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高官名录：副国级6人、正部10人、省级女常委34名

中国女高官名录：副国级6人、正部10人、省级女常委34名
2015-03-08 马俊茂








从左至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曾庆红，甘肃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晓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程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殷晓静。



2015年“三八妇女节”是一个“双重时间节点”，既是女性的又是政治的，而女官身上所蕴含的性别和职位属性无疑让她们在此节点上备受瞩目。

短暂回往。中国的历史即是一部男权的历史，所有关乎历史演变与国运走向的岔道口都充斥着浓浓的男性荷尔蒙之力。虽然在中前唐与晚清两个时空中出现了短暂的“逆转”，但这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而言，依然改变不了由男性主导社会秩序的大格局。

深重的传统让中国女性长期处于服从者的一方，权力场上一度连这种附属的角色都不曾有过。转折点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普及和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崛起而到来。

自“宋氏三姐妹”以降，及至中共建政到当下，“中国女官”缓慢走向历史前台，从国家领导人到省部级大员，从决策到执行，政坛“玫瑰色”逐渐渲染开来。

新中国女官的历史演变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他身后第一排的一个女性身影极其醒目，她便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即便统战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政治组织意义，但站到前台的她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开启了中国现代女性的从政帷幕。

拜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赐，从建国到文革前夕的中国政治基本是一个统帅和一群将军的时代，此间，政协和部分初创期的部委中已经出现了女官身影。十年动乱期，所有的政治秩序全部被最高统帅击碎，大步走向舞台中央的也只有江青和叶群两个特殊的女性。翻过文革这一页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共逐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过渡，虽然不是全面开花，但“中国女官”们的基数逐渐扩大，这一段可称之为打基础的年代。新世纪到“新常态”的当下，女性从政已逐渐被确立为一种政治规矩。

虽然官场“玫瑰之色”渐现，但从1949年至今，在中国权力金字塔端的政治局常委会人数不断变迁，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女性身影。与之相对应的正国级官员只有邓颖超在全国政协主席任上得享。

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中，正副国级干部都被称为国家领导人。从1949年至今，除了邓颖超之外，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共产生了28位。其中21位曾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及全国政协主席副职，另外七位从党政系统而来，或为政治局委员，或为国务院副总理，或二者兼有，她们分别是：江青、叶群、吴桂贤、陈慕华、吴仪、刘延东、孙春兰。

21位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主席副职中，大多皆从民主党派而来，如史良、雷洁琼、何鲁丽、严隽琪、林文漪等人。从党政系统而来的有李素文、彭佩云、陈至立等。如今少有人知的史良与李德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分别任司法部和卫生部的首任部长，史良曾被毛泽东誉为“女中豪杰”，是新中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李德全更被广为人知的身份则是冯玉祥的夫人。李素文的仕途走红是文革时代政治秩序畸形化的产物，李素文曾被称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3年在其40岁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42岁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

党政系统产生的女性国家领导人一般广为人知。江青与叶群共同在1969年九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但让江青权力熏天的职位则来自于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最终二人皆以悲剧收场，命运殊途同归，这是由时代病与个人对权力的曲解共同造就的悲剧。吴桂贤比上述李素文更进一步，30岁成中央委员，37岁任国务院副总理，这种进阶的模式与速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独一无二。陈慕华1980年59岁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此后还兼任外经贸部部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抹亮丽的女性色彩。“铁娘子”吴仪被人津津乐道的总是她的婚姻问题，但其对中国对外商贸谈判及“非典时期”的恢复治愈工作做出的贡献也应该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大员层面，总共产生了三位省委书记，五位省长（主席）。三位书记分别是：吕玉兰、万绍芬、孙春兰。吕玉兰与上述李素文和吴桂贤类似，文革中29岁时任中央委员，1977年37岁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但在三年后被免职，赴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与习近平成为同事；万绍芬1985年任江西省委书记，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牌”的地方一把手；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孙春兰曾在福建、天津两地任职省（市）委书记。五位省长是顾秀莲、乌云其木格、宋秀岩、李斌和刘慧。顾秀莲1982年从国家计委“空降”至江苏任省长，其后长期任职化工部部长；蒙古族乌云其木格2000年顶替因车祸去世的云布龙任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卸任内蒙古主席后任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现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曾任青海省省长；现任卫计委主任李斌曾任安徽省长；刘慧现任宁夏自治区主席，也是三十一个省级行政版图上唯一的女行政首长。

中国女官现状



经过时代与政治规矩的变迁，中国女性的从政机会和施政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度上提供了更加硬性的规定，要求各个层级的女性官员成比例发展，施政环境上更加现代化，摒弃了传统中性别歧视的封建劣根性，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让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现任女性国家领导人共有六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沈跃跃此前任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海峰此前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中共最高决策权力机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依然无女性身影，25人组成的十八届政治局委员会中刘延东、孙春兰两人占比8%，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中只有刘延东1人，而在中共历史上一共也只有6人，其他4人为吴仪、邓颖超、江青和叶群。在205人组成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有10名女性成员，占比4.9%，在171人组成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有23名，占比13.5%。由是观之，在中共的现行权力体系中，越往顶层，女性的占比呈现一种递减的变化。

正部级女性官员主要集中在部委一把手及正部级副职岗位、省级行政区四大班子一把手、社会团体一把手等职位。在部委任职一把手的有卫计委主任李斌、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等；省级行政区一把手有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慧、上海市人大主任殷一璀、重庆市人大主任张轩、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浙江省政协主席乔传秀、广西自治区主席陈际瓦五人，其中1959年出生的刘慧和1958年出生的张轩或再有转岗机会，作为少数民族的刘慧，未来按惯例或将会进入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任副职。

省级常委会是中国最具指标性的权力场域，现有的权力架构中，除了书记和省长（市长、主席）是正部级以外，其余都是省部级副职。在现有的396名省级常委（部分省市区常委会有人员遗缺）中，女性成员共有34人，占比8.6%。其中有三省市区常委会中无女性成员，分别是辽宁、上海和西藏。人数最多的江苏，共有三人，分别是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宣传部长王燕文以及纪委书记弘强。

34名省级女常委中，“60后”共有11人，占比34%，分别是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山西纪委书记黄晓薇、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浙江省委宣传部长葛慧君、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赵爱明、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高晓兵、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夏杰、广西省委秘书长范晓莉、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曾庆红、甘肃省纪委书记张晓兰，其中1965年11月出生的张晓兰是所有省级女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张晓兰的仕途生涯由川渝起步，历经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经历了周强和胡春华两任第一书记）的五年历练后“空降”甘肃。

6席省委统战部长在34人省级女常委中居首，省纪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宣传部长各占5席，此数据直观地反应出了统战工作中对柔性色彩的倚重，现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同为女性。女性在地方“五人小组”（书记、省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中32%的占比也远远高于在整个常委会中8.6%的比例，在此34人中，11人（另外一人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属于“五人小组”成员，也因此，女性在整个省级常委会中的话事权也高于在省委常委会人数上的占比。

31个省级纪委书记中5位女性占比16%。在“习王”掀起的反腐风暴中，省部级女性官员落马者寥寥，截止目前只有山西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一人因塌方式腐败而落马，就此而言，女性自身对腐败的免疫力高于男性官员。基于此，这种免疫优势和谨慎细致的基因或将使女性在未来反腐风暴中的权重加码，黄晓薇“空降”山西即是例证。现任五名省纪委书记分别是：山西省纪委书记黄晓薇、海南省纪委书记马勇霞、甘肃省纪委书记张晓兰、新疆自治区纪委书记宋爱荣和江苏省纪委书记弘强。

少数民族女官在整体官员中的比例在此中也可见一斑，34名省级女常委中共有7人是少数民族，占比21%，这个数据也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8.4%的占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此点也说明了中共对女性少数民族的着力培养和提拔。

中国女官的常态化之路



习近平自十八大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后，以顶层设计统驭全局，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多维度重新整合秩序，着力打造一套符合实现中国梦的新规矩。规矩立起来之后需要人去推动、执行和监督，因此，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成为了他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抓手，其中，女性官员的变化必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新引起外界关注的一则女性人事变动是文宣系统的变化，原国新办副主任崔玉英转任中宣部副部长，由此，崔玉英成为中宣部目前唯一的女性副部长，也是中宣部历史上首位女性少数民族的副部长。崔玉英系藏族，出生于1958年，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进京履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强调要构建亚洲特色的话语体系，这是有别于欧美话语体系的一种话语权再建构思路，是示强不示弱。由此观之，在“习式用人体系”中，没有任何女性禁区，不按旧套路出牌，只要自身够硬，不久的将来诞生第一个“女常委”或也不是意外。

2014年12月底，中办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纲要指出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合理配备女干部，实现女干部等的统筹配备，切实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能。此种信息即是能力为先，在领导班子中确切要配备女性干部。

近日，中组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通知，称3月1日起，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中的正、副县(处)级女干部，退休年龄将延至60周岁，但也可以在年满55周岁时自愿退休。抛开经济利益和人口论不说，这种变化至少对女性干部有两个实际的利好，其一是将给那些想干事，更有作为的女性提供一个更长的时间条件，不因为年龄原因而被一刀切；其二是将男女干部放置于一个平等的工作空间中，不会因为这种退休年龄上的差异而造成人为的心理落差。

女官的性别属性在官场中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刃是谨慎而细腻的性格特征，另一刃是在晋升压力下频曝的粉色交易，前者是自然的优势，后者是制度的恶果，当制度上不再有过度集中的领导权力，不再有暗箱操作的晋升选择，女性属性才可能双刃变单刃，女官们才可能免除对权力的屈从与恐惧，以实干开拓出康庄仕途。

作者：马俊茂



来源：大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