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相信邓小平子女,还是相信刘晓波之流的胡说八道?
颠覆官史,否定中国人民的领袖,是反共反华人士惯用手法。近日,《多维历史》有一篇奇文,再次利用了这种手法,企图损毁周恩来的光辉形象。
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合著《新发现的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对邓小平复出真实态度,并不是中共官方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该书的作者还臆想和研议根本不存在的事实,“邓小平随后的升迁同周恩来地位的削弱在时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邓小平就是踩着周恩来的“肩膀”一步步的高升起来的,是毛泽东严厉批判周的结果,毛泽东启用邓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作者从刘晓波的“观点”出发,否定《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毛毛关于邓小平复出的记述。原因是刘晓波说了,“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文革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新发现的周恩来》的作者,对此认为毫无可能。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周恩来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周恩来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作者极力证明毛毛的说法, 是“邓小平的回归可以大大增加对抗周恩来的力量”。
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我的父亲邓小平》作者毛毛,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1950年生于四川重庆。1993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成书时邓小平还健在。邓榕多次跟随父亲外出视察,特别是在父亲的晚年时期。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时候,邓榕时刻跟随在父亲身旁,不但要搀扶父亲,由于父亲耳朵不好,还要把别人说的话转述给父亲听,然后把父亲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出来的内容,又转成普通话给其他人听,因此,可以说邓榕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最好的见证人。不用推测,《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的毛周邓的关系,毛毛一定会向邓小平求证。
邓朴方是邓小平长子。2014年1月7日,他在《周恩来、邓小平——20世纪真正的知己》一文中说, 提起周总理来,我父亲曾经讲过:“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在这篇文章中邓朴方再次记述,周恩来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
“1973年2月,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这年年初,周总理的病复发,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但是,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讨论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请假去治疗。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
邓朴方还说,1973年3月28日,邓小平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第二天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 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这段时间,周总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疗之中。
邓朴方谈到,毛主席决定恢复他父亲的工作,作为周总理来说,是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周总理是一直希望他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他患重病的时候。 这是周总理的心愿,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 邓朴方还谈到,1972年6月,周总理批了一个文件,恢复他父亲的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他到北京来治病。1972年8月,邓小平写了封信给毛主席。 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10月, 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谈谭震林的事情,让他回北京,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 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第一次露面,是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 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刚做完治疗,赶到城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邓小平出面了,露面了,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周总理专门把邓小平让到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介绍。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议专门还讲了一段,对邓小平的复出,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做事考虑问题都非常周到的。
1973年,邓小平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周总理也受到了批判。从11月中下旬一直到12月初,一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毛主席批评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批周根本不是如《新发现的周恩来》作者所说,是因为毛用邓打周。这是邓小平复出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主要原因,是毛主席对周总理与基辛格的谈判涉及“核保护”一事不满。江青讲,这是“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总理迫不及待。 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讲得不对。另外,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才迫不及待。绕过这个激流险滩后,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邓小平恢复到领导职位上,参加主要领导工作。
周总理对邓小平复出,在1972年1月10日就起动了。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在同张茜等人谈话时,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经过1972到1973年上半年艰苦的工作,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第一次露面。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一方面是周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是外界的压力不断加大,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新发现的周恩来》的作者,罔顾这些史实。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舍命去长沙,与四人帮斗争。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确定了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