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柴玲回忆
封从德和我最终在1988年的春天结婚了，那时我们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并开始了研究生学业。让我们下定决心结婚的是我再次的怀孕。封从德和我现在开始上不同的大学，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他的哥哥和嫂子。实在是太晚了，不方便回我们各自的住所的时候，我错误地决定在他哥哥家渡过一晚。
封从德很随便地说也许我应该保住孩子。他希望我放弃研究生的学业到他父母家躲起来生产。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悲剧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像德伯家的苔丝，她放弃了所有的责任和家庭的义务，冒着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保住了孩子来向他展示自己的爱情。这样他就可以再爱我。
封说他在校园里走的时候想到自己要当爸爸了就觉得特别骄傲。我什么也没说。我只能去想像我自己的父亲会说什么，做什么，潜在的耻辱和灾难化的结果是我无法想像的。除了封从德的说话之外，我们两个都知道法律上强制要求没有获得出生证的妇女堕胎，而在那个年代，出生证明是不会颁发给未婚妇女的，或者是在二十五岁以下结婚的妇女。
在去医院的路上，封从德很后悔，对我特别温柔，但是回家的路上，看到我脸上短暂的放松，他的脸沉了下来。他加快了脚步，让我一个人在冷风里慢慢地跟在他身后。在我们回到宿舍后，他对我说：「我为你不愿意成为一个母亲感到耻辱。」我感到自己心理上和身体上都受了伤害。除此以外，我觉得我让封从德失望了。我心里生起气来。要是我能告诉他他逼迫我和他行房事是多么让人耻辱和不负责任就好了。但是我为自己感到特别羞辱。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可以安心地告诉他我过往的经历，而且我没有和我的家人提起这件事。我们如何从那个过程里走出来，我已经记不得了。一个转折点在几周后或者几月后到来了，那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必毕业后再结婚。在一起并有共同的房子的希望把我们从伤痛和绝望中救了出来，在这个属于我们的房子里，我们可以一起为未来的家庭和出国留学做准备。
事后想想，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决定，但是当时的我们并不这样想。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中间还有一个法律难题。去领结婚证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两个人年龄的总和必须是至少四十八岁，我们两个只有四十四岁。封想办法吸引讨好女办事员，让她在检查我们的身份证的时候分心，封把我们两个的年龄都改成了二十四岁。一个周之内，我们依法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过后，封和我在校外找到了一处房子一起住了起来。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小儿心理学院录取为研究生，封则继续在北大读研究生。在最多和五个女学生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并在大学食堂吃了四年的饭之后，我很高兴拥有了私人空间并能够在简单的煤炉上烧饭。
作为一个研究生，我得到每个月七十四人民币的生活补贴。这微薄的薪水帮助我经济独立，这让我特别高兴和自豪。在北京城郊，北大的紧南方，我找到了一个四合院里的空房间。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式住房，四周有院子围着，里面有一片空地。传统的四合院里是一个大家族几代同堂。然而这些年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许多院落都是几家同住，而且很多院子里也增加了房间来增加生活空间，让原本的建筑结构和独特的魅力消失无踪。
我找到的房间是增加在正房左边的一间屋子。一条走道通向大门，在一个大院子里形成了一个小院子，我在院子中央的一个巨大的树下洗衣做饭。这里既没有热水也没有下水道，脏水被泼到地上，被土吸收。封和我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在房间里放了两张写字桌和几张在二手旧家具店买的旧椅子。我用手工桌布和椅垫把磨旧的桌面盖起来。在两张桌子中间有一个摇摇晃晃的书架。我们有一个大衣橱用来装东西，还有一个煤炉在冬天的时候用来取暖。我们的床上方坠下一个粉红色的蚊帐，窗户上是彩色的窗帘。我们的小屋舒适、温暖、浪漫。白天的时候，这里安静平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我打字机的声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当邻居们下班回家之后，院子里一下子恢复了生机。
我特别喜欢一天的那个时候，家家飘出饭菜香，大家聊天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封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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