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土过后是多云
来源:人民网
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4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以节日的祝贺。习近平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他指出:“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总书记的话,听得咱心里暖暖的,觉得劳动者的前途,开始光明起来,也对这些年来不断壮大的另一个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我在《如何核算中国经济发展总成本》一文中曾举过一个例子。一对贵州农村的夫妇,来到广州打工了,男的在广州的工地上做瓦工,女的在东莞一家鞋厂做女工。他们俩一年的总收入是八万元,平时吃住总共花去三万元,那么,带回去的五万元是否就是纯利润呢?这八万元是否就是他们夫妇的经济总量呢?我想,现在的所有打工之人包括国家统计局可能都是将八万元当做自己的经济总量,而将那五万元当做纯利润的。这其中,自己投入的劳动力成本肯定被忽略了,夫妻俩因为各自顾着各自打工挣钱而将本来应该过的夫妻生活给或略了,把他们的年迈父母因为未得到儿女在面前的孝敬照顾而损失的两年寿命给忽略了,更把自己年幼的孩子因为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成为留守儿童而变得自闭痛苦给忽略了,请问,那五万元的利润能抵得过这个这几项巨大成本吗?这么一算你就会发现,农民外出打工的苦楚有多深,他们的付出有多大?这样的剥夺有多残酷?难道他们都愚蠢得不会算账吗?不是的!是现行的政策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的。
我所举的例子,可能还是亿万外出打工农民中最幸运的一个,更多的人,要么就是做着“订单统治”下的“富士康”的包身工,要么就是住在天桥下的各种工地上的廉价苦力,要么成为城市中的拾垃圾者、站街女,他们中,被冻死在城市路灯下的有,成为矽肺受害者的有,累死累活一年到头被欠薪的有,被黑窑主打得终身残废的有,这些人难道都是“自愿”的?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走进死胡同,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大萧条。但当局为了掩盖“改革”方向性过失,开始铤而走险,采取所谓的“投资性拉动经济”的策略,大搞各种基本建设。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并没有搀扶中国经济走出陷阱,由此,为了弥补经济实际崩溃的巨大漏洞,当局不得不连续出台向百姓转嫁经济负担的所谓“改革发展政策”,诸如各类加税政策,使税收增幅每年竟达20%以上。即使这样,仍不能维持国家经济运转,所以,又开始陆续将本来应该在税收中支出的国民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住房成本全面推卸给社会,由百姓自己承担。这是外出农民工产生的第一个原因。农民外出打工,可能是为了家庭的一个病人或是一个上学的孩子。 这之后,几乎每项“改革政策”,都是为前面的政策失误买单,到上世纪末,实在运转不过来了,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将手伸向养老保障金,万般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只好默许地方政府卖地度日。一时间,土地转让盛行。为了使掠夺来的土地卖上好价钱,地方政府协助开发商通过“政策”哄抬房价,“城市化城镇化”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出来的怪胎!
国家把几乎全部资金都用于搞超大城市化和所谓的工业化,而持续减少对新农村建设和水利建设的投入,加上地方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土地财政,要尽可能多地剥夺农民的生存资源,一时间,“依法征地”如火如荼,被征掉地的必须外出打工,没被征掉地的,也人心惶惶,不敢再向手中的土地搞投入,怕资金投入下去地又被征了。有些乡村农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累,住上了三层小楼,结果,一个“城镇化”就把一家几代人积累的房产给扒掉了,自己的乡村产业诸如鱼塘没了,果林没了,养殖场没了,因此,不得已,也只好外出打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是政府拼命压价农产品,让种地无利可图无法生存。为了压低粮价,发改委出台了极其严厉的处置政策,粮价稍有上涨就立即打压,以此逼迫农民放弃种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近年来不惜逐年加大粮食进口,逐步将中国的肚皮管理权交给外国人,也不让农民通过种地获利。农民的生存资源被剥夺之后,无奈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无“根据地”、远离土地,远离家乡,无牵挂地进入一个个“城市”,这样一来,就为买办资本和新生资产阶级准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如此三重压力下,你让农民怎么办?
有些无耻的“学者”和“官员”把对农民和底层民众的这种残酷的压榨和剥夺美其名曰“人口红利”,扬言在今后还要“进一步开发”,甚至提出要取消农业补贴,依靠进口粮食,大力推进城市化,迫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从而一方面保证土地财政对农村耕地的占有,另一方面保证为“世界工厂”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为此,可以不惜取消劳资集体谈判,降低劳动人口薪酬待遇,更多地榨取人口红利。这种对劳动者的讹诈与中央提出的“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完全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我在“谈农民问题的出路”一文中提出,要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国家必须转换发展思路,真正把农村工作与国家整体发展合并起来抓。其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取消城乡差别,全国公民统一户口管理,搞城乡一体化,或者叫农业工业化。农民不再叫农民,而叫农业工人。农业走农场化或公司化的道路。国家按照农民人口布局安排工业发展规划,充分考虑目前的农业人口在家门口就业,让每一位国人在享受劳动权利的同时,也能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华西村的运作经验应该尽快向全国推广。
以残酷剥夺农民工为能事的所谓“人口红利”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