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旧军队里就享有“军神”的美誉，其军事才干非同一般，然而自从他在红军里投入艰苦工作以后，和我党一大批高级干部一样，通过亲身实践，最终选择毛泽东的领导，并且矢志不渝。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领导“军神”？今天仍然有必要作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军神雅号的来历
中国历史上曾被称为军神的有：中国三国时代的曹操，中国明初的刘基，中国民国早期的蔡锷。
电视剧《刘伯承元帅》里讲了个真实故事。
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即护国战争。
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当德籍沃克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他扶着柱子，满头大汗，没坑一声。
手术结束时，刘伯承告诉医生，说一共72刀！
沃医生不禁为之动容：“你不是军人，而是军神！军神！”
从此，刘伯承军神名扬四海。
二、军神服从什么？
我们一般认为能干人很难服谁。那么军神服从谁呢？
这就看该军神的思想怎样，看他愿意服从什么。
刘伯承在旧军队里，骁勇善战，但是在军阀混战中他独立思考，提出“为谁打仗”的问题，从而为他最终选择跟共产党走的道路。
然而走进革命队伍以后，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自己曾经对此作过极其深刻的总结。
1957年7月30日刘伯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前夕，对《解放军报》记者的一篇谈话记录《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他说：
我 军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有三十年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的敌人，这些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满足，故 步自封，而不虚心学习外国的经验，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 统，我们不能只继承不发扬，或者只发扬不继承。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学不 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 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
刘帅这个概述十分有力。这是他的理论性的概括。他不喜欢教条主义，他愿意和反对教主义的人在一起。
1962年7月在军事学院有个谈话记录名曰《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刘帅讲的很全面：
从 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 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作法（八 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 府。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 是两条道路的决战。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 套作法。 1．在建军方面： （1）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单一首长制（突出了政委的权力，照搬苏联）。 （2）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打仗一 项任务。 （3）否定人民战争的特点，不断将地方武装来扩大新军团和师。这样做既限制了游击战争对红军的配合，又影响了老兵团战斗后的补充和发展恢复， 而对新兵团的初战也非常不利。 （4）强调红军的集中指挥、正规化（城市战、堡垒战、白刃战的训练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打得赢就打，打不 赢就走”。 2．在战略战术方面： （1）提出了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战略上的持久战，战 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反五次‘围剿’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战”，然后即转为对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冲突。采取战役持久--以堡垒战对堡垒 战、“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敌弱点，歼敌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的思想，采取了“阵地战”、“分兵把口”、 “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战术。 （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 剿；或者大“换防”，跳出外线去作战。三次“左”倾只是单纯防御，堡对堡，阵对阵，分兵把口，这样则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使自己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5）毛主席认为，红军“基本的是运动战”，这一点也被三次“左”倾否定。 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长征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 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 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对此作了决 议。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 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 “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 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 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 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十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 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大家承认这是个原 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 的意见。这些意见概要如下： 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 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 运动战。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二千九百多个），为 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 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 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就在第五次反 “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 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圈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 再战。可见，三次“左”倾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 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的突击来不断的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 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 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 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 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 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 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 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拚命的战斗（了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 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军委领导过 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 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这些意见 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 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 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三次“左”倾认为 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 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 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拚了十八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进赤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 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五--七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 苏区的准备，但在八--十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守实力。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慌失措。 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 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十月十六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 中央长征。全军八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三十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 （十月二十一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十一月十五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十一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 线）。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十二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 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三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占领遵义。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 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 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跑到遵义时，八万五千多红军剩下三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拚，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 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作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 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 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 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大家要求开会。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 和三次“左”倾斗争。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一月十七日结束）。在这个会议 上，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由此我们看到，刘伯承对于毛主席的服从，不是感情用事，更不是投机钻营，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理性思考。
这就难怪，在党的七大时，他会讲出那句名言：“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要重点讲，这是正本清源。”
我军的军神理所当然会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因为毛主席代表的是正确的路线。
而毛泽东和传统的军队统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是通过搞个人的宗派圈子，靠效忠个人的意气来维系组织结构，而是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刘伯承的关系是同志，是战友，他们是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走到一起来的。
如果用庸俗的理论来解读毛泽东和刘伯承的关系，是解释不通的，即是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搞不出个所以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