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至塞上》 唐／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居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大漠：此处大约是指凉州之北的沙漠。 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
——日本民间组织在华生态公益项目二三事
关于中日关系，可以从太多的角度切入太多的议题。单是紧跟“日本”这两个字闪现在脑海里的念头罗列出来，就足够一篇文章。······。我仅就自身经历，谈谈日本民间机构在华资助的若干生态项目，一种被大家普遍忽略日本在华存。穿插着，说说这其中的日本人、日本物。终究，希望将通过日本这面镜子，看到我们自己。
既然终究是要探讨我们自己，我就从自己，从故乡说起吧。我的故乡在甘肃兰州。提起这个地方，大家除了“兰州拉面”还有什么印象?好吧，“干旱、风沙”一定是逃不掉的。最初是听说，后来是亲历，作为兰州人，在外省，尤其东南沿海，总会无数次地被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你们那都是沙漠吧?你们有水洗澡吗?
这话在有的人说来只是好笑，在我听来总是几分不自在。最初还老是想去辩驳些什么，但听的多了，发现越解释，人家越来劲;反而淡定告诉人家兰州不仅是沙漠，而且我们还骑骆驼出行。这样，一般人都就消停了。还有不消停的，我都会补上一句：就是那个沙尘暴，一下子吹到了北海道(兰州民谣)!北海道都到了，你家还远吗?
据说沙尘暴的浮尘漂洋过海，登陆日本确有其事。至于是否能影响到北海道那么远的地方，我真没太在意。但可以确定的是还真有“日本人民”就坐不住了。早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刚刚允许了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来华搞项目，日本人就来了。干啥?策划生态调研、试点治沙项目。先后来过很多日本人，其中最扎实的，有一个倔老头，叫远山正瑛。远山先生1934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1948年成为鸟取大学农学部教授。据说上世纪30年代，就曾来中国研究和考察过“中国的农耕文化和植物生态”，1980年来华访问，与中国科学院搞合作计划，回国后成立了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并任会长，开始向华派遣“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之后的10年中，远山先生本着“绿化沙漠是世界和平之道”的精神，将他在甘肃、宁夏、内蒙古等黄河流域的治沙计划付诸实施。每天工作10小时之多，直到97岁。在他的带领下，其子女和越来越多的日本友人也加入了绿化中国沙漠的行列。有近万名日本人参加了沙漠义务植树，捐献人民币数百万元，三个“百万株植树工程”相继完成。
如果说上面一段文字在杂志、书籍或媒体上都可以找到一些背景资料的话，那真正令我震撼的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著名的中科院宁夏沙坡头实验站亲眼目睹远山先生亲手建设的沙漠葡萄园。一个个敦厚的水泥台架，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沙地里，一条条当时还很稀见的滴管水管，喷洒出云雾般的水滴，硕果累累的葡萄串掩映在绿叶丛中……这一切和实验站的沙生植物园、宁夏沙坡头公园以及由中科院和铁道部门共同制作的维护铁路沿线的草方格融为一体，形成了我一个八九岁少年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最为具体的理解。事实上，相较于电影和小人书里中那些丑陋、凶恶的日本鬼子，远山先生这样善良、实干的科学家和其他许多普通日本百姓的形象倒来的更现实些。
再则，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的提水浇地设施和沙丘间的植被护养所需要构筑的成套沟渠、管道、雨水蓄积工程及先进的节水灌溉设备等所需的资金，对于当时的实验站、中科院，西北各省，乃至整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笔轻易拿得出的预算。至于所需的一些技术，在国内也尚属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远山先生的贡献就显得颇为可贵，其投资的溢出效应非常可观。沙地葡萄园项目修筑的灌溉设备，培养的技术人员，种植实验中取得的科学数据等等都直接福泽了周边其他实验项目，甚至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科研工作者来说，一批又一批往来的日本专家也意味着难得的国际合作、交流机会。如是想来，在中国那么困难的时候，来中国那么贫困的地区，投资根本不知可否回本的环境产业，如果说这其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作者是不信的。
如果说这只是远山这样的倔老头带来的奇迹，只能片面地说明了一部分日本人，那么沙坡头实验站上的一个细节则相当全面地说明了整个日本民族的特性。而且至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跟人家顺着、还是拧着，都不得不深思这其中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母亲在实验站上有科研项目，我到了假期也可以去玩耍。最小的时候只是滑滑沙山，看看日落。再大些，也时常去试验田里找点没啥技术含量的杂活做做。印象中试验站里有两种不同的农具。一种是周边农民常用的，粗粝、笨重(请允许我用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它们，因为诚实地讲，这些作坊里千年未曾改良的锄头、钉耙之类，确实乏善可陈。);另一种是合作项目中日方支援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着日本现代工业技术对传统农具精益求精的打造。一把锄头，名堂都很多：金属部分与木柄所成的度角，木柄下半部分焦化处理的工艺，整体重心所在的位置，握持段的粗细程度，出厂的编号等等都有专门的讲究。同样是锄头，日本人的家伙操持起来明显轻，好使劲，据说寿命也长。也许常年务农的人不觉得，但是在我一个偶然务农的少年来说，倘若有使着稍微轻松，那个带劲的感觉是很明显的。于是总是拈轻怕重地抢着用日本人的家伙。手上使着日本人的家伙儿，心里难免琢磨点中国人的事儿：一向知道日本人造照相机这类精细产品在行的很，说是人家科技先进嘛，没想到造锄头这类传统农具也很行，科技果然是全无死角的第一生产力。所以学校里老师教育咱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啥的，咱也是积极的不得了。伟人小时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不敢比，但是树立起为造出中国好锄头而读书的理想，这个可以有吧?当时还真差点把这个想法写进暑假作业的作文里。
幸亏没写，因为我很快就纠结了。试问一个锄头的科技，我们泱泱中华就应付不了吗?我们这个火箭能上天，潜艇能入海的国家就造不出一杆更好使的锄头吗?按说即便中日的科技水平有差距，也只应是尖端领域内的差距，是人工智能和精密光学上的差距。但是绝对不应该是全面差距，不该从人工智能到传统农具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比人家活儿糙!这份纠结跟着作者足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其间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聆听不同背景的人的见解，最终的结论是——在中国，体制决定了越是基础性的工作，越是没有人做。因为资源、机遇、荣誉等等与成就一样好东西有利的要素，永远都只会像倒金字塔一样分布在我们金子塔一样的社会结构中。不是中国的工厂造不出一杆更科学的锄头，而是中国的农民用不起一杆更科学的锄头。因为农业的分到的资源太少，生产农具者在其中分到的就更少。为务农者造锄头这件事不会因为锄头造的更科学就变得值当，甚至反而越是科学的锄头，因为单价贵了些许，越是没有销路。日本人生产锄头的活儿，在咱这儿，横纵弄不值当。中国的锄头比日本的锄头落后整整一个工业革命不仅仅说明锄头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它说明了这个社会在资源配置上的痼疾。所以直到今天，作者不仅认为锄头等最基础劳动工具的使用水平作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一直都固执地认为该评价标准比很多高大上的标准准确得多(目前本人找不出反例，不服的欢迎挑战)。也正因为此，每遇同胞大谈中国国力如何赶超日本，我都很不以为然——你老家农民的锄头赶上日本人的再说吧。
日本的先进事物肯定不止于锄头这一类人打造的物件，更在于人运作的组织。这些组织中就不乏像非政府组织“2050”这样的，在二十一世纪以比当年远山先生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方式，继续来到中国，继续致力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公益项目。2005年，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协调下，日本2050组织的成员到甘肃考察，2006年积极参与了“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动”生态扶贫公益项目。在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2050组织和甘肃欣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等社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将生态脆弱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贫困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林业碳汇储备等各方面的问题予以综合考虑，统筹规划，实现了“公益组织+政府部门+社会企业+贫困家庭”四者联动的机制。
客观地说，在中国，公益组织，尤其国外的公益组织，不借助当地政府的渠道是不可能办成事的。但是仅仅只有公益组织和政府，事情往往也是办不好的。社会企业这个在中国方兴未艾的角色“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通过利用市场化的优势极大地化解了政府直接主导的生态项目效率低下、易生腐败的弊病。“不把树种活，就没法跟股东(2050组织)交代”的企业生存法则，促使着当地这家社会企业创造条件、排除万难，硬把以往政府项目中两到三成的植树成活率提升到了八成，7年内完成了45万亩的沙棘林种植。而且在此过程中，企业大量雇佣当地贫困家庭的妇女参与劳动，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人参与度不高，甚至损害植被肥私的问题(而这是相当一段时期内困扰远山先生的问题)。更有价值的是该项目直接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收入。(与男人们可能把收入浪费在烟酒、赌博上不同，农村妇女的可支配收入明显更多地用于维持和提升全家人的生活水平，这是发展学领域业已达成的共识。)农村妇女收入的提高又有效地降低了当地孩子们，尤其是女孩的失学率。其中一些家庭甚至变得倾向于支持成绩优异的孩子在九年义务教务之后继续接受学校教育。也就是说在教育费用不再是全然不可承受的情况下，纵使贫穷，中国的妈妈们依然倾向于投资子女的教育，而日方资助的项目通过中方的社会企业，使得这一切变成可能。
所以说，“社会企业”和“贫困家庭”在这个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弥补了以往包括远山先生在内传统生态实验项目中最难克服的缺陷，即政府低效和当地人不配合的问题，这也使得这种新模式成为今后中国生态扶贫项目中可以借鉴的案例。这一次，先进的不仅仅是日本，也不仅仅是中科院沙坡头实验站这样的难以量产的团队，先进的是正在成长和成熟的中国社会企业，以及千千万万逐步开化、独立的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妇女。这是中日公共外交的先进经验。
以北谷胜秀理事长为团长的日本2050 非政府组织、日本COSMO石油公司对外交流部总经理庄田邦彦曾赴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参加幸福家园大果沙棘种植活动。他们中最年长的已逾 82 岁高龄，最年轻的也已经 67 岁。要知道，这只是日本 2050 组织每年组织会员来中国植树的例行活动。如今他们正在动员更多的日本人投入到“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动”在兰州新区周边的新项目中去。我去年二月拜访时，很多沙棘林、中药田、牧草区都已初具规模。不得不说，在这个项目上，日方付出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身体力行的态度;他们植下的不仅仅是树苗，更是一种日中民间友好的希望。初春的旷野中还残留着一缕缕冬日的积雪，印下长者们蹒跚却也坚定的足迹。冬雪终会融化，留给沙棘林一个滋润的春;来自他乡的长者们终会逝去，却抓紧这残雪般的最后一刻，和作者故乡的人民共织一缕明天的绿。
回顾这个项目，中日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其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的义举都是默默的，很少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引人注目;外界偶然报道，影响力也仅限于本就关心这个领域的群体。这使得我觉得中日公共外交在这个以及这类项目上，都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要做。所以在此我也肯请传媒，如有赴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计划，一定拜托组织前往2050组织拜访。在这中日民族情绪日渐激烈碰撞的氛围下，来自中国的回访，想必也是对这些善良人的一些慰藉吧。
文章的最后，又回到中日关系问题上。我相信没有几个同胞是不知道或不关心钓鱼钓岛冲突的，但也确定没有几个同胞知道本文所介绍的那两个日本民间组织在华的生态公益项目。公益生态项目这样的民间外交也许并不直接有助于化解钓鱼岛危机那样的领土争端，但是它们却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着故乡百姓的生存环境问题。我很想让同胞们知道，远在国人皆知的钓鱼岛之外，我们的故乡里还有也许比那更紧迫的问题。因为在作者看来，钓鱼岛本就是从来未有坐实的潜在利益，我们只是担心在那个我们都不曾去过的地方失去某些将来可能得到的利益;然而故乡的生态项目则是已经长期落实的既得利益，如果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可能过于强势的的策略导致故乡失去那些于我更为迫切的东西，我并不确定这是适当的。
文章开始那个关于我的故乡是不是沙漠，故乡的百姓洗不洗的澡的问题，要说实话，于我真是一个刺耳的笑话，我难免不愤。是啊，我的故乡是沙漠好啦，那么生活在“鱼米之乡”、“发达地区”，天天有水洗澡的同胞们，能做点什么来防止我们干死在沙漠里呢?你们可知道兰州上游的刘家峡拦下黄河水发的电，多少年来都源源不断地向东输送啊!如果说因为钓鱼岛的争端而失去故乡的环境项目的话，我未必不会犹豫。在钓鱼岛争端和故乡的环境项目之间，我可能更关心远山先生、日本锄头和2050。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的家庭、他的故乡永远要为所谓的国家利益、大局利益无条件地牺牲的话，则意味着人民与国家的权利关系极为不平衡，这不是善待自己人国家因有的制度。较之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对我们的不解与不安，往往更直接的来自于我们怎么对待自己人，对待帮助过自己的人。
善待自己人，善待帮助过自己人的别人，从这里开始，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其实，那些年，中日之间已经进行了不少民间外交的尝试，并且其中相当部分都是成功的范例。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些方面继续做一些努力呢?
作者: 张骏 201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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