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数学
民告官是改革开放以后经常性地反复宣传的一个词。但是各类文人在宣传这个词的时候，往往要对过去进行妖魔化，意思就是以前毛泽东时代不可能有民告官，也不可能有民告官胜诉的。
其实，所谓的告，如果按西方的法学观点，那就必须有一系列的官僚格式，比如说，你必须有起诉书，而且你必须掏钱请律师，而法院审理之后必须决定这案件是否受理，如果不受理，那你的告当然也就无效了。就算受理了，也要有相当的格式，比如有一个法庭，有原告有被告，有各方的律师，等等，最后判决是谁胜诉了。
但是如果我是要回顾历史，是要看毛泽东时代和共产党闹革命时期，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搞啥狗屁法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是，毛泽东思想是认为可以告状的，这里的告状是不拘一格的，而解决起来也是不拘一格。从办事效率看，不拘一格有可能解决问题更为快捷。尤其是对于大量的文盲的农民，告状不拘一格可能更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比如说，一个八路军战士强奸了妇女，这样的事情是有过发生的。但是按一般的民告官，似乎是受害者必须起诉，然后有一个法院受理，然后原告被告一通辩论，最后判决八路军战士败诉。但是当时不是这样的，是不等受害者起诉，八路军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立即将犯案者处决的，这不是更为快捷的办法吗？
比如黄克功是一个老红军，拔枪枪毙了一个妇女，而且是地主女儿，但是共产党不能够容忍这个，就把黄克功给枪毙了，也不必等到受害者家属反复告状这样繁琐的法律格式。
从系统运行的角度看，能够迅速地有效地解决问题就是好的，总不能够白人警察枪杀了一个没有任何案底的黑人，结果法庭还宣布警察无罪释放，也许完全符合法律条文、程序，但那根本不解决问题，整个社会、族群之间的痛点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了。
例如，在延安时期有农民声称雷为什么不把毛泽东劈死，这就是一种告状，就是民告官了，而告的结果是毛泽东败诉了。因为毛泽东发现确实农民的负担过重了，于是减轻农民的负担。
其实，一个特别重要的案例，我下面要分析一下，就是当年的李庆霖告毛泽东一案，那就是民告官。这个案例毛泽东是完全地败诉，没有任何的自我辩解。
李庆霖是一个小学教员，是一个右派，因此是阶级敌人，他因为儿子下乡后粮食不够吃，写信给毛泽东告状，就说粮食不够吃。因此这就是告状，是民告官。毛泽东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然后表示同意李的观点，且附和李的观点说全国此类事甚多，然后说求求你让我统一安排一下解决（容统筹解决）。在回信中完全看不到有一点点的自我辩解，是完全地同意原告的意见，是完全地败诉，而且甚至没有拿出官架子来点指示说希望你儿子今后在农村好好干之类的话。
而且这个案例毛泽东下令把材料印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是希望借这种宣传一是让各级官员知道，民是可以这么告官的，二是让全国人民知道，你们是可以这么告官的。
我分析这个民告官案例后，得出以下的一些结论：
第一，民是可以无法律依据地告官，而不是因为某官员违反法律了才告，也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明显地侵权才告。李庆霖告状，并不是说自己儿子被别人，或者被当官的打了一顿，或者自己儿子的工钱被拖欠了，或者那个生产队长贪污了，都不是，是无法律依据告状，是说“我日子不好过”就可以告状。而且这种无法律依据地告状，李庆霖胜诉了，而且这种告状和胜诉在全国人民中宣传，在各级领导中宣传。
第二，就是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敌人有告状权，而且告状了有胜诉的机会，李庆霖确实胜诉了。这也代表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敌人的权利。其实，阶级敌人的权利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一直强调的，并不是在边边角角的文章中，而是在全国人民当时都要背诵的文章中。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对于毛泽东的要广泛宣传的文章是不研究的，他们只研究那些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毛泽东的讲话。既然我没有听说过，那也就很难说是不是造谣，就算不是造谣，那也是毛泽东没有打算让全国人民接受那种观点。我说的是《为人民服务》里面讲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而且为了说明这个“谁”，是专门讲了一个阶级敌人叫李鼎铭的，说他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就照办了。
我觉得“老百姓只要觉得自己不好过了就可以告状”这个理念应当是合理的，虽然不那么法治，毛泽东是不喜欢什么法治社会的。我们拿社会系统比做人体系统，那么人体系统的各处的神经，如果遇到不好受的事情，都是要向大脑报告的，只要不好受就报告。当然啦，也许现代手术治疗需要打麻醉药，就是说，暂时阻断疼痛的信息，叫“截访”，但是长期地阻断疼痛的信息，对整个人体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说这件事情也是完全考虑学术上的研究，而不是要吹捧毛泽东赞颂毛泽东什么的。因此一些人看到以后急赤白脸地又要跟帖什么真相，我是不关心的。你说你的真相，其实我倒是不关心，我不是*****，我只是觉得，这种无法律依据地告状且胜诉，这事情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而且有它的合理之处，今天的学者文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