高兴，赶紧往家跑，每到该回校时我都嚷嚷身上这疼那疼的，差不多要蹭到星期二才回来。
在戏校学习时，虽然我贪玩，不肯用功，但又因为我小，身体很灵活，练功比较容易，一学就会，开什么我过什么，很快我的腰腿就全都练熟了，而且我不娇气，所以老师们尽管对我有点头疼，但都很喜欢我。
一开始我学的是青衣，我还记得我学的第一出戏是《窦娥冤》，从探监到法场都学了。学戏时我的表现不太好，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不时做些小动作，还偷看小人书，上厕所时也趁机玩上一会。
我第一次见观众演的是《玉堂春》，那是三年级的时候，我12岁，在前门的大众剧场，紧张得要死。那时我的个头还很小，穿戏服时都是老师把我抱起来才能穿上。我记得我出场之前先喊了一声“苦啊！”，下面“噼噼叭叭”的鼓掌，这一鼓掌可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观众是在叫好，害怕得不敢出来。当时我们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师，叫李玉贵，他年轻时曾经常进清宫给慈禧太后唱戏，是他扶住我随着锣鼓声把我送出了场。当时第一排坐着我的母亲、我小时的保姆，还有我们老师。最记得我在台上唱到最后一句时突然想不起词了，急得我就跑在前面冲我母亲她们小声喊“我忘词了”之类的，她们也不知道我嘴里在喊些什么。没想到过门一上来，我又脱口唱了出来，也许是因为天天唱太熟了的缘故。我还记得演出结束后我吃了很多我母亲给我买的香蕉。
后来的学习时好时坏，有时候很用功，有时候就不行。我记得我表现最不好的是五年级时学《四郎探母》，不知怎么就是精神集中不了，特想玩。别人都会唱了，轮到我时，我说我不会，我当时真的是一句都不会。老师气得狠狠教训了我一通，冲我特凶，把我吓得，然后老师当场就一句一句地教我，没想到只一遍我就会了。后来我也奇怪，我想我一句都不会，他怎么只教我一遍我就全都会了呢？也因此这个老师变得非常喜欢我了。后来等我教学生时，碰到一些特顽皮的学生，我从不生气，我从他们身上想到了我自己。
学戏过程中记忆清晰的就是也有一些很难的动作。比如我们走的“虎跳夹板”，老师怕我们走歪，就准备了一块长形的木板，两边钉上一排向上的钉子，中间只留一条窄窄的道。我们便一个接一个的从这窄道中翻过去，稍稍歪了，手或脚就会落到钉子上。这种严格的练法使我们特别认真，丝毫不敢马虎。那时练功每天起码要4个小时，晚自习还要练。现在想起来也是够苦的，条件也不好，我记得练“毯子功”时，没有毯子，我们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铺在地上练。那时也没有练功厅，我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就在院子里练，一年四季日日如此。我记得每到冬天，我的小手都冻得裂开许多口子。
那时最盼的就是下雨，一看到下雨，我们都在被窝里高兴得哇哇大叫。有时老师进来喊“快起床去练功去”，我们就指着外面的天气，齐声嚷嚷道“下雨了！”，高兴得什么似的。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 8年。这8年我在戏校的老师前后共有30多位。他们对我们都特好，那时这些京剧艺人对共产党有感恩之情，因而把所有的感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他们从不打我们，还要哄我们玩，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艺术教给我们，我想，我们也的确是赶上了好时代。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后来听到我哪个老师故去了，我都非常伤心，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告别一下。
我印象最深的有二个老师，一个是赵桐珊老师，我曾跟她学过《十三妹》、《辛安驿》等，她教导我们：“你们要一个千面，不要千人一面”，这句话对我启发挺大，使我明白了应该会刻画不同个性、不同身份的人物。还有一个是华慧麟老师，她是王派的弟子，对我启发最大的就是注意人物内心的连贯。记得我16岁时，在北京的中和剧场演《水浒》中的“坐楼杀惜”一出戏，“杀”完了阎惜娇后，观众“哗”的鼓掌，我觉得莫名其妙，我想我演的是坏女人，有什么好鼓掌的？后来想想，其实我只是模仿老师模仿得比较好而已。
我还有一个老师是荀慧生先生，1958年我跟他学排《红楼二尤》。当时甭提我有多激动了，他可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呀。学戏时我特用功，目不转睛，我觉得我自小到大，这次真是用功到了极点。实习演出时，我演尤三姐，就在学校的排演场，演完后很多同学都认为我学得很像。我心里特美，觉得真没白用功。没想到，演出结束后见了荀先生，荀先生对我说：“行了行了，别膜拜我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教你了”。我记不得当时我是什么神情，只觉得他的话好似一盆冰凉的水突然浇在了我的头上。我一下子全懵了，半天还不过神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完了，这辈子全完了，这么一个大人物否定我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那些天我真是灰心到了极点。过了几天他才跟我说：“你演的是尤三姐呀，你怎么上台演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头子？”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我知道我错在了哪里。以前我们学戏时不少都是口传心授，完全照老师说的学，很少有自己的思想，我还记得很早学戏时有句词“青水绿水难描画”，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快毕业时才知道那是说景的。所以荀先生的话对我震动特大，后来我们校长又请他儿子荀令香老师重新给我排，我开始一点一点地琢磨体会，做人物分析。后来再演出时荀先生很满意，还专门写文章表扬我。现在有人说我是荀派，我认为我绝不拘于荀派的外表；但大家承认我是荀派，其实我只学了二出戏而已，真是没什么资格，但我想，荀先生把最要害的东西给我点破了。
我的老师们在我的学艺生涯中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的时候我还稀里糊涂，但我长大后就像突然醒过来一样，一下子开了窍。我想，我父母虽然生了我的身体，但真正给了我一切的是京剧艺术，是那些像蜡烛一样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老师们。
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点“二皮脸”，一般女孩子接受不了的事，我都没事。《辛安驿》这出戏本来是给曲素英排的，我只是在一旁给提词而已。
1959年，我毕业后留在了我们戏校的实验剧团，那年我17岁。
在剧团三年，我一共排演了16出戏。那时，我们剧团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二场演出，每场都有我，而且我还带学生，那几年真是忙得够呛。但我感觉特快乐，因为那时我的个性比较解放，而且我感觉我的才华也得以了施展。
我演的成名作《卖水》是谢锐清老师教我的，她是跟王秀兰学的。谢锐清学完后回来和另外二人重新编排，一夜的功夫就编了出来，当时我也在一旁，但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第二天就开始排，5 天后我就上台演了。现在不少人一听到《卖水》就觉得难度挺大的，那时我真没觉得什么。
《卖水》在北京演完后特轰动，后来到上海、武汉也都挺轰动的。说句实在话，其实那时我还没什么思想。
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点“二皮脸”，老师怎么教训我我都不哭，不像别的女孩子一说就哭，我脸皮厚，一般女孩子接受不了的事，我都没事，所以在我的另外一部作品《辛安驿》的排戏过程中还有一点小波折。
其实那场戏原本不该我演，本来是给我们团的曲素英排的。一开始，我们团派我和曲素英一起请荀慧生先生排戏。但在排戏过程中，荀先生不肯教我，不让我排，只是让我在一旁拿着本子而已，谁不会词就给谁提。这种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觉得特难堪，但我没觉得什么，认认真真地给他们提词。
我排《红灯记》时，总理经常来看。60年代初，我几乎每周都要进中南海，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等，给他们清唱，陪他们跳舞等。
大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演的《红灯记》，我自己也认为演李铁梅是我艺术道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记得 1964年3月，那时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我刚从日本演出回来，途中在广州时就听说要搞全国现代京剧汇演，而且是周恩来、乌兰夫、彭真三位领导提出来的。回来后知道我们院也开始排“三红”（《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战洪图》）。
《红灯记》这部戏最早是江青建议的。她1963年在上海观看了上海沪剧《红灯记》后，感觉不错，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演的现代京剧《自有后来人》要好，后来她就向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于是就落实到了我们京剧院。
但最早排时没我什么事，所以我回来后不久就去了农村，参加工作队搞“四清”。一个多星期后，我们院长张东川一声令下将我从工作队抽了回来，让我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这个角色原来是由曲素英和张曼玲排的，后来张曼玲去排《红色娘子军》去了。
我以前在学校时也演过现代戏，但那时是很粗糙的。这次排戏时，有很多老师如演李奶奶的高玉倩老师、演李玉和的李少春先生、还有一些名气不大但水平很高的老师们都手把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我。我自己也相当努力，一有时间就看画，听音乐，还看《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些文学作品，想从中捕捉李铁梅的感觉。
这部戏有许多名人参与了创作，比如“不许泪水腮边洒”一词就被郭沫若改为了“不许泪水腮边挂”。
排练时总理经常过来看一看，发表一些意见，原来剧中反映的是“东清铁路大罢工”，总理建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
对我演李铁梅，总理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其实我和总理早就认识了。我在60年代初几乎每周都要进中南海，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等，给他们清唱京剧。那时中南海周末常常有舞会，陪领袖们跳舞的都是一些部队文工团的女演员和办公厅的机要秘书等人。所以我也常被留下来参加舞会，周三在总理这边跳，周六在主席那边跳。
我记得第一次和毛主席跳舞时，我一点都不会，因为以前在我印象中，只有流氓才跳交际舞呢，没想到中南海也跳。主席拉着我的手，数着音乐的拍子一步一步地教我，使我永生难忘。还有一次，跳完了舞，毛主席拉着我找地方坐下，说“你刚从我的家乡来呀——”我当时没悟到主席话里的幽默，回答说：“我没去过湖南呀”。主席笑着说：“你不是刚从洞庭湖来吗？”我这才明白过来，他原来是说我唱的“龙女”一段。
时间一长，和主席熟了，他有时给我讲些故事，我则经常向主席汇报我最近的演出情况，后来我排演《红灯记》时，也把《红灯记》的事讲给他听。毛主席好像不感兴趣，却给我讲起了《红灯照》的事，讲洋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女孩又是如何拿起红灯练武的——
总理对我也相当熟，连我哪年生的、家庭背景如何、有些什么爱好都非常清楚。记得64年有次彩排《红灯记》时康生问我多大了，我告诉他我22岁。康生不信：“你怎么会那么大？你在骗我？”总理在一旁说：“她没骗你，62年她20岁，今年是64年，她正好是22岁嘛。”
记得我排《红灯记》时，总理没少批评我。我是学花旦的，出场讲究要喜兴，一出场一撩台帘都面带笑容、眼睛发亮，我一开始演李铁梅时也这样，总理批评我了，说：“长瑜呀，你怎么那么高兴呢？笑咪咪的，这可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呀，宪兵和狗腿子到处搜查，闹得人心惶惶，谁还顾得上买东西？你好高兴就跑出来了。”还有，我有时演着演着就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总理在旁边又说：“你这个李铁梅，摇什么头呀？”总理批评我，我觉得挺紧张的。但我认真对待，一遍一遍地琢磨，如何来改掉自己的毛病。特别记得他14国访问后，还没顾得上休息，就立即赶来看我的戏，看后说：“好！毛病改了，进步了。”听了这话，我真觉得特别安慰，很受鼓舞。
《红灯记》这部戏在上面的重视下很快就排演出来。1964 年7月，便参加了全国的京剧汇演，总理认为还不错，但江青说不行。总理只好让林默涵负责，找有关人员再修改一遍。于是在那年的 8月，我们剧组和哈尔滨的《自有后来人》剧组一起到上海学习、观摩沪剧《红灯记》，回来后又重新加工、排练，然后出去到广州、上海等地演出，每到一处，都引起很大的轰动。
江青说：“你们要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就把她换下去。”江青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我比较顺眼。但他们一边让我演一边还收拾我。
很快，文革便来了。
文革一开始，我也开始倒霉。那时在我们院，贴我的大字报到处都是，说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狗崽子”、“黑线人物”、“修正主义的宠儿”等，还说我“作风不正派”什么的。那时江青也认为我对抗她，接着我就被停演了一段时间。
我和江青认识很早。61年底时我到上海演出《香罗帕》时，她就天天来看我们的戏，还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我还记得她在接见我们演员时说：“我非常喜欢看见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材。”
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句公道话，江青还是挺有艺术品位的，毕竟她搞过艺术，所以我认为她有些建议还是可取的，比如她建议“剧中人物的衣服上的补丁要顺色补，不要大方块，太没艺术性，弄个梅花图案好些”；还有“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等等，都还是有道理。
但江青这个人喜怒无常，很不好处，好好的就突然不高兴了，莫名其妙，一会儿批评你，说你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一会儿又拥抱你。那时我对她可谓是又敬又怕。记得我曾演出《武则天》一戏，我演上官婉儿一角，本来对这个角色我揣摩不透，但和江青的认识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看到江青就联想到皇后娘娘，婉儿对武则天又敬又怕，和我对江青的心情一模一样。我就从我现实的感觉中来体会这个角色。
江青最早说我对抗她是在1964年冬天的时候，那天她在看我们排练。
《红灯记》中有这么一段戏，李奶奶和李玉和牺牲后，李铁梅一个人回到家时，有一段唱词是：“提起敌寇心肺炸——”开始时的唱腔不是高八度，而是平的，这本是编导阿甲设计的。我唱到这段时江青在一旁说：“这段唱腔不好，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问题。”当时我解释说：“江青同志，这句是我没唱好，是我声音的爆发力不够，没有体会出李铁梅的悲愤心情，回去后我一定向叶盛兰老师学习。”没想到江青听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这个小鬼，你敢和我顶着干！”当时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这时演“鸠山”的袁世海出来打圆场，他说：“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修改修改。”这样江青的脸色总算才缓和下来。后来袁世海在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时就因为这句话还被江青“宽大”了一回，江青说：“我记袁世海一功，当时路线斗争那么激烈，刘长瑜这个小鬼跟我顶牛，还是袁世海说了句公道话。”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江青生我的气也是事出有因的，她本来只是想借机找阿甲的碴，阿甲在延安时曾和江青同志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她没料到我这么“不懂事”，一下子把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从此以后，这件事就成了我对抗江青的一条罪行。
其实，江青对我也不是特恨，她只是脾气不好而已。1968年前后，演“李玉和”的钱浩梁（江青为其改名叫“浩亮”）经常在江青面前说我坏话，说我出身不好、表现不好之类的，江青就说：“你们要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就把她换下去。”于是他们后来便让杜近芳、李维康、杨春霞试演过李铁梅一角。最后江青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我比较顺眼些，就没把我给换掉。
没把我换下来，但钱浩梁他们却没忘收拾我。记得我在1963年曾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在“文革”中被他们说成是入的刘少奇的党，拿他们的话说我是个“立场不鲜明、斗争不得力、不能依靠的人”，硬逼着我重写一份，要写入毛主席的党。我感到委屈，但我也犟，就是不肯重写。后来江青说我：“你这种态度说明你根本就不想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感情。”那些人也多次找我谈话，后来我被迫才重写了一份，但我只是要求在思想上入党，并没再要求在组织上入党。其实当时我也知道我入不了，他们怎么会让我入党？他们只是借机来整我一下。至今我也没有入党，我认为我不入党更有利于做工作。我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演员，我拥护共产党。我不入党也会以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那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钱浩梁动不动就指责我“对抗江青”，是“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三名三高”、“修正主义苗子”。每当剧团进一个新人时，就把我当成反面教材，让我当着新人的面，交待是怎样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是怎样对抗江青同志的等等，天天讲，月月讲。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表述不清那段日子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别人看我演李铁梅演得挺红的，都以为我一定很受宠，谁也不会想到一走下舞台我就成了天天挨批的“反面教材”。我就记得我那时天天发低烧，吃不下饭，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也不想背着这不清不白的名声一直过下去。在“整团”时，终于有一天，我找到负责人，说：“我要求把事实都写下来，并把这些都记入我的档案。”那人一听，拍着桌子，指着我说：“谁给你的狗胆？你居然不服气，敢和江青同志对着干！”
所以，那些日子我恨呀，我想报仇，真正可谓是“仇恨人心要发芽”。对江青我不敢有想法，我只能恨钱浩梁那些人，恨得咬牙切齿。观众们不知道，在台上，我们俩是一对革命家庭的父女，感情深厚。但对唱时我们俩从不对眼神，我只看他的鼻子，而他也只看我的脑门。
我恨透了他，我想我一定要报仇，我就记得我那时经常睡不着觉，想出各种各样的报复办法。记得后来都74年了，那年我儿子都 1岁了，可我的处境依然还是那样，钱浩梁还是不断地整我，说我是“政治局都挂号的人”，我仍是被批判的活教材。这种没完没了的批判使得我快要崩溃了，那时我就想把孩子托付给我一个最好的女友，然后揣上刀和钱浩梁拼个死活。最终我还是没把钱浩梁怎么样。其实后来等我真的有了报复的机会时，我想想又算了。钱浩梁关了7 年，已经受到了惩罚。我还报复他干嘛？我想这也不是他的过错，这都是政治造成的。得饶人处且饶人，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现在想想也有我的许多不是，别人恨我也是应该的，那时我年轻、愚昧，得意和骄傲之情难免会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来。
“文革”之前，我一直是个宠儿，没受过什么挫折，无忧无虑，整天琢磨的就是京剧艺术。在演《红灯记》之前，我就被京剧院和文化部连提了三级。演完《红灯记》，我更是红了不得了。那时领导十分看重我，到哪都带着我。观众也非常喜欢我，我还未出场，那掌声就铺天盖地，对此，我的一些同学、同事会怎么看？能不招来他们的嫉恨吗？而“文革”这场触及人的灵魂的运动正使这些嫉恨有了发泄口。
高玉倩老师也被关了起来，我还记得我们几个轮流值班看着她，怕她自杀。
总理当着江青的面说：“长瑜和我一样，都是旧官僚出身，但是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她现在演的就是革命戏嘛。”当时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说起来那时我所受的冲击比起别人来要小得多，那时人人自危，动不动就关人，我们院被整得连自杀的都有。66年底时，高玉倩老师也被关了起来，因为江青说她是“特务”、“黑线人物”。我还记得我们几个人轮流值班看着她，怕她自杀。现在想想，她这辈子所受的苦难也挺深的，前不久她的老伴又故去了，她的心情很糟糕，听说她进了敬老院。最惨的就是李少春了，那时他也被打成了“中统特务”、“黑帮”、“三名三高”等，被关了起来，后来心情郁闷而病死。李少春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文武全才，艺术高超，为人也很好，在我们京剧院，人称“李神仙”，《红灯记》刚排时，他演“李玉和”的A角，钱浩梁只是演C角。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人们就好象被注射了什么针剂似的，神经全部不正常了。当时我就觉得什么都乱了，是与非没有了标准，原来党的领导变成了反革命了，平时相处得好好的同事突然之间成了“特务”、“黑线”，世道一下子全变了。
我想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好受，如果他当时好受那他后来的日子也不好受。那些整人的人当时是好受，可后来呢？钱浩梁的日子好受吗？江青的日子好受吗？
记得那时最受安慰的是总理帮我说了话，那是 67 年，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总理当着江青的面说：“长瑜和我一样，都是旧官僚出身，但是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她现在演的就是革命戏嘛。她也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嘛。”当时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总理话，我还禁不住要流泪。我想总理对我的恩情我是一辈子都无法报答的。我还记得 67年6月，有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我唱《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正唱到一半，就听到台下“哗”地鼓起掌来，当时我心里一下子毛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没唱错呀，怎么给我叫起倒好来了？我急出了一身汗，唱完回到后台，急忙问别人，我哪儿唱错了？那个年代，又是样板戏，唱错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后台的同志告诉我，嗨，什么呀，是总理和你一块儿唱。
我从内心里把总理当成亲人。记得74年，我到北京郊区深入生活，从广播里听到总理在医院里接见外国客人，当时就觉得心里怪难受的。我还记得回到宿舍，我和高玉倩、李维康就放声大哭起来，不知道总理得了什么病，非常心疼，特想去医院看望他。最记得总理逝世时，我排队去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队伍很长，大家走得很慢，都流着泪，我看见平均三四分钟就有一人哭得休克过去，那天我悲痛极了，哭得脸都肿了回家后就发高烧，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缓过劲来。
他们把我平时说的一些话整理成了厚厚的一本言论集。
1968年，有一阵，江青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接见《红灯记》剧组的主要成员，有时是一起看电影，有时是挑《红灯记》的毛病，要求改这改那的，她的话每次都是传达不过夜。
1969年，《红灯记》被指定为样板戏，我也成了样板团中的一个。样板团的待遇比一般演员要高，每个月有12元的伙食补助，我记得还发过一套灰色制服和一件16元买的棉的军大衣。我们出去时都有保卫跟着，别人看我们就好像看珍奇动物似的。
1971年《红灯记》被拍成电影，电影很快在全国放映。拍完电影后，我又参加了现代戏《平原作战》的创排工作，在剧中扮演“小英子”；74年又参加现代戏《草原兄妹》的创排立戏工作，我在戏里演“斯琴”。
转眼又到了1975年，那是文革后期了，在反“右倾翻案风”时，他们把我平时说的一些话整理成了厚厚的一本言论集。比如我在排《草原兄妹》时，我看见这部戏一直没完没了的改来改去，就随口说了一句：“得！草原兄妹都成了草原妈妈了”，没想到这句话也当成了反动言论记录在案。另外，说我破坏“钢琴伴唱《红灯记》”，其实钢琴伴唱《红灯记》最早还是我和殷承宗提出创作的。那次一个单位排了一台戏，叫《前进吧，毛主席的红卫兵》，让我去辅导邓玉华一些京剧的旋律，后来发现节目时间不够，硬让我也上去唱个什么。我唱什么呢？殷承宗说要不我弹钢琴，你唱《红灯记》？于是我们便合作起来，那次在民族宫演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最受欢迎。没想到后来居然说我破坏钢琴伴唱，真是太好笑了。像类似的莫名其妙的罪行一点点地给我攒了起来，一下子我又成了中国京剧院重点批判的对象，停止了我的一切活动，不让我演出，直到76年8月，演铁梅的演员生病了才又开始让我演出。
“四人帮” 倒台后，许多那时的知名人物或被关押，或被处分，但我没事。我从家里找了几个空瓶子，把瓶子一个一个地砸得粉碎，然后就在操场里大声哭着喊着，揪自己的头发。归依佛门对我是一个再生的导示，喜怒哀乐对于我已很微弱，也很短暂。
“四人帮”倒台后，我没受任何牵连，在中国京剧院继续排戏。让我欣喜的是这时我可以自己作主了。怎么去排戏怎么去理解那都是我自己的事。而以前老艺术家们带我时的感觉我都领会了过来，所以我真正在艺术上的解放和成熟是从这时开始的。
这期间，我又复排并出演了《辛安驿》《卖水》《春草闯堂》等戏，这些完全是按我们自己的理解来排的，几乎每部戏都得奖。79年我到香港演出了这三部戏，香港很轰动。同年，文化部举办建国三十周年演出，我演出的《红灯照》获得表演一等奖。
《红灯记》这出戏“文革”后一直也没停演，只是十年“文革”下来，都演一个戏，我们演烦了，观众也看烦了。后来看一场电影才 5分钱，所以样板戏便渐渐没有了观众。“文革”后，开始还演一些，后来只演出一些片断，整出戏不再演，直到 1990年文化部搞“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活动，我们才复排了一期，参加演出的大多还是原班人马，钱浩梁没来，是孙岳演的李玉和。现在逢年过节的也只演一些片断。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京剧也开始走入低谷，这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再加上一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常常感得心累。
我记得好像在89年前后，许多剧团都解散了。在我演《春草闯堂》时，我们原来有一支很完美的民乐队，抬轿子时就有二个锁呐在吹。后来我们这个乐队也解散了，整个剧组也差不多全走光了。每走一个我都很动情地留人家，但留不住。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觉得留人家是没有意义的。但那时候我感到特别痛苦，他们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怎么办？记得那段日子我心中悲伤一片。
记得有天晚上，有11点多了，我从家里找了几个空瓶子，来到操场上，把瓶子一个一个地砸得粉碎，然后就在操场里大声哭着喊着，揪自己的头发。那时我真是快崩溃了。我爱人找到我，问：“长瑜，你怎么了？”我说别管我，我太压抑太痛苦了，你让我喧泄一下吧！
我觉得一个事业的追求者，最痛苦的莫过于在事业上走出来又退回去。
现在我的心已经很“皮”了，可以说已有了很硬的老茧，看待一些总是心态也已经淡了许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知觉。所以我现在归依佛门，这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再生的导示。
现在回想起来，以前我做过很多愚昧的事，也说过很多错话，伤了很多人，我认为这都是我心态不好。我不能面对现实。有时想想自己以前曾“无风三尺浪”，后来遇到一点挫折就把自己包起来，是不是承受力太弱了？但演员是灵魂的劳动者，有些刺激是无法忍受的。灵魂必须要寄托，要明白，所以我觉得佛门在导示我如何在世间看待世间的一切。
自从90后我归依佛门之后，我的心像一潭水渐渐平息下来，遇到一些风吹草动，我也能很快恢复平静。
我归依佛门有利我净化心灵，努力人生。但该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尽力，只要我有口气就来工作。现在我的名已经有了，我也不再企盼有新的辉煌，而我也不想要很多钱，我就为了人生，我只求尽心尽力，不求能收回什么。原来还喜欢发个钱，得个奖，领导接见等，现在已经看得很淡。
我总认为我离我追求的目标差距太远，但我现在老了，有时想算了吧，你都快60岁的老太太了，你的辉煌太长了。所以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现在我也不愿去比赛，不愿去得奖，因为我觉得我老了，没有新的动力让我再去得到什么。这样奖就浪费了，不如给别人，他们会为京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其实说句实在话，得奖我也很高兴，说不高兴那是假的。可我也不会把它看得很重，我知道我只是沾了李铁梅的光，人们想的是李铁梅。
我对白继云说，我现在乱糟糟的，需要一个人和我互补。作为一个主要演员，我需要一个普通演员来不断地提醒我、补充我。
我总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但有一点：我尽力了。
我时刻都没忘记我是一个演员，我随时都在观察生活和别人，即使在67年我前夫离开人世的时候，我都在用心体会人在真正遇到生离死别时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前夫是我在戏校时的一个团干部，是实验剧团的老生演员。他人很聪明，对我也很好。和他恋爱时我并没有想到过要结婚，因为我以前曾立下字据，25岁以前不结婚。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批了，那时只有他仍然忠实地信任我，鼓励我。为了天天能得到他的安慰，于是我们便在1967年初结婚了。那年他27岁。
结婚后，我才发现他夜里咳嗽得很厉害。后来去医院一查，是肺癌。得立即手术。记得我前夫做手术时，从前一天晚上的紧张到第二天一早跑到医院，乃至他最后咽气找大夫等种种过程中，那一个又一个感情逻辑的变化，我是全部体验到了。当时我就在想，我都要记住这些，因为我是演员。
最记得他临死前憋气的时候，那是 4月份的天气，我把我的棉袄、毛衣、衬衫所有的扣子都解开了，最后只是一件背心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解的。大概看他憋的时候我情不自禁，他憋气我就解扣。还有，记得他快断气的时候，我冲到病房，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他的嘴，看他还有没有呼吸。
那些日子，我真是觉得天塌地陷，一下子没有了知音，没有了依靠，今后我怎么办？我都记不清我那时哭过多少回，流了多少泪。
没过几个月，给我介绍对象的又渐渐多了起来，数不胜数，条件听起来都挺不错的，有高干，有才子——还有一堆堆的求爱信。但那时我不想陷在这些纠缠之中，更不想为此闹得满城风雨，因为演员的名声很重要。我绝不想攀高枝。对于那些条件不错的，我想我又不认识他们，而他们所看到的也只是我的舞台形象而已，彼此都不了解。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找一个彼此了解的。于是我想到了我们团的同事白继云，他比我大 3岁，上海人，我们是戏校的同学，他当时是我们团的武打演员，但他在学校里时就搞编导，编一些武打设计等。现在他是我们团的导演，兼青年团的副团长。
我和白继云平时就比较要好。那天，正好有人给了我两张话剧票，我便请了他。我记得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现在乱糟糟的，事情太多了，想需要一个人和我互补。作为一个主要演员，我需要一个普通学员来不断地提醒我、补充我。所以我选择你做我的伴侣。我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大家的帮助，你可以在这复杂的环境中帮我把人际关系处理好。”我还说“别人平常就觉得咱们挺好的，我作为一个女演员不想在这方面有污点。我前前后后想一个星期，想到了你。当然我也想到你作为一个武打演员，翻打时会有危险。可是无论如何，我想你的人品、你的为人都好，唯一怕的就是你练功时，万一不小心，身体会有闪失，希望你能谨慎。我想我就说这些，好了坏了都是你。”
这样，1968年我们就结婚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也正是他处处关心安慰我，才使我有勇气活到了今天。
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挺对不住他的。作为一个男人，他为我牺牲了那么多，老是在辅助我，我想这点他肯定会觉得自尊心受不了，很没面子的。所以我也非常尊重他，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问他。他穿的衣服从里到外也都是我买的。而且，他有时在家发脾气，我也从不说什么。
认为既然做了一个女人，做妻子和母亲那是我们的义务。我就怕我的孩子或我的爱人出去时衣服脏了或掉了一个扣子，我认为那是我的耻辱。
我很爱我的儿子。还记得我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我讲故事，我有时感到累，让他找他爸讲，他不肯，说爸爸讲话没有妈妈好听。于是我就给他讲，讲了一个又一个，我记得给他讲《红灯记》都能把他给讲哭了。
但对于我儿子，我总觉得我给他的母爱太少了。我很忙，在家时候不多，我孩子跟我说：“妈，我觉得生在一个工人家里也挺幸福的，因为一放学回来，爸爸妈妈都在家。”还有一次，记得我从晚上演出回来，叫不开门，屋里灯都亮着。我从窗子里爬进去，看到他抱着宝剑睡了。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抱剑睡？他说我害怕，我抱着斩妖剑再开着灯我就不怕了。当时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孩子的。后来他读书不好，没有上大学，现在他在一家公司里打工，我认为我有一定责任。我在事业上投入过多，事业有成，但对他付出很少，我认为我欠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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