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采访廖伟然：抗旨造反之悲剧英雄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8）

图1：廖伟然晚年与夫人在昆明西山合影
图：廖伟然与夫人在部队时的戎装照

（一）采访廖伟然 

1986 年春夏之交，在柳州铁桥头北岸柳江边上的廖伟然家（他家原住三中路五金站宿舍，廖被捕入狱后，全家被单位赶出来居无定所，廖夫人官红也惨遭迫害，四个子女流离失所。此处也是廖出狱后临时租房，马路斜对面不远处就是六八年春著名的“水厂保卫战”之所在），经与廖伟然并称“五金站三才子”之一的潘匡汉的引荐，我采访了这位刚从广西英山监狱出狱不久的前柳州 "造反大军 "战斗总指挥。 

他年逾花甲，两鬓染霜，精瘦清癯的面庞，留着一脸连鬓胡，细瘦个，骨瘦如柴，玉树临风，两眼炯炯有神，胸有韬略，不怒自威，颇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的气度——他就是大名鼎鼎、名震江湖的“廖胡子”。 

那些挟天下为私产，视国民为奴婢的专制暴君，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也太久太久了，侠义为怀的廖伟然再也忍无可忍。于是横空出世，不想作逸民，不愿作顺民，更不肯作残民，好头颅寄予家国，好身手扭转乾坤，其抱负之伟，担当之大，显然是那些墨守成规，苟活蒿莱的小丈夫、愚男子难望项背的。 

图1：廖伟然晚年与夫人在昆明西山合影
图：廖伟然与夫人在部队时的戎装照

小时候，常听大人摆古，造反大军绝地反击的故事，大都是坊间的口耳相传获得。平头常听原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韦彪（又名韦道培，即水厂保卫战中朝礼堂楼上轻机枪眼扔手榴弹之大军悍将）、陈涛（市文联作家，参加过抗美援朝伤残复退军人。韦、陈均是转业军人，韦、陈之子韦刚、陈聪与平头是小学同学、发小）李杰姨爹、忘年交潘匡汉及我哥讲起那些文革传奇……及至长大成人，得以接触那些血淋淋记载广西大屠杀的文革密档——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和《大事件》，才对广西文革有了全面地认识和顿悟。

 

在廖家聊文革，廖胡子侃侃而谈六八年“5.21”柳州造反派劫“军列”事件，“5.25” 柳州民众反包围抢解放军“空枪”的前因后果和详细经过。以及“造反大军”绝地反击，他在窑埠巧布阵计诱张春峰（鹿寨县武装部长）等十四个民兵大小头目，以及“6.17”在石灰厂设套击毙柳州联指头头庞加盛、蒙志恒两员大将的传奇故事，以及随后漫长的铁窗岁月狱中轶事时，颇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意味。回忆起二十年前“造反大军”绝地反击，可歌可泣。说到激动处，他有时神采飞扬，眉飞色舞；有时黯然神伤，陷入沉思。 

 

虽说从文革兴起到1968年之夏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这两年"反围剿"、“反屠杀”的血与火经历，在廖伟然人生中只占一小段，但却是惊天动地、浓墨重彩的画卷。有人甚至夸张地认为，提到柳州文革，开篇不说廖伟然，说尽文革也枉然！让我们打开历史的册页，好好研究廖伟然这个绝版的历史人物以及文革初期柳州文革政治、军事斗争的场景和时代变迁。
 

在官方当局罔顾历史真相，歪曲历史事实，美化文革屠夫韦国清“壮乡雄鹰”的当下，发掘并传播廖伟然“龙城天雷地火”般武装抗暴的史实就有特别的意义。 

（二）绝地反击  惊天逆袭

由于谋划精，排兵布阵，在1968年五月下旬指挥柳州造反派绝地大反击中，屡次履薄临深的以弱胜强，初试牛刀，就力挽狂澜于既倒。 

1968年5月下旬，在“造反大军”处于最低潮时廖胡子指挥攻打“联指”占据的探矿厂、粮食加工厂、二级站等据点，堪称扬眉吐气的翻身仗。 

从1968年5月23日到6月26日的一个月时间里，“柳铁工、机、联”发动了对柳铁技术馆、铁路党校、铁路木材防腐厂等铁路地区“联指”据点的反攻，把铁路系统的“联指”赶过了柳江北岸。

同一期间，柳州“造反大军”在廖伟然的指挥下，和各县逃难来的“造反大军”人员统一行动，也向鱼峰山、马鞍山、柳石路、屏山大道、水南路、冶炼厂和窑埠一带发起了绝地大反攻，势如破竹，武斗局势发展得以对“4.22派”越来越有利，柳江南岸地区基本上在“造反大军”的掌握之中。 

军事上得柳南者得柳州 

柳江以北是冲积平原，一马平川。柳北只有一座孤零零的雀儿山；柳江以南则群峰耸立，大有拔地奇峰画卷开的特点。柳南有鱼峰、灯台、驾鹤、箭盘、马鞍五山。壶西有大小鹅山，壶东马鹿二山，一首民谣将东西南北四座山峰作为柳州的方向地标，“东有灯台西有鹅，南有马鞍北有雀。”柳江河南的鱼峰山、马鞍山、灯台山和鹅山屹立在城区闹市中，突兀而起，从山顶俯瞰整个城市，宛如一个大盆景的市区美景尽收眼底，妙不可言。 

图2:在马鞍山顶俯瞰柳州全景。

军事上得柳南者得柳州。六八年的时候柳州没几座五层高的楼，几座山就成了天然的制高点。文革武斗，这四个制高点全被"联指"占领。联指控制柳州市最高峰马鞍山，在山上架设了高射机枪，不断向柳州、柳铁造反派控制的地方扫射。尤以四十多层楼高的鱼峰山威胁更大。 

鱼峰山最为小巧却置为关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首先鱼峰山座落在柳州市的中轴点上，正对著葫芦底正在修建尚未通车的柳州市当时唯一的公路大桥柳江大桥。这立鱼峰脚下是碧绿的小龙潭，有地下溶洞与柳江相连，随柳江河涨退淸浊，传说是歌仙刘三姐骑鱼升天的地方。鱼峰山上有翠松亭、冠山亭、现美阁等古建筑遗址。山间有清凉国、盘古洞等７个岩洞，山顶有个五米见方的平台居高临下。架一挺四管高射机枪就可控制前面的柳江大桥，山下的谷埠街一带及左右的飞鹅路和屏山大道，山后不出百米就是工人医院（民国时的陆军医院），山腰的洞里既可存放给养又能藏兵。

 

图3：从鱼峰山上远眺柳州城区

“联指”占了鱼峰山可把造反派和山下百姓给害苦了。山上的枪手每天都往山下打冷枪，不时听见有行人被击中甚至击毙的事情。受到威胁最大的还是柳州“造反大军”，他们的居民集中区谷埠街一带，直接被远处马鞍山，近前的鱼峰山上以及柳江对面北岸的制高点“覃连芳大楼”上打过来的机关炮、六0炮威胁。 

5月21日即大军南撤到河南谷埠街的第二天，“联指”从鱼峰山上发射一颗六0炮弹落在街上，一下就炸死五个平民。看到这种场景，大家都悲愤万分，一些身上背有枪的小青年，愤怒地朝鱼峰山开枪射击。但立即受到责备，叫他们别浪费子弹，要保留子弹准备对付“联指”的地面进攻。 

攻克马鞍山 

马鞍山是市内最高峰，攻克该山峰，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则鱼峰山、驾鹤、灯台山无险可守。

1968年6月9日晚，大军几路进攻队伍打响了收复马鞍山之战。由于对山上“联指”布防情况不清楚，是夜，虽然打得很激烈，但是没能攻下。天亮时进攻停止，有些队伍还一度失去了联系。 

图4：民国时期的柳州马鞍山（横卧柳江的是连接河北培新路与河南太平西街的浮桥）

6月10日晚上，廖胡子又再次组织进攻。“捍无卫东”警卫排从马鞍山东南边往上偷袭；“工总”的一支五六十人的武装队伍则从马鞍山水塔脚下的天后宫一个山洞，爬上了马鞍山的半山腰，然后往上摸爬；其他武装队伍则沿着北边攻击山脚下的“联指”据点，几个方面同时发起猛烈地进攻。 

由于枪好子弹多，又是连发的清一色的五六式冲锋枪，那些红卫兵小将“狗牯仔”不要命似的往上冲，枪声比过年烧鞭炮还密集。

 

是夜，平头作为寄宿五角星余家躲避武斗战火的小屁孩,也跟着大人夹杂在河北培新路坡顶隔岸观火的人群中，既紧张又兴奋地引颈观看这场“大军夜袭马鞍山”重头戏的“现场直播”。那晚上看到马鞍山上冲锋枪吐出火舌，映红了夜空，子弹的弹道象无数的萤火虫在飞来飞去，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彻夜不绝，就象年三十晚子夜千家万户燃放鞭炮和焰火那样。这等场面，也震撼了河北片的“联指”和党政军警机关的干部及家属们，一时军心动摇，颇有山雨欲来的味道——官史称“6.10”事件。 

快到天亮时，大军“捍无卫东”的武装人员终于率先攻克马鞍山顶，“联指”武斗人员匆匆丢下几具尸体在山顶的一个旧碉堡里，其余的都跑了！ 

与此同时，据守鱼峰山的“联指”武斗人员，见马鞍山失守，无险可守，也急忙连夜撤走。 6月11日，造反大军趁势拿下了工人医院和柳石路一带。驻守柳州机械厂的“联指”武斗队伍也在当天急忙从鸡喇渡江，撤过阳河一带。 

此时站在马鞍山山顶远眺，可见“联指”的大批人员，从窑埠乘船撤过柳江东门沙角一带。还有大批“联指”武斗人员从三门江渡河撤走。 

与此同时，柳铁“钢联指”也急忙从铁桥撤过河北，在铁桥头设置路障、断轨器，阻断当时援越物资运输大动脉。 

“造反大军”连克“联指”控制的最高峰马鞍山及鱼峰山、大、小鹅山，一举将“联指”撵过江北，打出一片天地。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打出分江而治的局面：造反大军占江南，柳州联指占江北。廖胡子逆转颓势，造反派在武斗中逐渐转向优势。 

造反大军已放话“6月20号之前拿下河北”！河南临江的大街上刷出了几条朗朗上口、豪气干云的醒目大标语，“红旗跃过柳江，直下柳钢沙塘”；“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以致山雨欲来，人心惶惶，柳州地、市党政机关及驻柳部队、军分区家属有的已撤往柳城躲避战火，官史称之为“6.10”事件。 

 

拼

死

一搏的决心与意志

经此大败亏输，有军分区支持撑腰的柳州及周边各县“联指”刚刚抬头的士气又如同遇冷的汞柱一样迅疾回落。使心狠手辣的“壮王”韦国清也一筹莫展。一时廖胡子在广西造反派中威望日隆，奠定了他“柳州造反大军战斗总指挥”的不二人选。

 

和嗅觉敏锐的钱文俊一样，廖伟然引以为豪的是能够拨开种种天真的幻相，直指问题的核心，揭露出韦国清军事围剿的实质。 

因此，作为造反派领袖廖伟然是柳州文革绕不过的一道坎。 

这次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主动出击，局部打乱了韦国清原先“5.21”、“5.25”设局下套的部署，韦低估了柳州造反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抗意志（韦国清的连环计被大军的“主和派”搅局，造反大军常委“主和派”关键时刻否决了廖“打过河北去，解放全柳州”战役构想而跷幸逃过韦国清“诱敌深入”在河北“瓮中捉鳖”的厄运……此处不赘，后文详述），谁能想得到，已经被广西军区和“联指”视为囊中之物的战场主动权，竟然一夜之间能够逆转！ 

那是廖胡子跌宕起伏人生一段闪光出彩的经历，路见不平，侠义情仇。 
 

军者，兵也，国之大器，非战不用，非乱不用，非败不用，关键时刻只有一用，就是造反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以此进行对抗和震慑对手，这样做，风险与机遇并存，玩不好，群狼环伺，腹背受敌，是很直白的告诉对手，你只剩下这一个手段和工具；机遇在于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构成了有力威慑，是造反大军非对称条件下战胜周边各县民兵围剿或遏制对手战略冒险的中坚力量。对手若能感受到你的决心，自然会受造反大军

拼

死

一搏的决心与意志所慑，有所退却。

柳州"造反大军"还放话,要联合桂林的"造反大军"挥师南下首府南宁，解救被军队和"联指"围困的广西"四.二二"。 韦国清如芒在背，倍感压力。

毛中央看势头不妙，毛泽东一句“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露天机——中央、中央文革急派飞机到广西，接两派（"联指"、"四.二二"）头头赴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对造反派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此时已到了“伟大领袖”抛弃并牺牲造反派的时候了。 

 

（三）中央摆了“请君入瓮”的鸿门宴 

可因为这段短暂出彩的经历，廖伟然以及家人为此付出了十五年牢狱及家人流离失所的代价。 

请注意这句话，“战略的无知是送命的第一步”！在柳州造反大军取得柳南绝地反击战的胜利后，大军上下沉浸在暂时的胜利而对即将到来的毛中央欲拿广西“4.22”来试刀祭旗的危险浑然不知。白鉴平在7月18、19日，全国各地造反派云集北京航空学院的“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又称所谓的“北航黑会”上，再次一展绝佳口才，踌躇满志、热情洋溢地介绍并陶醉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就是明证。

1968年7月10日，就在中央“七.三布告”已经颁布，北京来了紧急通知，先抛出诱人的“胡萝卜”——要广西两派派代表赴京办大联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准备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点名点姓，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主要头头共三十余人，必须乘飞机到北京。柳州造反派的头头们还兴高采烈，满以为不要再打了，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大联合多好啊！还是中央文革有眼力。 

中央蓄谋已久的“请君入瓮”之“鸿门宴”的戏码正虚席以待来自南疆边陲广西的造反派大小头头们。 

南宁火车站“联指”洗劫大军代表的车厢已露凶兆端倪

在柳州市支左办及军分区的解放军带队下，柳州造反大军代表乘火车去南宁，然后乘专程来接的飞机去北京。 

火车到达南宁车站时，南宁“联指”数十人持枪包围大军代表的车厢，凶神恶煞地冲上车厢，用枪比着大军代表不许动，然后当着军分区解放军军官的面，目标明确地搜查所有人的行李，强行把所有文字材料（包括探矿厂缴获的广西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造反派的文件）全部搜走，然后便快速撤离。显然是受人指使，有预谋来抄军方参与围剿造反派的罪证的。
 

而军分区的带队军官们则在一旁装傻充愣地表示，对于南宁“联指”所为，他们也无能为力。

中央忌惮把持“枪杆子”的廖胡子、刘天偿 

7月10日，白鉴平带队率柳州造反大军三十余头头，“桂林老多”的主要头头刘振林率桂林的造反派头头们赴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廖伟然则留守柳州，“桂林老多”派的工人领袖“工总”头头刘天偿留守桂林，负责主持造反大军日常事务。 而广西“4.22”的头头们则被部队和“联指”的铁桶阵包围在南宁的解放路、区展览馆、朝阳百货大楼等几个孤立的据点里。

中央不放心，把持“枪杆子”的廖胡子、刘天偿不来，这出“鸿门宴”如何唱下去？于是责成当地驻军及军分区“钦点”廖伟然、刘天偿带着各自下属组织一些头头“请君入瓮”——于七月中旬第二批来北京参加学习班。 

于是才有中央“七.二五”对广西造反派（同时也是对全国的造反派）“翻脸如翻书”地摊牌。 

“桂林老多” 头头刘天偿的遭遇 

“桂林老多”的主要头头刘振林等于某天夜晚，全部化装成解放军，由解放军用汽车护送，通过“联指”控制的区域南门，直赴李家村飞机场，登机前往北京。 

他们一到北京，就发现中央对“桂林老多”的态度彻底变了，因为此时的广西大局已定：在军人集团一手导演设局的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罪责倒逼下，毛中央已决定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在林彪军人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的直接策划下，把广西“4·22”和柳州造反大军、“桂林老多”等组织，定为反革命了。在处理柳州、桂林问题时，黄永胜和韦国清，已认定柳州、桂林反围剿最坚决得力的廖伟然、白鉴平、王反修、李振岭、钱文俊，以及刘振林和刘天偿，是柳州、桂林“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 

当刘振林等人去北京的时候，虽然中央也点名要“桂林老多”派的工人领袖“工总”头头刘天偿去，但他没去，因为“桂林老多”担心，如果头头们都去了北京，“老多”的领导力量就大为削弱，如果“联指”和民兵趁机打进桂林来，“老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就大了！所以第一批没让他去。 

然而韦国清等人哪能放得过他？责令桂林当地驻军，务必把刘天偿“请”到北京去。

刘天偿去到北京时，伙伴们看见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只见他到处都是伤，原来当他去到李家村机场上飞机前，被“联指”一群人包围起来，往死里拳打脚踢，只打得他满身是血。见刘天偿被打，“桂林老多”的代表们就想：为什么中央请去北京的代表，随便可以乱打，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

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刘天偿当场拿着血衣控诉联指，叙述他挨打的过程。在血衣和铁的事实面前，黄永胜和韦国清等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批评“联指”打人不对，要他们写个检讨，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的接见，刘振林和刘天偿极力为“桂林老多”辩护，虽然他们讲的理由充分，事实不可反驳，但是，谁有回天之力，去改变那个已定的大局。（1）

“7.25”接见黄永胜抹黑廖伟然 、白鉴平

廖胡子不愧出自有“岭南雄师”之称的王牌军42军一员有思想、有胆识、有谋略、有担当的军人。 

1968年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即著名的“7.25”接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鸿门宴”！原广州军区司令，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对廖伟然有过如下无中生有地训斥，在中央首长“七.二五”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中，其中有一些段落涉及白、廖的对话： 

黄永胜：白鉴平、廖伟然造了无产阶级的反，正如江青同志指出的矛头三指向（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命群众）。 
谢富治：“4.22”受坏人操纵，走的是右派道路，故意去抢援越物资，现在要把坏人揪出来。 
温玉成：柳州的问题要由白、廖负责。 
黄永胜：白鉴平，你挂牌要过饭没有？你丑化社会主义，想跑去香港，被抓回来。还有，廖伟然，过去当兵，是被开除的，你是四十二军的，我知道，我在广州军区呆了十几年。我怀疑你们两个人，究竟造谁的反？站在什么路线上了？你们反对革委会，反对解放军！ 
温玉成：你们两个人，是中央指名要来的人……云云。

黄永胜所说的白鉴平挂牌要饭、逃港，以及廖伟然被四十二军开除等等，都是“莫须有”的无稽之谈。 

中央“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四.二二”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四.二二”赴京控告团427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

1968年8月19日，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王反修、李振岭、钱文俊（柳铁）；章英、农烈（南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 

这个“七.二五”讲话当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造反派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曾几何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倚仗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造反派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历史垃圾。 

掌握“两杆子”的“柳州经验” 

《“七.三”布告》针对柳州造反派也绝非偶然，因为从理论到行动上，觉醒的离经叛道的柳州造反派已不听毛中央的招呼指挥而抗旨造反，处于失控态势，并且这股异端思潮及武装抗暴——林彪曾经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做过补充：“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掌握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的“柳州经验”，竟敢拿到全国造反派的所谓“北航黑会”（2）上推广，对于全国各地被军方和保守派联手打压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而言，具有鹤立鸡群的典型效用，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毛中央看势头不妙，对其的打压势在必行，以收到杀鸡儆猴之功效。 

历史，将一代人变成了弄潮儿。然而，历史也无情地嘲弄了那些可怜的弄潮儿。那些弄潮儿梦醒时分，就是一个理想，一个主义丧钟敲响的时刻。 

觉醒的离经叛道的柳州、柳铁造反派集中表现在两个代表人物：武有廖伟然（柳州造反大军“文攻武卫”的战斗总指挥）武装抗暴，以弱胜强；文有钱文俊（柳州铁路局“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联合组织头头）以笔为矛，离经叛道，引领广西异端思潮。历史将铭记钱文俊、廖伟然的名字，正是柳铁、柳州造反派这一文一武两员大将，给广西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历史涂抹了浓油重彩极其厚重的一笔。而恰巧在《难忘的岁月》中独缺钱、廖离经叛道的反叛事迹。

 

图5：《难忘的岁月——广西柳州文革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8月内部出版）
 

在当局对文革话题严厉封杀，国内媒体对文革集体噤声的当下，这也是国内出版社在出版《难忘的岁月》时，只渲染控诉韦国清的广西当局打压造反派之悲情，而刻意淡化造反大军反抗暴政正义之举；这也是该书只限内部出版，而不能公开发行的原因。退一步讲，就算内地出版社公开了这些，新闻审查部门也不会放行的。 
 

（四）让历史裁决："原始正义"的壮举 

 

在廖家门前的小平台品茗叙谈，放眼可见柳江缓缓东去，江风徐来，柳丝摇曳，心旷神怡。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晒着，由于常年狱中生活稀缺阳光紫外线，廖的面色苍白，缺少血色。（此时他已是肝癌晚期，但当时还没诊断出）。对于十多年的牢狱之灾他并无悔不当初的自怨自艾。他很达观，“比起武斗牺牲的战友，以及刘天偿冤死狱中，我们在里面受点罪算什么，能活着出来就是胜利。” 

刘天偿，桂林汽车修配厂工人，文革“桂林老多”（3）派的工人领袖，“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的第一号头头。自1968年被关后，一关就是八年，最后广西的司法部门竟在1977年，人为制造的冤案，判他为现行杀人犯枪决了。 

廖伟然是一位侠者，侠者轻生死，易去就，有担当，无畏惧。侠的顶点是武士道，那种随时都敢为了理想切心剖腹的勇毅精神。 

每逢乱世，各个民族都需要敢负责任的摩西带领大家出埃及，动物种群需要自己的狮子王。但是一旦和平，无论封建君主还是普罗大众，头一件事就要以民主的名义钉死耶稣。 

所以拿破仑说：“那些为我胜利欢呼的人，在我上断头台时会同样鼓掌。” 

记得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头（当时还是柳州七中即现在龙城中学的学生）在学校组织下参加了在柳侯公园举行的白鉴平和廖伟然的公审宣判大会。六八年夏天广西“4.22”全军覆没后，在广西是保守派“联指”一统天下的局面。柳州官方戒备森然，如临大敌。那氛围与宣判大会所要表达的“革命与专政”的主旨颇为契合，新闻舆论也是一边倒地对造反派群众领袖口诛笔伐。廖在台上对强权一脸蔑视的表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图6：1977年12月24日柳侯公园举行的白鉴平和廖伟然的公审宣判大会 

 

为暴力反抗暴政正名

 

当人权被剥夺，用非暴力手段争取人权之路被暴政堵死，这时人民用暴力争取人权、用暴力反抗暴政，是理所当然，是正义，是天理，更是权利！在丛林原则并未完全消除的人类社会，有些债务必须用血来偿还，有些罪孽必须用血来消除，有些耻辱必须用血来洗涮。报复性杀戮不文明，却不违正义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血债血偿的原始正义，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的正义理念，可是，在司法极度不现代、不文明的社会，却有其不可磨灭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在无法理喻的丛林社会，它通过一种无法愈越的“非常”方式维护着人格尊严，人性追求和社会公正。

 

当法律丧失了维护正义的功能，当政府放弃维护公平的责任，甚至沦为镇压人民的暴政集团、乃至反公平反正义的特权势力，人民就有权进行包括暴力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反抗。

认识事物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真理最初总是在少数人手里。当最先觉悟的人们起来反对专制主义时，由于大多数人民的不觉悟，反而会把他们看成“反革命”。于是，专制主义者便利用因言治罪的手段成功地扼杀了最早起来反抗的人。由于专制主义者垄断着一切言论阵地，他们很容易做到歪曲事实真相，在被镇压的勇士头上泼污水；不仅迫害这些先知先觉，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真理的传播，从而大大推迟了广大人民觉醒的过程。 

廖伟然被判二十年徒刑；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柳铁“工机联”头头之一的李振岭被判15年；南宁“工总”头头熊一军被判死缓；梧州造反大军头头王东明被判无期徒刑等等，都送广西英山监狱服刑。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柳州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白鉴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自鉴平无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批复“维持原判”。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改为“纵火抢劫罪”，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六年。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白鉴平已构成“纵火抢劫罪”，鉴于“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可以从宽处理)。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高院宣布对白、廖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出狱，此是后话。

 

失落已久的“原始正义”   

 

当专制镇压的屠刀已高高举起，是亲痛仇快地引颈就戮?还是执着于对牛弹琴的默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七字真经?抑或无异于与虎谋皮地跪求政府“改良”?

柳州造反民众秉持不自由，毋宁死的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绝地反击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树立了名垂青史的光辉榜样。
 

武装抗暴的柳州民众，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的，他们本来就“人微言轻”，更不要说还正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所粗暴压制，但正是这些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的一言一行，酿成他们孤立乏援中的顽强坚持，绝地反击，酿成他们在专政高压中勇敢迈出武装反抗暴政的第一步后他们的独立特行，正是沧海一粟般的草根们在大时代浪奔潮涌中的不甘沉沦，让我们从未如此理智、从未如此清晰地看清这真正的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岁月的流水淘去无数风云豪杰，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今安在？而这些“小人物”悲剧英雄的身影却以从没有过的真实在我们的视野中愈益高大而清淅。柳州造反民众武装抗暴的时代和历史意义，将愈久弥新。
 

今天物资丰富的中国，但却是正义的荒原，中国社会正义空间几乎丧失殆尽。没有自由、深受压迫的中国人需要找寻的是失落已久的“原始正义”。但偶尔的一点“正义”往往被中国人自己扼杀。君不见，柳州造反民众敢于向专制政权叫板亮剑的"原始正义"之举，被官方的主流媒体歪曲成以下犯上“造反派打、砸、抢、烧”的妖魔行为；杨佳的正义行为被反对派文坛领袖、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说成“原始”，被某些精英冷嘲热讽说成“罪犯”，“不是民主运动”。好像不是民运就没有权捍卫个体的自由、尊严，伸张正义。  

 

只要极权主义在这世界上依然存在，中国人不应该因为伸张正义的方法“原始”而放弃。正义的伸张必须从零点、原点、柳州造反派和杨佳似的“原始”开始积累。我们才能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

但专制极权意识形态的判决鼓噪如过眼烟云。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爱上一个人只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廖胡子就是那个我们要用一辈子去忘记的人。由于柳州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巨大影响，也许廖伟然的影响还会延续到下一代人的身上。 

不要命PK不要脸 

极左回潮，2015年初，官方为文革屠夫韦国清涂脂抹粉的30集电视连续剧《壮乡雄鹰》在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八一电影厂为屠夫树碑立传。但是那些歌功颂德的庙堂影视依旧不能掩盖韦屠夫嗜血嗜杀的残忍本性。 

韦国清动用正规军对付一方城市一群百姓，本无足以称道，他杀人如麻，而且屠城杀降，确属人面兽心，伤天害理，却被事主说成是威武之师的壮举。说者不觉颜面发烧，听者倒是满脸通红了。 

图：南宁新闻发布会现场。暴力因为涂上了红色而变成神圣，屠戮的嚎叫因为掩饰和歪曲而变成歌舞升平的吟唱。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令人发指的杀人狂魔，他们杀人不眨眼，视民如草芥，可谓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太平天国天京城破，曾国藩因为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曾屠户”；多铎率领清军在扬州屠城十日，超过八十万人，即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多尔衮则制造了“嘉定三屠”惨案。韦国清在广西城乡动用军队及“联指”屠城，屠戮二十万广西民众。是如假包换、板上钉钉的“屠夫”。 

 

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大搞派性镇压，武斗、对黑五类“乱打乱杀风”异常残酷，但对于文革期间广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官方一直语焉不详，有八万六千之说，也有八万九千之说。直至1987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而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4）的内部结集成册，才令世人得以了解实情，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而武斗两派死亡只占少数，大部分死于韦国清为首官方主导的广西各地的大屠杀。广西文革中发生过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四二二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而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力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的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俗话说，天底下最怕两种人：一是不要命的；二是不要脸的。文革同时成全了这两种人。 

 

奉旨造反和抗旨造反的区别     

 

造反的动机千头万绪，造反的种类却不外乎三种，有站着抗旨造反和俯首奉旨造反，更有跪着造反。   

纵观文革造反派，自叱咤风云的五大红卫兵学生“领袖”以降，全国大多数造反派是匍匐在伟大领袖的神圣光环下奉旨造反。只有极少数觉醒的造反派领袖抗旨造反。   

抗旨造反和奉旨造反的区别和分野，其典型的对比莫过于柳州的廖伟然、钱文俊与北京的蒯大富、韩爱晶。

 

1968年7月下旬有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头头参加的“北航黑会”，当白鉴平介绍武装抗暴的“柳州经验”，与会的蒯大富、韩爱晶们一听吓得赶紧提前开溜，以撇清干系。当六八年五月至六月，钱文俊在广西鼓动、引领异端思潮，廖伟然在柳州火线指挥造反大军绝地反击之时，“7.28”之夜从清华抗击工宣队的火线上被毛泽东请到人民大会堂的蒯大富满腹委屈与心酸地趴在毛泽东肩头嚎啕大哭“要抓派工宣队进清华的黑手” 。而毛直言不讳地告诉蒯大富“那个黑手就是我！”  
 

抗旨造反的悲剧英雄  

廖伟然们与蒯大富们造反的本质区别在于，蒯大富们的全国大多数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而廖伟然等广西少数造反派领袖是抗旨造反。

 

比起那些残民以逞的暴君，强奸民意、涂炭生灵的政治流氓来，廖伟然的人格要率真高尚得多。他待人诚恳，守信用，讲义气，重承诺，轻生死。他率性豪宕，不屑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侠者，是文革乱世最醒目的异数。 

鲁迅先生在评论中国人时曾说过一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们不能总是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 

当神州大地亿万民众（包括党国高层那些老帅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象献祭的羔羊匍匐在“伟大领袖”神话权威之下引颈就戮之时，在军方高层，有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对“B52”（毛泽东）“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在民间基层，广西柳州却有一群血性汉子在廖胡子的率领下，以大无畏的精神与专制狞恶的刀斧相抗衡，未战而成败立判。他们的武装抗暴属于"原始正义"的壮举！这就足够了。文天祥《金陵驿》中有句：“千年成败皆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要做大丈夫伟男子，有时候，是不能太计较成败利钝的。

廖伟然同韦国清所代表的官方国家机器对抗，从力量对比来讲，廖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固在意料之中。但是，评论事物的成败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从长远、全局来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当时遭到镇压，是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运动，成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以林立果、周宇驰、李伟信等军中“少壮派”精英策划的《“571”工程纪要》，是敲响文革丧钟最大的异端思潮，是亿万民众破除领袖迷信、思想解放的历史先声！而廖伟然指挥柳州造反民众武装抗暴的抗争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正是造反民众的殊死抗争，拼死一搏，从军方及“联指”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才使柳州成为广西唯一没发生大屠杀的城市，才使龙城及周边各县逃难于此的造反民众免于生灵涂炭——

当各地联指在区革筹、军区指挥下大肆屠杀的时候，全广西只有柳州没有发生。因为农民不敢进城，而且联指不敢过江。等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过江时，柳州、柳铁造反派五个头全部在北京被关押，住进功德林去了。但留在家的负责人照样组织得很好，坚持先交枪后欢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来命令野战军开进柳州，接管柳州铁路局。这些野战部队完全不像广西军区那样，至少显示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大家也都明白，这不是为了照顾他们，而是为了照顾铁路畅通。

倘若我们的后代日后回顾历史，发现当毛泽东等人胡作非为之时，偌大一个中国，竟然万马齐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就太可哀了。 

我总认为，在危难之际，一个敢舒螳臂而挡车者绝非不自量力的跳梁小丑，而是肝胆照人的侠士（恰如六四在建国门长安街只身挡坦克之王维林,成为反抗暴政精神不死的悲剧英雄的象征）。尤其是在文革敢向毛泽东、黄永胜、韦国清捋虎须、践豹尾的勇士更见英雄本色，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其不折不挠的勇毅精神，与那些无处不见的阴虱、跳蚤、马屁精、应声虫、风向鸡和附骨之蛆相比,云泥霄壤，高下立判！他始终如一，从不反侧；他明刀明枪，不施暗箭；得胜我幸，取败我命，亦无怨尤。就算笃定要做“反革命分子”，也做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暴徒”，反将民运队伍中某些媚共投共的伪君子晒成了臭烘烘的死鱼烂虾。廖氏悲剧英雄的一生大起大落，多姿多彩，宛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在风雨如晦的文革乱世里盛开怒放，那是造反精神不死的象征，成为文革一道异样的风景。 

古人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 

这种大无畏精神的人，了生达死，肯为崇高志愿抛洒一腔热血，他无疑具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还有“众人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心理素质。  

这种敢向专制暴政亮剑死磕的气概，几人具备？ 

 

廖胡子狱中威武不能屈

1968年8月，廖胡子在北京被关押，夫人官红自知难逃厄运，带着一男二女三个孩子流浪街头，先后到广东、湖南亲朋好友家躲藏了三个多月，东躲西藏，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只好逃回广东老家韶关，最终还是被专案组人员抓回柳州，一关就是五年多。可怜三个小孩，老大不到十岁，最小的也只有三四岁，幼小的心灵经受了种种的打击和折磨。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岁月，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有谁敢接近，又有谁敢去同情和关照这几个无依无靠的幼小生命？ 

 

1968年当柳州革委会“9.10”公告后，造反大军各组织排以上负责人五十余人作为“战犯”被关押在箭盘山旁的军营名为集训队实为集中营，后集体转移柳州看守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廖胡子和白鉴平等一众造反大军大小头头们关押在位於文笔路东站旁边的二空（柳州第二空压机厂）柳州看守所（七十年代后期才判刑移往广西英山监狱）。作为重刑犯他们脚上都套着沉重的脚镣，行走时需用手帮助向上提起脚镣上的沉重铁链（大号的有三十多斤），步履艰难地弯腰行走。 

酷政恶吏能摧毁他的身体，但不能摧毁他所代表的造反民众反抗的意志和尊严。即便在牢狱里，廖伟然仍保持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人格品质。在号子里，其他牢头、囚徒均慑服于胆大包天的廖胡子的江湖威名，同时也打心里佩服这位在柳州地面上能踩得鬼叫，能吓得人死的造反派群众领袖。

有一狱中插曲值得一表。 

1969年春节，柳州几十年未遇，满天皆白，一场大雪把龙城妆扮得银装素裹。
为了抗议看守“工纠”的虐待报复，大年初一一大早，牢房内传来号称“双枪老太婆”的造反大军教总头头董凤英（其实董并不老，其夫妇均是北京京剧院到柳州地方“支边”的文艺人才。得其名号，盖因她持两把驳壳枪活跃在反围剿的火线上，兼具舞台亮相的飒爽英姿而得名），用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一语双关“地高声朗读毛主席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时，牢房内群情激奋，羁押于此的造反大军排级以上的骨干人员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各号子的人步调一致地把吃饭的瓦罐一齐全摔下地，发出一阵如同鞭炮的声响。 

再接着“大老潘”潘敬行高唱“抬头看见北斗星”的“4.22”战歌，一时间，看守所关押的“老鼠”们全合唱起来，弄得连住在文笔路看守所附近的居民都听到了。这下可忙坏、气坏了看守的工纠们（工纠都是联指武斗干将摇身一变的），恨不得将领头者纠出剥皮剡肉方解心头之恨。但怎么追都追不出个结果，有谁会出卖一同受苦受难的牢友啊！后来只好不了了之，但从此以后至今，看守所的犯人们不再使用瓦罐而改用摔不坏的塑料饭盒。 

也是同一时间在同一看守所，另一个“联指”派头头所表现出谄媚的“识相”与铮铮傲骨的廖胡子相比立见高下。

“工纠”副总的谄媚怂样 

一个当年因“非法探亲”（即“逃港”）的罪名系狱于此的难友留下了难得一见的见闻： 

在狱中我还见识过另一种人，他们的自尊似乎并不是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而是随着势力所拥有，也可随着失势而消失。1975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所长给我们号子里送来一个新囚徒，此人一米八以上的个子，一看就是个干部模样的人，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没有过被关押的经验，但此人却很“识相”，一进号子就对大伙点头哈腰，并且很快就前辩识出号子里谁才是真正说一不二的牢头。 

令人略感惊讶的是，那些在外面世界偷摸扒抢的小混混们却好象也认识此人，一打听，原来此君却是文革后我市颇有点名气的“工纠” 副总指挥。
图7：“工纠”红袖标
（平头按：“工纠”即工人纠察队，由前“联指”产业工人组成的半官方群众组织，当年总部在鱼峰山脚的柳州市工人俱乐部即后来的工人文化宫，之前是造反大军“工总”所在地。据《柳州文革大事件》记载：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经“柳州市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会讨论决定，由赵云凌、蔡玉斌、孙广远、王心良、陈洪远、张麦生等人负责，正式成立“柳州市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由原各个厂矿的十五个连队两千多人，发展到六十五个连队共八千余人。分布市区街道、工厂单位，发挥所谓群众专政作用） 

除了打击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外，“工纠”当年作为政府专政机关的补充力量，大约也在打击社会犯罪活动方面起一点作用，而我们号子里这几个牢头就在他手下领教过厉害，据说这位“副总指挥”审案打人的功夫是相当之高的，所以被打过的人印象深刻。这样一个人怎么也会关到曾经是他所用以作威作福的专政工具里来了呢？大家未免有点好奇，一打听：男女关系。这应该是这种身份的人最常见的失势原因了。而那帮混混们却显得有点兴奋的样子，除了调侃一下这位落难的“副总指挥”，彼此间则时不时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阵。

果然当晚夜深人静以后，这几个人有一个望风，盯着看守刚走出中门，另一个人手拿一条床单突然将这位“副总指挥”照头蒙住，接着几个人一拥而上对之一顿踢打，一边踢打一边还低声喝令不许被打者呼救，而此人也果然听令，只低声求饶更不呼救。待至几人打累了，他们之间的宿怨就倒也好象了结了，只是当晚睡觉几个牢头还是指定一人监视着被打者，恐怕他“行凶报复”，以至那人起身解手都惊动了他们，可见打人者其实也是心虚的。以后他们之间也就相安无事了，“副总指挥”似乎对别人的“阶级报复”行为并不打算“上纲上线”地报告当局，反而表现得比一般入狱的人对牢头还要谄媚，也许在他心里只是一种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悲哀罢了；这使我对这种曾经滥用权力者的另一面有了不屑的认识。（5）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期间不断有同袍故旧前来探望刚出狱的廖总“廖胡子”。记得当时廖的儿子从火车站接来一个桂林口音，打扮入时、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士翩然而至（前桂林“造反大军”的女将专程来此慰问）。廖胡子不改老顽童的本性，把盏临风插科打诨胡诌一句：风景这边独好，嫂嫂如此多娇！ 

可惜平头那时还是刚出道的愣头青记者，竟忘带相机，因此没给后人留下彼时“廖胡子”铮铮硬汉的形象，隐痛成遗憾！此次采访后没过几年，1991年9月26日，廖伟然因文革中在监狱遭受非人待遇（长期吃发霉的食物），患肝癌病故，得年63岁。柳州造反大军常委级人物如韦道培、陈涛、明在胜等均先后驾鹤西去。尚在人世的也大都进入垂垂老矣的风烛残年。随着柳州造反派历史人物的逐渐凋零，抢救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史料，变得刻不容缓。 

正因为人权天赋，因此它跨越国界、种族和国家主权，成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基于此，柳州造反派反歧视、反迫害、争人权，以武装反抗中共当局的铁腕镇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造反民众奋起抗争拼发出悲壮的怒吼，是一曲反抗暴政的血与火的悲歌，是一支射向茫茫黑夜的响箭。其“求生存，要人权”的诉求，“反围剿，反屠杀”的不屈和“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不该泯灭。那些血淋淋的史实不该湮没在漫漫历史尘埃之中。

时至今日，鬼影幢幢的专制主义幽灵仍然把神州大地视为欢场，各种丑剧远未到闭幕之时。我惟有在心中反复默祷：廖胡子走了，但愿他的遗志能够薪尽火传！ 

白驹过隙，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柳州这块当年充满文革创伤、苦难深重的土地，时过境迁，随着时空转换，已经华丽转身，龙城的夜空也被霓虹灯装扮得美轮美奂。柳江河上，柳江水上音乐喷泉号称是世界最大的升降浮音乐喷泉。当年武斗激战的灯台山、蟠龙山上的“文光塔”，“蟠龙塔”，蟠龙山人工瀑布群，柳江水上音乐喷泉，柳江明珠水上大舞台一起，与文慧桥辉映，形成最唯美的柳州夜景。前总理温家宝曾为有2100多年建城史的柳州题词“山青水秀地干净”。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匐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图8：柳江之滨的灯台山、蟠龙山。1968年夏鹿寨民兵进攻灯台山下的印染厂，抢走八万多米布匹，拿回鹿寨县二轻被服厂缝制2600多件衣服，发给每个武斗民兵一件，送给同派武斗死伤家属，用不完的交到县百货公司卖。

旧谚有“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之说(柳州的楠木棺材享誉海内外) 。如今柳州的老百姓改为“贪在柳州”！此话怎讲？盖因柳州“人杰地灵” ，已成为广西批发贪官的“人才” 市场和输送基地。

这些年，柳州官场不但贡献出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柳州铁路局局长) ，广西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原柳州市长，市委书记) 这样重量级的大贪官；演绎“风流市长” 陈明贵驾车撞死“糊涂书记” 蒙仁周的官场传奇；上演“狸猫换太子”的官场闹剧——江湖骗子刘和平公然持中组部介绍信骗取柳州市委副书记的拍案惊奇；还前仆后继地涌现出一批有头有脸，名震一方的地方贪官，大有“一个成克杰倒下去，千万个成克杰站起来”之势。刘知炳这棵大树倒下后，“拔出萝卜带出泥” ，柳州市大小贪官一挖就是一窝，一扫就是一片，如柳州市公安局一正六副局长一个比一个更贪，结果被一锅端而轰动全国警界，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柳州贪官污吏蛇鼠一窝，已是蔚然壮观的“桂系贪官” 阵中一彪舍我其谁的主力军。

鲁迅有言：“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历史的长河早已漂白了当年文革韦国清屠戮广西造反民众的血迹。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足以稀释最强健的记忆。如今，关于武斗、暴力、镇压、迫害、围剿、屠杀等等，这些文革中的民族集体记忆，正在逐渐“被消失”、“被遗忘”和“被和谐”。一瞬间，我联想到中共当局一直以来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论”和至今在中国大陆作为学术禁区的“文革研究”：那些“不准查阅”的任何一个图书馆的文革材料和永远锁在各级档案馆沉重的保险柜里的“文革机密”。我在突然中洞悉了当权者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底蕴：他们要人们遗忘，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中遗忘造反民众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 

从采访廖胡子那一刻起，平头就暗暗发下誓言：不能坐视廖胡子反专制、反暴政的事迹埋没于滚滚红尘，一定要让廖胡子及柳州造反民众“反围剿、反屠杀”的事迹成书传世，让世人知晓，在万马齐喑的文革乱世，在广西柳州，龙城造反民众以破釜沉舟的气慨绝地反击反抗暴政，他们在血与火淬炼的“柳州经验”历久弥新。 

如今，廖伟然已过世二十余年，做为当年曾从他受难日获取过思想之火的后来者，小平头僅以此文向这位宁死不屈的造反派群众领袖表示深切哀悼，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斯人已逝，精神不死。

冤民及债主都请牢记这句话：正义通常迟到，但早晚会到！

英雄将骸骨留给了青山，他的灵魂则化为了反专制的精神遗产，宛如空谷幽兰，弥散的馨香不绝于缕。

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注释： 

（1）见张雄飞博客  

（2）所谓 “北航黑会”，1968年6月30日，广东“旗派”头头武传斌率一百余人冲击广州铁路分局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在清华大学，18日和19日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即所谓的“北航黑会”，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3）文革初期，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的师生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少数派”取名“红旗红卫兵”，“多数派”还未取名，“红旗红卫兵”的人称“多数派”为“老多”，他们自己也就欣然承认叫“老多”，就不再取名了，就叫“老多”了，这就是“老多”名字的由来。随后，“老多”这一派，分别按各系统各条战线成立了下属组织，共有十多个大的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名字，为与这些组织相对应，同时成立了“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统率下属各组织。这样，“桂林市造反大军”与“桂林老多”就互为别名，等于一个人的两个名字。一般对桂林以外，都习惯称为“桂林老多”。
 

（4）《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一九八五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完成内部出版，历时四年。这套《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六百至八百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真实地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处理情况。
 

（5）见柳州新闻网论坛“浪迹天涯”有关文革的帖子。

所有跟帖： 

• 悲剧在于喊着毛主席万岁，给毛主席打倒。谢谢作者的记录，还原历史真相。 -kai2002- ♂ (6 bytes) () 05/06/2015 postreply 18: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