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老焦易堂智斗汪精卫力拯中医药始末(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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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闲上网搜了下曾祖父的名字， 居然发现很有一些文章是关于他的。 有的以前听爷爷说过, 有的也是第一次知道。经作者同意我在这里转载一些 。尽管大家现在对中医药有争议， 但在近百年前的中国, 西医还很不发达， 中医药的存在还是很必要的。在中医药即将被取缔的紧要关头, 我的曾祖父曾不遗余力地拯救， 这在当时还是有非凡的意义的。


民国元老焦易堂智斗汪精卫力拯中医药始末

作者:李满星

        被孙中山誉为“秦中杰士”的民国元老焦易堂，在20世纪30年代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期间，恰值汪精卫欲取缔中医，他牢记孙中山先生教诲，力挺中医，兴办国医馆，振兴中医中药，并主张中西医结合，甚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反复较量，成为民国弘扬中医药、促成中西医结合第一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培训中医药人才，办中医救护医院和中药厂，为中医药学发展，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举世公认的贡献，可谓良医贤相国士风。 
　　2012年，笔者多次采访焦易堂的儿子焦维和以及外孙女邱晓真，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端直温厚，力挺中医面斥汪精卫 
　　1929年2月，担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让其爪牙把持的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一时全国哗然。几天内，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纷纷飞向南京政府。3月17日，全国十七个省市二百四十二个团体的二百八十一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当场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南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亦电请保存国医。 

　　当时，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南京召开。汪精卫爪牙把持的卫生部派人敷衍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等。 
　　焦易堂的儿子焦维和，现居住在南京，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他说，当时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父亲焦易堂，故乡在神农尝百草的陕西武功县，一直酷爱中医药。父亲对废除中医的提案是愤愤不已，忙完公务回到家里，对劝慰他的家人说：“我不是执业中医生，又非药商，但我深爱中医药，中医书籍，浏览不知有多少！这是国粹呀，理当维护！况且中国地广人众，穷乡僻壤之地，西医院没有设立的地方，如果有一两个中医，那老百姓就受惠不浅。” 
　　焦维和说，孙中山先生曾经称赞其父焦易堂性格“端直温厚，不类近世子”。 孙中山1918年应他父亲请求为他去世的祖母撰行状书后对他父亲说过一段话：“欧风东渐……社会之风趋下，而国脉日微，爱国者宜思有救之！”他的父亲牢记于心，经常以此教诲几个子女。 
　　焦易堂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界人士中奔走呼号、联络、抗争，甚至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拍着桌子斥责汪精卫说：“你说中药无用，你尝一点砒霜试试看！”驳得汪精卫哑然无语。 
　　在焦易堂斡旋下，国民政府后来不得不撤销了汪精卫爪牙推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但汪精卫爪牙把持的卫生部，反对中医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依然变相地废止中医。不久，卫生部变本加厉，联络教育部，通令中医在诊病时，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其目的，是逐渐消灭中医。 
　　汪精卫及其爪牙此举，再次激起焦易堂的愤怒。 
　　焦易堂再次挺身而出。他发动中医界，在这一年2月1日，于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十七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二百二十三个团体的四百五十七位代表参加。这时，焦易堂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鼓动中医学界要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 
　　为中医药争取平等地位，焦易堂还多方奔走，联合中医药界有识之士裘吉生、蒋文芳等人，提议设立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陆渊雷、谢利恒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亲自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 
　　就在这一年，焦易堂促使国民政府核准通过了《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中央国医馆下设推行处、医学处、药学处和秘书处，并设有多种特别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整理委员会”及其后的“编审委员会”。他还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焦易堂可以说是推进中西医结合第一人。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焦易堂联络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正是由于焦易堂的倡导，全国各省市纷纷筹建国医馆分馆，甚至远在旧金山以及港、澳、泰、菲等地也都由侨胞组建了分馆。至1936年10月，海内外已成立及正筹备的国医馆分馆达一百一十九处，堪称一时之盛。 

　　肝胆照人，为中医条例据理以争 
　　汪精卫及其爪牙废除中医案撤销后，依然不甘心，又挖空心思来限制中医药发展。1930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公布《西医条例》，焦易堂等起草的《国医条例》却始终未能正式形成法规并公布。1932年，焦易堂再次以中央国医馆名义函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员审定《国医条例》，仍然没有结果。1933年6月，焦易堂第三次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二十九人，在国民党召开第三百零六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和《国医条例草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再次在大会上强烈反对。 
　　汪精卫当时权力欲望极其强烈，他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医，主要是从排除异己、巩固自己权力出发，以限制曾经同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焦易堂。二人分别于1905年和1909年在陕西西安、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们两人，都曾效法荆轲刺秦王，从事暗杀清廷官员行动，名闻一方。北伐胜利后，汪精卫联络地方大军阀和国民党左派，大搞宁汉分裂，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宗旨。 
　　汪精卫这一废除中医的言论，甚至蒙蔽了一些留学国外回国的知识界人士，如傅斯年等，他们单纯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学术之争，纷纷发表言论，支持汪精卫废除中医药。一时间，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医疗界、知识界立即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医废存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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