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大爱。。。(ZT)

本帖于 2018-06-25 13:21:04 时间, 由普通用户 红烧茄子- 编辑
英雄大爱——邓稼先与许鹿希的旷世爱情
胡银芳 著

代序 杨振宁
第一章 1986,邓稼先陨落北京
第二章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第三章 老邓一家亲
第四章 进入寂寞人生
第八章 选择爱人时,什么最重要
第十章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上)——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
第十五章 天上人间情未了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
 
 
代序    杨振宁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100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巨大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1924-1986)。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读理论物理,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被任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做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名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再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在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1904-1967)。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包括奥本海默,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Born,1882-1970)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奥本海默的演讲十分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听者往往会着迷。1964年为了庆祝他60岁的生日,3位同事和我编辑了一期《近代物理评论》,在前言中我们写道: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 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的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你和我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前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 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Fermi]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30多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的临时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双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仍陷于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永恒的骄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第一章 1986,邓稼先陨落北京
  
  1986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八),星期二,一个本来十分平常的日子。
 
  上午,灿烂的阳光让刚刚进入初夏的人们感到了一丝难耐的热度。人们发现,坐落在北京街头的许多报刊亭,往日被小报占据的抢眼位置,这一天却摆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很快被人们买走了。也就是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报道介绍了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了研制我国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与爱人许鹿希分别28年,隐姓埋名,艰苦创业,谱写“精忠报国”新曲的感人事迹。
 
  这一天的报道,把科学家邓稼先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邓稼先和他夫人许鹿希的许多亲友手拿报纸,激动万分。在北大医学部,不少年轻人一边挥舞着报纸一边跑过来说:“许老师,许教授,您看看邓稼先上报了。”可是等他们跑到许鹿希面前的时候,却看见许鹿希在掉眼泪,年轻人奇怪地愣在那里,被眼前教授伤心落泪的情景弄懵了。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亲戚朋友,这时也从各个地方打来电话询问,几乎都是那句话:“一个人20多年来一点都不知道他干什么,现在报纸上突然一下把他造原子弹和氢弹的事情全部宣布出来,太突然了。”还有人问:“邓稼先这人还在世不在世?”面对亲友的提问,许鹿希的内心充满了哀伤。她含着眼泪默默地翻看着日历。明天,6月25日是她的爱人邓稼先62岁的生日。
 
  而此时,在解放军301医院南楼5层的16病床上,虚弱的邓稼先正躺着接受输血。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接近中午时分,外出为邓稼先购买用品的许鹿希,急匆匆地赶回了医院。由于天气比较热,加上她走得又急,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水。快到病房时,她放慢了脚步,抬手贴了贴满是汗水的额头,轻轻地走进邓稼先的病房。
 
  邓稼先还在昏睡中。自从邓稼先住院,特别是进入病危期以后,许鹿希每天都到医院照顾丈夫邓稼先,有时连续几昼夜不睡觉地陪伴。她要在邓稼先最后的日子里,陪他走完生命的旅程。20多年来,聚少离多。几乎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地照顾他。现在的相聚,虽然令人心酸,但也弥足珍贵。
 
  一位值班护士手里拿着《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走了进来。这时,昏睡中的邓稼先醒了,他看着面带倦容的妻子刚要说什么,许鹿希摆手示意,让他不要说话。近些日子,晚期直肠癌带来的疼痛越来越频繁,把一个高大、健壮、智慧、幽默的邓稼先折磨得瘦骨嶙峋。邓稼先的目光又转移到护士手里的报纸上,许鹿希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她轻轻地握了握丈夫的手,迟疑了一下,转身从护士手里接过报纸,慢慢地、轻声地给他念了起来:
 
  许多前辈科学家都还记得,本世纪40年代有一段时间,国际上一批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忽然“失踪”了。直到美国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这批科学家才又在公开场合露面。中国也有这样类似“失踪”的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从事的工作,在一段时期属于国家的高级机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了他和其他科技人员的肩上——研制氢弹。
 
  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要想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掌握这些技术,除了党和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外,邓稼先等人作为直接参加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
 
  许鹿希念着,渐渐地,她的声音哽咽了,在她抬起头的那一瞬间,她看到,病床上邓稼先的泪水也慢慢地溢出了眼角。许鹿希放下报纸,轻轻地用手替邓稼先擦去泪水,此时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也许是他们握手时太用力了,邓稼先又感到浑身疼痛,慢慢地,身体在床上扭曲成一团。许鹿希知道,晚期癌症疼痛的频繁复发,像个恶魔一样又开始折磨自己的丈夫了。
 
  这位医学教授,看着丈夫如此痛苦,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她痛苦地把自己的脸贴在邓稼先的脸上,她真想大声地痛哭,但是,她知道,此刻她应该给予邓稼先的是抚慰。她强忍着没有让泪水流出,紧紧地抱住邓稼先,不停地为他擦着虚汗,安慰着。不知过了多久,邓稼先的疼痛好像减轻了,扭曲的身体又恢复了舒展。
 
  许鹿希望着躺在自己怀里的邓稼先,她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个曾经让东方产生巨响的丈夫会这样倒下!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著名科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因癌症晚期全身大出血逝世。许鹿希紧紧地抓住丈夫邓稼先的手,悲痛地说:“你的血流尽了!”在她绝望的哭泣中,丈夫邓稼先的手慢慢地冰凉了。她不相信地问:“20多年的等候,就是这样吗?”
 
  其实,许鹿希和邓稼先最后诀别的场面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悲痛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那一年邓稼先62岁。
 
  说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就会想起邓稼先,想起他为了国防建设,28年在戈壁沙漠中隐姓埋名的奉献。但是,许鹿希与邓稼先28年聚少离多,长时间分居,28年之后,他们夫妻团聚仅一年,邓稼先就去世的凄美故事,许多人却不知道。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为了守住一种精神,至今都还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简朴生活。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的灵魂始终像天使一般纯洁,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奉献,只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
 
 
2007年9月7日的下午,我和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见面了。在和她见面之前,我曾多次地想象过这位不寻常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
 
  在一座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老式楼房里,许鹿希接受了我的第一次采访。
 
  许鹿希1.67米的个儿,一身浅色的秋装,一句和蔼的问候,让我感受到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素雅温婉的气韵。从她的言谈话语中,我很快就能发现,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形成了她独特的气质,而这独特的气质中一定隐藏着许多精彩的故事。她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自己却坐在简易的折叠椅上。谈话间,她不时地向我投来温和的目光。9月初的天气已经不再炎热,听许鹿希谈她的爱人著名科学家邓稼先如何接受制造原子弹任务以及他们最后诀别的情景,至今让我挥之不去。
 
  从邓稼先隐姓埋名在大西北研制原子弹到他有病回京住院,一共28年的时间。这28年许鹿希与邓稼先天各一方。结婚33年,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5年。从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她与邓稼先相处的最后日子。许鹿希说,在最后的一年里,她的心情非常复杂。等待了那么久,人是回来了,身体却垮了,命搭进去了。说这话时,她声音哽咽着,用手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
 
  在许鹿希的家里,就是不谈往事,你也会触景生情。在这座老式的楼房里,一进客厅,首先看到的是邓稼先用过的一张不大的褐黄色“一头沉”办公桌。在这张办公桌上,邓稼先曾伏案粗估参数。办公桌上面摆放着邓稼先用过的电话、笔筒。挨着“一头沉”办公桌的是一个老式的五斗橱柜,上面放着一尊半身的邓稼先纪念塑像。纪念塑像的墙壁上方,是一幅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墨宝。
 
  客厅的北面,还是那对老式的蒙布沙发。许鹿希说,70年代,邓稼先的挚友、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回国来到家里,就是坐在左边的这个沙发上,邓稼先坐在右边的沙发上。那一天,在这个房间里,邓稼先和青少年时代的挚友杨振宁谈笑着、叹息着,尽情地叙述几十年的离别情怀。
 
  矗立在客厅北面的三个简易的木头书架上,依旧摆放着邓稼先使用的英文、俄文版核物理书籍以及许鹿希使用的中、英文版医学书籍,这样的摆设仿佛在告诉人们他们永远不离不弃。
 
  几乎一切原物未动,房间的摆设仍然定格在邓稼先去世时的状态,有所变化的是在每一件物品上我们都能看到许鹿希用纸条写下的注释。在客厅的另一方,一个普通的支架圆桌,上面放着几个玻璃瓶,里面装着菊花、金银花。
 
  从那时到现在,许鹿希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半个世纪的时光停留在这里。楼房外浓密的树影渗进屋子里,许鹿希说:“家里的一切都是邓稼先在时的模样。只有这样不离不弃,才能感到邓稼先的存在。”这个房间随着它的男女主人经历着时代的变迁,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所有悲欢离合,目睹了主人的梦想与荣耀。现在,女主人许鹿希仍然忠贞不渝地守护着房间的一切,睹物思人。在这里,演绎着一段几近成为绝唱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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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28日下午,我比事先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在去采访许鹿希之前,我想,有一年的时间没见她了,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老人,给她带点什么好呢?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买一束玫瑰花。玫瑰花代表爱情,纯洁的爱情之花,最配她。另外,我也了解了,玫瑰花不易引起花粉过敏。我来到花店,这是我常去的一个花店,找到一位熟悉的卖花姑娘,让她给我挑选了28朵红玫瑰,配上绿色的幸福草。
 
  花束扎好以后,当我从卖花姑娘手中正准备接过花束时,姑娘问:“您这是给谁送的?”我告诉她:“是给一位老人送的。”卖花姑娘把她手中的花束又拿了回去,她说:“大姐,你买的不对,老人要送康乃馨或者百合花,怎么送玫瑰呢?”我伸出的手却没有收回,示意她把花给我。我对姑娘说:“我现在去见的这位老人,她的爱人是我们国家自卫武器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者。”我原以为这位姑娘会被我的话唬住。谁知听我这么一说,她惊奇地问:“是邓稼先吗?”我说:“是啊,你也知道?”卖花姑娘说:“我爷爷原来是九院的,九院你知道吗?我是听我爷爷说的。”这位年轻人一连串的答话很让我吃惊。看来年轻人也知道我们共和国的功臣。我对卖花的姑娘说:“这位老人家最值得我们送这样的花给她。”姑娘若有所思地把花束还给了我,又问:“为什么是28朵红玫瑰?”
 
  “28年艳如玫瑰的爱情!”
 
  我在她诧异的目光中,捧着花束离开了。因为比约定的时间到得早,为了能让老人多休息一下,我来到许鹿希家门前的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里,想在这里等时间到了再按门铃。谁知这时刮起了大风,枯叶被大风吹来刮去。我赶紧把提包放在亭子里的木栏上,用手臂紧护着玫瑰花束。在亭子里站了一会儿,大风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我怕把花吹坏了,决定赶紧进入老人的家里。
 
  当我按响门铃时,我的心有些忐忑不安。然而,在我站在老人的面前,老人却温和地笑着说:“我已经等你有一会儿了。”许鹿希看见我带来的红玫瑰先是不安地说:“太客气了。”接着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这么鲜艳,这么多的玫瑰花。”当我告诉许鹿希是28朵红玫瑰时,许鹿希说:“寓意深刻啊!”我把带来的红玫瑰放在一进门的桌子上, 转身看了看邓稼先的塑像,他好像在看着我们两个人笑呢。
 
  自从第一次采访了许鹿希之后,我就从内心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意。这并不只是因为她是爱国人士许德珩先生的女儿和邓稼先的夫人,而是我觉得她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我印象深刻的是许鹿希经历了很多事情,她所接触的许多人也是声名显赫,但是当我和她交谈并向她提问时,我却感到她不仅记忆力非常强,而且回答问题非常认真,语气又是那么温和。
 
  交谈中,她会不时地问:这件事情你知道吗?那个人你认识吗?当我说不知道时,她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采访开始前,我怕提起往事让她难过,就和她说些不打紧的话。就是这些不打紧的话她也认真回答。当她知道我出生在四川绵阳时,我看到她的眼里有喜悦的光芒。四川绵阳是核工业部九院的所在地,邓稼先曾经在九院当院长。绵阳也是许鹿希牵挂的地方。她紧接着问我:“你在绵阳长大吗?”我说,我出生在四川绵阳,小的时候随当兵的父母走南闯北。当她知道我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时,不停地说:“也是经历过大事件的家庭。你也是经历过我们国家变迁的人,希望我们的交谈能够互相理解。”看来,老人从一开始就对我有期待,这期待是能够跨越代沟的相互理解。
 
  2008年对许鹿希的多次采访都是在初冬进行的。每当我走在许鹿希家门前那落满枯叶的小路上,都会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仿佛要丈量出28年的每一天。春夏秋冬,深沉的爱浸润着许鹿希一生的时光。这时光中,28年的等候是寂寞人生,却也艳如28朵红玫瑰。
 
 
第二章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在许鹿希的家,我曾长久地凝视着一张照片,那是许鹿希和邓稼先的结婚照。这是一对丽人,他们的神态是那样地默契,他们的家世、个人的特质、长相是那样地般配。
 
  从他们个人来说,两人都属于各有特点之人。结为连理又互相补充。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他们共同点燃了不灭的生命之光。
 
  许鹿希与邓稼先认识,是1946年她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上物理实习课时,邓稼先恰好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医学院物理课的实习课是邓稼先教。那时的学校,师道尊严非常突出,大学的老师都不苟言笑。作为助教的邓稼先,年龄上与学生比较接近,性格又比较开朗,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很好。
 
  许鹿希说,邓稼先是1924年出生的,我是1928年出生的,他比我大4岁,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我们常常因为有些课的内容教授讲得太快或者是听不全,就攒下来在上实习课时问邓稼先,邓稼先讲得非常仔细,非常透,他到底还是比较年轻的助教,容易理解学生哪里不懂,辅导我们时也能对症下药。另外在上物理实习课时,怎么用仪器都要求非常严格,如果大家不会邓稼先就手把手地教。
 
  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女学生不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私下议论,觉得许德珩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是不是许鹿希沾她父亲的光才考上北大的。
 
  年轻的许鹿希受家庭的熏陶,书卷气极浓,在她不善言谈的外表下,有一股子特别好学上进的精神。她可以在考试题很难、很多同学考试很糟的情况下,还考98、99分,学习成绩非常好。几次考试之后,同学、老师们就知道了这个不善言语的女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进入这所学校的。由于许鹿希的物理课和其他功课都很好,这也引起了邓稼先的注意。
 
  许鹿希提起这段往事回忆说,邓稼先那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所以我很愿意听他的课。他对我的印象也不错,我提问时他也非常耐心地解答,可是那个时候大学不允许谈恋爱,不允许结婚。虽然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有好感,但我们还是师生关系。他对班里的其她女生也很好,对她们的提问也非常耐心。
 
  医学院是七年制,1953年许鹿希毕业的时候他们结婚了。有人说他们俩是青梅竹马,可是许鹿希说,他们不算是青梅竹马,因为她是上大学了才跟邓稼先本人认识,不过,邓许两家有很长久的关系,是世交。
 
 许德珩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邓稼先父亲邓以蛰先生也是北京大学教授。他们是在北京大学的环境中就认识的,而且两家早有来往。邓稼先的母亲非常贤惠,很会做菜,所以邓以蛰先生家里经常请客。许鹿希说,邓家请客的时候请我父亲和母亲去,可是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去邓家吃饭、聊天不带我去,一方面我很小,另外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邓稼先家里除了他的父亲邓以蛰跟我父亲是同事以外,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曾经做北大和师范大学的教务长。他比邓稼先大20岁,郑华炽教授跟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很熟,解放前他们都住府学胡同北大的平房宿舍,许家和郑家是隔壁。
 
  许鹿希说,我母亲和我父亲在邓稼先很小的时候见过他。因为邓稼先是他家里4个孩子里第3个,他有两个姐姐,大姐比他大10岁,二姐比他大8岁,他和弟弟之间差6岁。他在家里顽皮得不得了。一次,我母亲从他家里回来就笑说,邓家这个男孩子简直顽皮,家里请客两个姐姐都是穿得整整齐齐招待客人,邓稼先却坐在家里大门的门框上望,谁一来,他就报谁谁到了。我父亲、母亲到他家去,他嘴里不停地喊着:许伯伯、许伯母到!脚一蹬,门就开了,他再从门框上跳下来把我父亲、母亲让进去,又跳到大门框上在那儿看。他是那种无拘无束的调皮捣蛋的孩子。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 1936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级的杨振宁成为最要好的朋友。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听着许鹿希的讲述,我问:“邓稼先之所以成为娃娃博士,是否得益于这种很宽松的家庭环境?”
 
  许鹿希点头说:“他父母对他非常爱护,约束的也不是很紧。他的父母对人很宽厚、很恬淡,孩子们的性格能充分发挥。他父亲邓以蛰教授书法写得非常好,有时候写一幅字,拿到荣宝斋马上就卖掉了。”
 
  邓稼先是1948年去的美国,1948、1949年在美国学习。到美国学习之前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领导他的人叫袁永厚,解放以后曾经是北京工业局的领导,和邓稼先是非常好的朋友。1948年邓稼先到美国去的时候,袁永厚说很快天就要亮了,你先别走。邓稼先说,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以后一定回来。邓稼先到美国去学习那会儿他和许鹿希的关系虽然没有挑明,但是彼此已经是人在等,心也在等了。
 
  有一张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戴着博士帽回头的照片让我很好奇。我想,也许那一刻,年轻的博士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他仿佛感受到了母亲的召唤,同时也希望远在祖国的姑娘能看到他学成归国的英姿。
 
  在美国期间你们通过信吗?我看着照片问许鹿希。
 
  许鹿希笑了笑说:“没有通过信,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处在黎明之前,人们都在期盼新中国的到来。”
 
  我有些刨根问底:“走之前为什么没有确定关系呢?”
 
  许鹿希沉吟片刻:“关系没有特别明确,因为那时候医学院课程也很紧。另外医学院女生比较少,男生很多。”
 
  “男生很多?”我重复着这四个字。我在想,如果那时候许鹿希和别的男生结合了,她的命运又该是怎样的呢?许鹿希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笑着说:“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今世继续吧。”
 
  我紧跟着追问:“回来以后又怎么接触的呢?”
 
  问她的同时,我把照片放到了许鹿希的手上。许鹿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照片说:“回来以后彼此接触就比较多了,恰好他的大姐家也是住的北京大学教授宿舍,我父亲家也是住的北京大学教授宿舍,两家来往很密切。那一段时间他父亲身体不太好,经常有病,他们就找我去给他打针,看一看什么的,这样来往就比较多了。”
 
  邓稼先的姐姐在回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结合时这样说:
 
  “稼先已20多岁,朋友们为他介绍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为他介绍一姑娘,见面后,我问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我‘擦那么多脂粉,差点儿把我熏跑了’。北京大学有一宿舍在府学胡同,住了20多家老师。大家相处和谐,大院各家没有围墙,天天可以见面,孩子们在院子玩耍,十分和气。解放后,大家各奔东西。那时我和许德珩先生的住房紧邻,许伯母劳君展先生和我常见面,她是法国留学生,专长数学,在大学教书,为人和蔼可亲。那时稼先常到我家吃晚饭,所以许伯母见过他。许伯母见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书很认真。许伯母有一女儿叫许鹿希,学医。我和稼先说劳君展先生很看重你,是否你班上有一女生叫许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叫周北凡,一个叫许鹿希,这两个女生在班上功课都很好。经过我和许伯母劳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许鹿希成为终身伴侣。”
 
  一个是赴美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温婉聪慧的女大学生。邓稼先、许鹿希,这对令人羡慕的学者情侣于1953年结婚, 他们的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那年邓稼先29岁,许鹿希25岁。
 
  ——你们那个时候结婚是什么样的?
 
  许鹿希温和地对我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坐花车,或者跟现在一样坐着很排场的汽车被丈夫接到婆家。那个时候刚刚解放,形式上的东西都打破了。就在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请一些同事、朋友,大家唱唱歌,吃点儿糖,吃点儿点心,还不是点心,就是那种小饼。”
 
  许鹿希说:“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没有披婚纱,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唱唱歌,念念诗,互相之间玩玩游戏,开心一下,祝贺祝贺,就是这样,比开会要轻松的,然后互相逗逗趣这样一个仪式。大家很自由的,也还是很热闹。”
 
  说到结婚照,我知道,是邓稼先和许鹿希并排照的那一张简单的结婚照,也是我多次长久凝视的那张丽人照。照片中一男一女穿得很整齐,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样子。许教授说,不是后来的这种披着满头都是花,戴的都是丁零当啷的。那个时候不时兴那么复杂的婚礼。
 
  采访中,邓稼先、许鹿希当时恋爱的情景也是我很想知道的。
 
  ——您那时候跟邓稼先恋爱的情景现在还记得吗?
 
  许鹿希点点头:“记得。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花样。那时候礼拜六都在上课,也就是礼拜天有空,都是骑自行车出去玩,他的车技很好,我也很会骑车,我们就骑车到处玩。坐公共汽车也可以,不过,到郊外很多地方没有车。”
 
  我又问:去哪儿玩呢?
 
  “有地方啊,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复兴门外的公主坟,那时候公主坟是一个很荒凉、人很少的地方。不像现在,车水马龙的。在公主坟附近有一个叫什坊院的地方,那个地方解放前医学院有一个医疗站设在那里,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人会面的地方。医疗站给当地老百姓看病,或者是打一些预防针,我们经常去那儿。有时候我跟邓稼先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带点吃的,一边溜,一边唱唱歌,找一个有树荫、凉快一点的地方坐坐,聊一聊天,吃点东西,然后两个人再回来。
 
  “或者就是到公园玩,那时候经常去颐和园划船,冬天到北海公园去滑冰。
 
  “说到滑冰,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还记得,那时的北京,天气比现在冷多了。爱滑冰的大人、孩子们一到冬天就自己开始做冰车、冰鞋。那时候,能够滑冰的地方也很多。”
 
  ——您也喜欢滑冰?
 
  许鹿希点点头:“邓稼先滑得非常好,里八字、外八字都会。跟他去滑冰也不觉得冬天有多冷了。在冰场滑着滑着浑身就热起来,感觉整个人都变了。那时候年轻,工作也没有那么忙碌,生活真是快乐啊。”说着,许鹿希的声音似乎提高了:“五六十年代没有像现在这样,年轻人玩的东西特别多,可是我在他的带动下,每天的日子都很充实。邓稼先这个人是很活泼的,他很会玩,游泳游得可以在水上漂,游得不快,能漂得起来。结婚以后我们经常逛厂甸,那是快过春节的时候。他最拿手是抖空竹,抖得非常棒,我们买的空竹是两头大、中间细的最经典的空竹。还有一种是,一头是小细疙瘩,一头是大疙瘩,那种也很好玩。
 
  “有一年春节,我和他带着孩子去逛厂甸庙会,人真多呀,走着走着,我和他突然分开了,我着急,就喊他和孩子的名字,他听见我在喊他,为了让我能看见他和孩子,他就让孩子骑在他的肩上,我一眼就看见了,拼命地挤过去。挤到他跟前时,他使劲地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看见我刚才往这边挤的样子很着急,很可笑。还说给你买个空竹安慰一下吧,后来我也学着抖空竹,不过,怎么学也不如他抖得好。”
 
  ——他经常抖给您看?
 
  “对,那时候经常给我抖着玩。特别是在家里经常抖,挺有本事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学的。家里人看我们下班后就出去玩,也觉得我们跟小孩子似的。”
 
  许鹿希说她自己不爱玩,可是邓稼先爱好却挺多的。他还特别爱弹球。
 
  许鹿希用手比划着说:“就是那个小玻璃球,在地下挖几个小坑,把那个小玻璃球弹到挖好的那几个小坑里。我不爱玩,女孩子从来不玩。他的老师也弹得挺好。后来他又喜欢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不行,他打乒乓球很厉害。为什么他厉害?因为他是左撇子,他拿左手打乒乓球,他那么一抽对方接不着。他的性格非常开朗,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在和许鹿希聊这一段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没有开灯,外面的灯光照进屋里,隐约地能看见对方的表情,就这样在光线昏暗的屋内继续追忆着那已经远去了的故事。虽然只是美好的回忆,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过去已经存储在了她的记忆中,时间无法拦截那美好的记忆。回忆过去,她内心依然充满幸福。
 
  似乎要探寻秘密一样,我继续问:邓稼先爱唱歌吗?
 
  许鹿希说:“爱唱歌,他唱得不是很好。如果说他爱唱歌的话,常常显摆的是什么?他能拿德文唱《欢乐颂》。《欢乐颂》最经典的是德文,英文是后来才翻译的。《欢乐颂》最后是合唱,他经常拿德文唱,他一边唱一边问我,你会吗?刚开始我还回答他,我不会,我不懂德文,我知道那个调。可是他每次唱得很好的时候就要问我,你会吗?后来我就不回答他了。邓稼先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欢乐颂》都很不错,三种语言都会。”
 
  “用三种语言唱《欢乐颂》?”
 
  可能是我的声音突然提高了,许鹿希停下了她的回忆,她的目光又移向了窗外,轻轻地诵着: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烦恼,在你的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欢乐颂》以其宏大、辉煌的音乐魅力,以其高尚、恢宏、具有号召力的词句在世界音乐史上独树一帜,在流传近两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那样具有感染力,仍然让人在歌声中振奋。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的音乐和词句结合得几近完美,它是世界上两个相知人的心声的完美合成。
 
  《欢乐颂》并非单纯的歌曲,它出自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欢乐颂》的歌词则取自德国伟大的戏剧家、伟大的诗人席勒的诗作《欢乐颂》。贝多芬成长的年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贝多芬深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谱写了大量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革命者倡导全人类团结友爱、和平自由,席勒的《欢乐颂》正是这种思潮的典范。贝多芬在交响曲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将席勒的诗作放在自己的作品里,经过6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在1823年完成了他的《第九交响曲》。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观众连续5次的鼓掌(按当时的惯例皇族出场才鼓掌3次)。
 
  当贝多芬看见观众为他热烈鼓掌时,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可能就在此时此刻,他意识到,他将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留给人间的伟大使命即将完成了。
 
  这一切与邓稼先多么相似,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和平、欢乐留给人间。这一切与许鹿希多么相似,把痛苦留给自己,把自由、欢乐留给他人,留给爱人。
 
  邓稼先是个极爱自由和空间的人,他最喜欢的还是京戏。许鹿希说:“他爱唱戏,爱听戏。我们那时候也经常去剧院看戏,他有时候学京戏,捏着细嗓子学梅兰芳唱,学得挺像,尤其是《苏三起解》唱得非常好。”
 
  在和许鹿希多次的交谈后,我注意到,我们的话题很容易就回到过去的岁月。
 
  ——“那您喜欢什么呢?”
 
  许鹿希说:“我开始不喜欢京戏,可是稼先对京戏的热爱,也把我带出来了。我听不懂,他就坐旁边一句一句给我说词,后来的京戏在戏园子墙上有词了,我边听,边看墙上的词,就这样,听懂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许鹿希对邓稼先的信任和依赖,不时在言语中流露:“那时工作之余有好戏都去听。常常到一流的剧院去看一流的京剧、芭蕾舞。那个年月,开始票很贵的时候,看的人少,票没有问题,想看去买票就是了。后来票比较便宜了,看戏的人多了,戏票就不好买了。邓稼先就到剧场的门前去等退票。邓稼先等退票本事大极了,可有水平了。他手里拿着钱,观察着来往的行人,看过来人脸上的神色,他就知道这人退不退票。有时候他把钱就拿在手上,看着有退票的人来了,他就马上过去先把钱给人家,然后再接人家手上的票。”
 
  多才多艺的邓稼先经常带着许鹿希从剧院出来,在银色的月光下一边散步,一边惟妙惟肖地扮青衣唱一出《苏三起解》,一对多么浪漫的恩爱夫妻。他们的性格虽然不太一样,邓稼先喜欢动,许鹿希喜欢静,但是他们却生活得如胶似漆。
 
  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幸福时光,许鹿希说:“邓稼先总能有意无意地为家人创造这种幸福感。”
 
  在《邓稼先传》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时晚上不出去,在家里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别致的生活情趣。他喜欢在妻子面前吹嘘自己的英文好,知道的词汇多。他不是在昆明时就背过牛津字典吗,何况以后又在美国学了两年。他要妻子考她,就像用铁槌敲打火石一样,想用这撞击出的火花在妻子面前过一过骄傲的瘾。许鹿希也来了精神,问他“河马”怎么说,他立刻答出来了,又问“斑马”怎么说,他又随口答出来了。妻子觉得难不住他,忽然想到了“麻醉”,真奇怪,他连这样的词都会。妻子觉得他是不简单,开始真的动起脑筋来,就像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找奇花异草一样,另一条思路被打开了,她要找生僻的医学名词作为奇兵。她歪着脑袋眼睛下视墙角,突然问道:“‘视网膜’怎么说?”“视网膜?”稼先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他用笑声表示了自己的失败。
 
  许鹿希和邓稼先喜欢菊花,“特别是菊花那种自由、散淡、无拘无束又迎风傲霜的性格让人心存敬意”。
 
  有一次,邓稼先知道颐和园有一个菊花展览还可以去看,4点钟会开完了,他又赶紧叫上许鹿希直奔颐和园。那天他们俩拼命地往颐和园赶,赶到那儿,菊花展览室刚好要关门。对于执著的人来说,困难是一定能克服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跟办展览的管理人员求情、磨蹭。什么也经不起磨呀,办展览的管理人员也只好让他们进去了。那一天,菊花展览破例为他们延长了一小时。有的时候,一个什么展览关门了,实在磨不进去,他们干脆就在公园里走走。特别是颐和园,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万寿山上是他们经常眺望的好地方。站在万寿山上眺望昆明湖,让人浮想联翩。
 
  结婚后,邓稼先一家人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许鹿希每天乘坐的31路公共汽车乘客稀少,最近的车站离家也有两站路之遥。每到晚上,邓稼先总是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接她。特别是到了秋天,当她从31路公共汽车走下来时,不远处稻田里传来的青蛙欢唱声,又会让人想起“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诗句。
 
  许鹿希和邓稼先都非常喜欢月亮,尤其喜欢那一弯新月,他们觉得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人如醉如痴。一个仲春的夜晚,他们从人民剧院看戏出来,拂面而来的晚风带着丁香花的味道,许鹿希知道,邓稼先最喜欢丁香花。她对邓稼先说,我们去看看,哪里的丁香花这么香。这一对年轻人就这样寻着花香在月光下相依而行。许久,邓稼先说:“我们如果永远这样多好。”听着爱人的话语,许鹿希觉得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她也在想,时间的长河上是否能够永远倒映出他们快乐的身影?
 
  许鹿希说:“我的性格比较安静,并且我不太活泼,不太闹的,是比较内向的。邓稼先他是待不住的,一有点时间他就愿意去玩,他喜欢爬山、逛公园、听京戏。”
 
  我说:“那他的这种爱好您也就随着他了?”
 
  许鹿希说:“我当然是跟着他了,他说去爬山我也跟着去。”说话时,我看到许教授的脸上出现了只有在恋爱时才有的神情。
 
  我问:“生活中,一般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你们有什么分工吗?”
 
  “在家里邓稼先一般都是听我的。”
 
  ——“你们结婚时有没有山盟海誓?”
 
  许鹿希回答:“对于我们来说不需要山盟海誓,因为我们两家老人之间都是多年的好朋友,都是北大教授。所以,两家本身的背景相同,互相之间的交往又都很深,我和邓稼先互相也很欣赏对方。怎么说呢,互相就觉得彼此是可以托付一辈子的。”
 
  又是一个初冬的黄昏,和许鹿希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问:跟邓稼先认识到谈恋爱,他哪方面吸引了您?
 
  许鹿希没有犹豫地告诉我:“这个人很正直,很正派,很踏实。”许鹿希一下用了三个“很”字。我沉默了。是啊,既然看到了他身上有这些难得的品质,就是知音的征兆,聪慧的女性受到了这种征兆的感召。许鹿希说:“他教过我们课,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不偏爱人,有的教员对那些穿得比较阔的孩子很殷勤,对一般的就不怎么样。他不是这样,邓稼先是一视同仁,有什么问题就认真地教,他的态度让你觉得,他非常想让你懂。我们有些问题问他,他说一遍我们还不懂,他就会耐心地继续给你讲解,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讲,直到你懂得透彻了为止。他这样教学生,老师、学生就知道他心地非常好,为你着想。你想想,教员这么讲课多累啊,不管什么人问,态度都这么好,让你觉得他心里是很善良而且对人很诚恳的,这一点很好。从我上大学物理实习课时,也就是1946年认识他,到1986年他去世,前后40年,这40年里他最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纯朴,很正直,这个人心地很善良,没有什么鬼点子,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管对人、对事业、对国家都很真诚,真诚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可爱,不是奸猾的人,这一点你可以理解吗?”
 
 
 
第三章 老邓一家亲
  
  孩子是生命延续的唯一证明。有了孩子,才称得上是真正地过日子,过那种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的日子。
 
  1954年10月,邓稼先和许鹿希有了一个女孩,1956年11月,又有了一个男孩。两个小宝宝的先后到来,给这一对搞科学的夫妇,增添了另一种欢乐,一个热闹而有趣的小家庭出现了。
 
  邓稼先和许鹿希的工作虽然比较忙,但是,邓稼先非常喜欢孩子,他只要有点空就把小孩弄出去玩,他骑自行车的车技非常好,他就把这两个小孩——那时候都比较小,3岁多一个,1岁多一个——都放在他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坐着。小的坐前头,大的坐后头。他这时候就一手扶着车把,一手照顾着孩子,然后就骑着车绕圈。他可以骑得很快很快,小孩的脸被风刮得红红的,风呛得孩子直咳嗽,可是孩子们特高兴,觉得非常好玩。每当这时候许鹿希就在旁边开心地笑着,直到孩子咳嗽得厉害了才叫他们停下来。
 
  小孩子有时玩得忘了回家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儿子平平常在天完全黑下来时出去抓蛐蛐、逮青蛙,弄得满身泥土回来,许鹿希自然要随口说上几句。邓稼先总是说,孩子嘛,不要管得太死,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邓稼先不仅不怪罪儿子,还不断地向儿子介绍经验。
 
  每逢年节,父子两人还站在晒台上放二踢脚,比赛看谁甩得远、甩得高、甩得准。许鹿希说,那时候他们住在北京西郊很普通的一所楼房里,房子的周围,一片空旷,可以在四层楼上望到10公里外新街口的地方。他们爷俩儿放的鞭炮在天空中炸响,没有被高墙遮挡所产生的发闷的声音,因此清脆嘹亮,响彻云霄。这使他们心神非常畅快,往往到很晚还不肯收手。
 
  许鹿希说:“他就是这样,已经当了爸爸,也跟孩子一样,他永远是成人没成年。”
 
  他们两人的工资收入不低,生活蛮不错,星期天就带着孩子们轮流到两家老人那里去玩。邓稼先是个孝子,工作之余,他最喜欢的就是陪父亲喝酒。那时候五粮液、竹叶青、茅台还没有那么贵,所以他都喜欢喝。许鹿希说:“那时候茅台不容易买到,要拿我父亲的酒票才可以买到茅台。买到茅台以后,他就把酒揣在兜儿里,回到北大他父亲家,他跟他父亲两个人对着喝,家里炒一点小菜。他们父子俩把酒瓶往桌子上一放,相对而坐,然后把酒倒出来你喝一杯我喝一杯,茅台是白瓷瓶子的,看不见嘛,两个人拿着摇,听里面还有多少,然后这个说还有一些,我再喝一杯,你不许喝了,那个说,那我还喝一杯,又晃,父子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喝。
 
  “每到那时候他父亲兴致就来了,就给他讲古时候的故事,因为屋里挂了一些古代的画,这个画是谁的,那个画是谁的,这个是谁写的字。老人家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邓稼先听得也来了兴致,他一边听着,一边咂摸着酒味,还不停地叫好。他父亲看他听得入迷,就乘机多喝,不过他们不会喝醉。”
 
  要照顾家庭,还要工作,许多夫妻间的生活跟结婚前比都会有一定的差距,也许这种差距是无意的。但是他们却认为人生短得很,能和心爱的人时刻相伴,是一种莫大的福分,应该好好珍惜。工作和生活是他们人生的两个支点。生活安排得兴趣盎然,工作也是相互促进。许鹿希在医学院的工作除了授课以外,业务研究方面也不断有新成果。
 
  邓稼先在大家的眼里更是出类拔萃。1956年4月,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着一条消息,标题是:一批科学工作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据新华社21日讯   中共中国科学院机关委员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大会,接收了北京区各研究单位的35个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入党。”在这批新党员中,就有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邓稼先。
 
  许鹿希在1950年上大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用那时候的话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让这一对搞科学的夫妇又多了一层同志关系。
 
  1958年8月的一天, 34岁的邓稼先被选为中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
 
  也就是这一天,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以及他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四章 进入寂寞人生
  
  说起婚后的5年,许鹿希仿佛又回到了那幸福的时光:“那是5年真正快乐的日子。”
 
  星期日,一家四口常常带上面包、包子、北冰洋汽水到颐和园一玩一整天。顽皮的邓稼先从不在浴场游泳,通常是把租船划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才下水“游野泳”。冬天,邓稼先把儿子驮在肩上带一家人逛厂甸庙会,边逛边露一手“绝活”——抖空竹,不光能抖两头一样沉的,还能抖一头大一头小的,抖出很大的声响,并且甩出去,再接住。
 
  许鹿希说,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跟他在一起比较轻松,他的喜好也比较宽广,不是无聊、没有趣味的人。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也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男人。说到这里,许鹿希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长长地一声叹气。
 
  至今,许鹿希都不能忘记1958年8月盛夏的那一天,随着邓稼先工作的突然转变,他们进入了寂寞人生。
 
  1958年8月,新中国诞生快9年了。那是盛夏的一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些。他进家门时,4岁的女儿典典正和两岁的儿子平平玩耍,一切和平时一样,许鹿希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晚了?”他只点了点头,没有回答。邓稼先草草吃过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上床休息了。在床上,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其实此时在他身边的许鹿希也难以入眠。
 
  许鹿希回忆:记得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这样的夜晚是我和邓稼先都喜欢的。以往无论工作多累,我们都要出去走走,那种在月光下散步的感觉非常好。可是那天晚上邓稼先早早地就要休息,我也只能随他。但是我们很久都不能入睡,特别是他,不断地翻身。我透过窗户看到月亮已经到了夜空的正中间,说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注意到他也在望着窗外的月亮。又沉默了一会儿,我有些沉不住气地问他:“你今天是怎么了?”听我这么问他,他干脆坐了起来靠在床帮上,他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眼睛却看着外面的月亮说:
 
  “我要调动工作。”
 
  我问他:“调哪儿去?”
 
  他说:“这不能说。”
 
  我又问:“做什么工作?”
 
  他说:“这也不能说。”
 
  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
 
  他说:“这不行。”
 
  反正当时弄得我很难过。我那时30岁,他34岁,孩子很小,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又说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他说这话时我哭了,我问:“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
 
  他不正面回答我,却说:“家里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
 
  我了解他,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他要去干的事情也一定是不简单的事情。
 
  许鹿希说,那天晚上,她和邓稼先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许多人都经历过不眠之夜,有些人经历的是痛苦的折磨,有些人经历的是兴奋的折磨。折磨邓稼先的既是痛苦又是兴奋,而折磨许鹿希的是痛苦和担心。但是,她还是回答了他一句,她说:“我支持你!”
 
  就是为了这句话,许鹿希做出了一生的奉献。
 
  接受任务那天以后,邓稼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毫无疑问这就是他留给亲人的纪念吧。
 
  丈夫就这样突然地从身边消失了,做什么事情不说,也不让问。原来1958年8月的那一天,是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去了。那时候钱三强是核工业部的副部长兼原子能所的所长。那天他把邓稼先叫去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国家要放个大炮仗你说这炮仗得多大?”邓稼先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放原子弹,调他去参加原子弹的制造工作。邓稼先当时惶恐地说:“我能行吗?”
 
  许鹿希说,钱三强跟邓稼先谈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经决定了,这是调令呀,不是说征求你个人意见。那个时候,组织纪律观念在人们心中自然很强。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邓稼先当然也是无条件服从调动。
 
  从那一刻起,即使对邓稼先本人,他的三种人——生活的人、体验的人、声名的人——大部分都要被剥夺。他的一切都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没有个人的行踪,他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工作成绩再大、功劳再大都将无人知晓。许多亲朋好友无法寻觅他的踪迹,妻子许鹿希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只知道他在执行着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甚至到死也只能默默地离开。
 
  然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副研究员的邓稼先接到要他参加核武器研制的命令后,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以身报国,是他去美国留学时就下的决心。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许鹿希说:“实际上自从钱三强把他找去通知他调工作,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工作地点就是从中关村调到花园路,并没有离开北京,甚至都没有离开海淀区。一年中,邓稼先白天消失,晚上很晚又神秘地回来,可是工作性质完全改变了。原来在中关村科学院可以发表文章、做报告,一点都不保密。当时核武器研究院叫做九院,调到九院以后全部都变了,是最最保密的地方。”
 
  自从1958年他参加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以后,他快乐、轻松、悠闲的生活就没有了,负担太重了。1960年代前后,人们不管心中藏有多少委屈,都很少抱怨。他们更愿意忘掉自己,为社会服务。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人人心中飘荡着春风,愿为祖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刚刚接受任务的那些日子里,邓稼先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搞研究。他就怕研制不出来无法交代,所以当时他负担太重了。在还没有离开北京的那一年里,许鹿希经常看见邓稼先回来得很晚,回来后还坐在那儿愣神,什么也不说,眼睛瞪着老远老远的地方。
 
  许鹿希说:“我知道他一定是想问题呢。我们也不打扰他。”
 
  一天,邓稼先显得非常不安。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非常喜欢音乐,在工作紧张的时候,常常爱听田园交响曲,从中领略暴风雨过去之后幽静碧绿的美。他在欣赏音乐进入高潮时,能全身心地融入乐曲在他心里所展现的美好境界。可是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往常星期日都要加班,不知道为什么,这天他也没有去上班,他一改往日的习惯,有些焦虑地在房间来回地走着,晚饭后又独自坐在晒台上,没有再听田园交响曲,而是去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他闭目静静地听着这首以人类和命运抗争为主题的富有人生哲理内涵的曲子。这时,许鹿希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她不知道邓稼先为什么一整天都那么焦虑,但是,她知道,此时的邓稼先需要增添勇气和力量。许鹿希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自己爱人的身后,和他一起随着乐曲的旋律去体验着,体验人类和命运搏斗,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直到星沉斗移。
 
  在和许鹿希的接触中,我常常想,在丈夫面前,什么样的妻子最令人心动?
 
  那就是对自己丈夫的用情、用心。让自己心爱的人永远能够体会到那种幸福的柔情。
 
  接受任务一年后,邓稼先就与妻子许鹿希匆匆一别,在荒凉的大漠上开始了研究和试验。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中国想要在世界立一席之地,不受外强凌辱,建造自己的核武器是当务之急。
 
  邓稼先终于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以此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第八章 选择爱人时,什么最主要?(邓稼先希望我有成就)
  
  作为一名医学教授,在谈到医学上的成就时,应该说许鹿希是硕果丰厚的。
 
  1946年她考进北大医学院,1953年从北大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她说:“那时候叫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叫北京医科大学,现在又叫北京大学医学部,一直在那里的神经解剖学专业教神经解剖,这个工作一干就干到退休,50年,没有离开过。”1953年到1960年是助教,1960年升讲师,后来因为搞运动,1979年升副教授,1985年升教授,再后来是博士生导师。她在工作上的认真努力,使她得到了政府特殊津贴奖,得到医学院的最高奖“桃李奖”。
 
  她很欣慰地说:“我确实得到过一些肯定,就说这个国务院的政府津贴奖吧,虽然钱并不多,一个月一百块钱,可这是政府的肯定,是很高的荣誉了。因为我在学校里教了50年书,所以我得了‘桃李奖’,在医科大学里,大概教师最高的奖就是‘桃李奖’了。”说着,许鹿希把桃李奖的证书拿到了我的眼前,证书上印着她获得“桃李奖”的时间是 1999年5月。
 
  在许鹿希许多的证书中,我还看到了“两弹一星”研究会颁发给她的“两弹一星”研究会顾问的证书。她说,她很看重这个证书。
 
  许鹿希除了教学之外还做科研。她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份资料上看到对许鹿希有这样一段评价,我想还是不能省略地抄录在这里:
 
  许鹿希教授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过解剖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和基础医学系党总支书记等职务。
 
  四十余年来许教授一直从事人体解剖学和神经解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近年来主要参加七年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诲人不倦。教学中对教学质量尤为重视,从大课讲授到实习小课,许教授都亲力亲为,从不懈怠。许鹿希教授尤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指导和培养。为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独立任教能力,许教授在把年轻教师推上教学第一线的同时都给以悉心指导。对他们的大课讲稿逐字修改并亲自指导试讲。对实习课的准备更加具体,凡要求学生观察掌握的结构,许教授都亲自指导年轻教师课前一定看到并熟悉掌握。尽管课前已经充分准备,上课时许教授仍然亲自到实习室,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他们树立了典范。
 
  为提高研究生的外语水平,许教授克服了许多困难,在解剖教研室率先开展了专业课的英语教学,同时还坚持了对研究生的专业外语指导。在专业外语教学中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视听教材,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许教授在神经解剖学领域内造诣颇深。早在60年代初,就与同事们一起翻译了当时国际上颇负盛名的Strong氏的《人类神经解剖学》一书,为促进我国神经解剖学的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1980年代初神经免疫细胞化学方法在国际上刚刚兴起,许教授肩负重任,赴美访问学习6个月,并立即组织了国内首届神经免疫细胞化学技术讲习班,除请美国著名学者Swanson来校讲学外,还亲自组织了技术示教。参加者来自二十余所兄弟院校,从而使这一新技术在国内迅速推开,为我国神经解剖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多年来,许教授的研究工作涉及针刺麻醉原理的形态学研究,脑对植物性神经系统的调节机制及纤维联系,脑内脏调节中枢的化学解剖构筑及多种神经递质在中枢神经内的分布及变化等多个领域,先后总结发表论文数拾篇,并先后培养硕士生10名,博士生两名,博士后出站一名。
 
  许教授在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十分关心解剖教研室的发展。在教研室处于困难时期,许教授不顾年迈多病,毅然承担了教研室主任的重担。在任职期间,一方面组织教学和科研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教研室的教材建设,她所在的院系编写的研究生用《实地解剖学》《神经解剖学实习》和《神经组织切片技术》等教材和专著都是在这一时期落实编写的。
 
  她曾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1978年北京市科技一等奖,合著《神经解剖学》获1990年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1999年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
 
  四十多年来,许教授孜孜不倦地耕耘在祖国的教育战线上,她的学术造诣受到解剖学同道的赞誉,她的高尚师德赢得了莘莘学子的敬佩。
 
  这是一段对许鹿希比较详细的工作介绍。她这样既照顾家庭又努力工作,为的是让邓稼先看到,她在工作上是有成就的。因为这是邓稼先希望的。
 
  我曾想,如果许鹿希28年中,少一些家务,或者邓稼先一直跟她在一起,那么,她在工作方面的成就会不会更大?
 
  对这样的提问,许鹿希不以为然:“我觉得不一定。我已经很努力了,而且28年中间,邓稼先对我非常支持,这一点有很多人主要看到男人后面有一个女人,女人怎么支持,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家庭女人后面也有一个男人。我的丈夫对我很爱护,很支持,也很谅解。我在北医工作50年,从25岁开始上班,75岁退休,确实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因为一个人只要认真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能够做到他能力所达到的,就够了。
 
  “也许说起来别人不太相信,有一种妻子是贤妻良母式的,整天在家里伺候丈夫,好得不得了,回到家里把拖鞋送到丈夫的脚下,邓稼先不希望我这样,他是另外一种,他很支持我。”
 
  ——他是怎么支持您的,是否可以举一个例子?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北医公派一批教员到美国去,叫做交换学者。1981年我是副教授,派我去。因为十年动乱,许多图书馆没有外文书,‘文革’以后外国文献大量进来,我们却对这些英文材料完全看不懂,英文没有问题,就是外文文献里讲的科学内容是什么东西完全看不懂了,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这十年断了。
 
  “邓稼先知道我要去美国学习,就很理解我。因为我很长时间没跟外国人接触了,他怕我到美国后在口语上不熟悉,听不懂人家讲课,跟不上人家的语速,他很着急。那时候他在大西北,工作很忙,但是他还是特别搞了一些英语九百句,还有英文口语练习的磁带,这两方面的内容他都分门别类地给我录到一个携带方便的小磁带上。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内容,还做得那么细,我猜他可能工作之余在基地录的。因为磁带小,所以,磁带上用英文写着非常小的字,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盘磁带是让我从听力上练习。
 
  “有了这盘磁带,我在家里听,出去也带在身上,有时间就练习。后来我到美国以后,我一进他们的实验室,接触上相关的内容马上就懂了,快极了。这是我非常需要的。
 
  “再有,当时‘文革’刚结束,英汉字典基本上没有,就是有的话,也是文革期间编得一塌糊涂的那种小册子。邓稼先怕我学错了,特别为我买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的很厚的英汉字典,这本字典我带到美国去,又带回来,非常有用。在工作上他非常支持我!这就是爱护、谅解、支持,非常好。”
 
  许鹿希在“他支持我”这几个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
 
  是哪位女名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好男人,不是他有多大的力气,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块头,而是这个男人对女人的呵护,是这个男人让女人感到一种关心。”
 
  ——有人说那时邓稼先经常拿钱出去资助别人,这事儿您知道吗?
 
  “知道,很多人还有误会。因为邓稼先在他们单位,工资比较高,所以谁家有什么困难,他常常资助人家,或者请大家出去吃饭、看戏。那时候没有什么报销,都是自己掏腰包,他有时候一个月工资花得很快。
 
  “核武器研究院有一个办公厅主任姓胡,叫胡干达,说老邓把一个月钱花得精光,一分钱也不交给家里,回去两口子会吵架,我说不会。当时那个时候大概一般人的工资每月是56块钱,或者是46块,邓稼先工资每月是204块,我的工资每月是90块。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00块,我跟他们说,邓稼先即使把钱花得精光,或者一分钱不剩,靠我自己的工资也能养活全家,包括养活邓稼先没有问题。
 
  “邓稼先用自己的钱资助别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有误会。觉得邓稼先那么大手大脚地花钱,对同事那样慷慨,是因为他如果没有钱了,就去跟老丈人要钱。我说这简直是太冤枉了,绝对没有这个事。我父亲说过‘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是好汉’。我父亲对我们这样要求,他能给我们钱吗?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完全靠自己,也不可能跟父亲要钱,我们虽然有一个小家庭,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差不多是一般人的5倍多。可是我父亲当时是国家级五级,300多块钱,江西老家人很多,每个月接济家乡的人,花销很大,他没有我们富裕,我们不可能跟他要钱。”
 
  我问:他把自己的钱都用在贴补大家的生活上了,只有您的钱才能给家里用,这是为什么呢?
 
  “五六十年代国家穷啊,西北生活又艰苦,许多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科研人员的工资都不高,邓稼先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贴补大家了。”
 
  “您和孩子就花自己的90块钱?”
 
  “如果人家56块都能过日子,我90块为什么不能过日子?又有过小时候9岁和12岁逃难的经历,所以我们对物质上的生活不是很追求的。
 
  “有人到我家里来,看到现在的摆设很奇怪,他们问,邓稼先怎么会住这样的房子?这样的陈设?我就说,他生前住的就是这样,一直都没有改变。为什么没有改?因为有的记者到我这儿来,说许老师你把邓稼先的照片用电脑抠下来,背景换了,换五星级的饭店,洋房、汽车、花园什么的,我说不行,邓稼先生前就是这样,你要弄就弄真的,所以我现在就把他生前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摆在这儿。原来家里还有手摇的和电动的计算机,我捐了一台给国家博物馆。我送你的那本书上有这个计算机的照片。后来有一次九院想办展览,想跟国家博物馆再借回来,根本借不回来了,博物馆的人说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另外,邓稼先的衣服有两套,我拿到洗衣店里洗干净弄好了,也捐了一套给他们。除此之外,他的什么东西都是原封不动的。”
 
  是啊,都是原来的。1958年开始搞核武器,1960年这个房子盖成。这个区域过去是一个水塘,把水给抽干了,盖了这么多栋楼,唐山地震的时候受到了损害后来又加固的,现在还保持原样。
 
  许鹿希说:“在五六十年代,这样的房子就是最好的了。
 
  “物质上的支持毕竟有限,精神上的支持是永久的。他虽然在西北,在大漠戈壁,我们也不能见面,我们相互交换的东西要通过别人才能收到,但是我们彼此还是牵挂着。这种牵挂有28年之久,我们都做到了。虽然思念是苦涩的,但是这种相互牵挂,让我们心里又觉得非常好。他也用不着说太多话,写什么信,那时也不能写信,他就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我。虽然他在大西北,离得远,但是我感觉到他的支持了,而我对他的支持,他也体会到了。”
 
  ——有人说,女人的性格是多面的,您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最可爱呢?
 
  “我喜欢居里夫人那样的,非常深沉大度。”
 
  ——您用一句话概括,她是什么样的女性?
 
  “我觉得她是崇高的、令人敬佩的,她自己有一个目标,她为了这个目标一切都不顾。”
 
  我对许鹿希的回答不太满意。我说:我始终认为您的思想境界已经非常高了,从女人的角度来理解,你觉得居里夫人可爱的一点在什么地方?
 
  “居里夫人自己是波兰人,后来入了法国籍,可是她永远没有忘记苦难的波兰,你说她是爱国者也好,说她是科学家也好,她的精神境界是为人类一定要干出事业来的,而她就干出来了。”
 
  ——您说她还是一个女强人?
 
  我注意到,许鹿希在听到我的这句话时,先是愣了一下,马上又接着说:“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女强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可爱的女人。有一种女强人是家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就去奔她的公司和事业,居里夫人不是这样的,居里先生活着的时候,她对居里先生照顾得非常好,对自己的孩子也是教育得非常好。”
 
  ——见过您的人说您身上有居里夫人的影子。
 
  许鹿希谦虚地笑着说:“离她太远了,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我们非常敬佩她,我很小的时候看了《居里夫人传》,终生难忘。可惜现在我们很少说这些。”
 
  这是一个让许鹿希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才能准确地提出。又是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依然坐在她家的沙发上。老人在我的对面,和往常一样,我问她答。经过多次的采访,我们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一天我发现许鹿希的精神特别好,和她聊了一会儿别的话题之后,我问:“邓稼先到大西北参与研制原子弹,一走就是28年,其中你们聚少离多,就没有夫妻生活了,而那时候您只有30岁,邓稼先也只有34岁,可是人有七情六欲呀?”
 
  对我的提问,许鹿希没有我想的那样不愿回答。她稍微沉默片刻说:“那要看值不值了。你想想,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的国家饱受欺辱,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正是建国初期,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们刚刚翻身得解放,人们不用号召,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干劲,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来。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富裕,人们的感情简单淳朴,一心只想着怎么才能早日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得强大起来。
 
  所以,邓稼先一走就是20多年,我没有怨言,因为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解放前在重庆,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开着飞机轰炸我们的家园,多少个好端端的家庭被炸毁,我的家也一样被炸毁了,父母领着我和弟弟找地方躲避敌人的飞机,而我们的国家却没有还手之力,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那个时候,谁还在想夫妻生活,都在逃命!所以我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谈别的。为了工作,许多事情不能够面面都考虑到。再说,他们单位很多人都像我们这样。
 
  当然,也有夫妻两个都在这个单位的,像我们这样完全不在一个单位的,有的人后来也调过去了。他们也曾经说过,如果可以的话,搞医务工作的也可以调到他们的单位做保健大夫什么的。”
 
  ——您怎么没去呢?
 
  “因为那边没有我这一行,我到那边可以去做门诊大夫,可以做一般的保健医生,可是做不了我后来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研究神经细胞里的化学物质,这个在他们单位没有。怎么说呢,有所得就有所失,一定得要这样。在这个事情上不能考虑全了,他们单位有很多人都是夫妻分居的,当然也有探亲假。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邓稼先好像一次都没休过,因为他太忙了。
 
  “咱们现在说起来很简单,原子弹搞完搞氢弹,氢弹搞完就搞中子弹,我们说的这几步,实际上做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绞尽脑汁,穷其一生才能做成。和我们这样类似的家属都想通了,知道这是为国家,要为自己的爱人保证一个很稳固的后方。当然,也有的家属受不了寂寞,跟别人好了,丈夫回来以后,家里也没人了,散了架子了。”
 
  ——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是啊,家里不稳固,后院起火的话,他在前方根本就不能专心去干工作了,他根本就受不了。所以,我们老一辈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在这样寂寞的生活中度过的,因为受过日本人的欺负,不管怎么样,非得给国家把这个事干出来。”
 
  停顿片刻,许鹿希继续说:
 
  “有很多咱们的开国元勋结婚都很晚。从生理上来说,也会有些要求的,可是他们为了打仗、为了解放战争事业,他们也是很晚才组织家庭,所以有很多先例的,我们这个家庭还算很不错了。有些东西必须牺牲,值得不值得?也许有些人觉得,我的家庭很幸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可我们这一批人就总觉得那是天经地义,无怨无悔的事情。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王淦昌的夫人也是,王淦昌到哪儿去她也都不知道,她心甘情愿的等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
 
  特定的年代,形成了对人生特定的理解和追求。邓稼先、许鹿希那一批知识分子,为了理想,为了国家的和平安全,牺牲、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还有无数的革命先烈、社会的推动者,不畏艰险,前赴后继才把侵略者赶出了我们的家园,使我们国家摆脱了苦海。这些人在这样的历练中,把人本性的东西升华了。但是,这样的人生今天看来,除了令人敬佩之外,也很令人心痛。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缺损,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在那样的年代,他们选择这样的人生,是为了更多的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许鹿希说:“我对爱情、婚姻一直有着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幸福在你自己怎么想。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在等待我们做出选择。选择爱人时,什么最重要?关键是他靠得住,能同舟共济,让你有踏实的感觉。在选择之后,就要尊重自己的选择,坚持下去。我跟邓稼先20多年聚少离多,彼此都靠得住,能忍受苦难。所以,他回来时虽然已经得了重病,但是我们的婚姻经受住了考验,我们是幸福的。”
 
  邓稼先离家28年,28年间,他们少有的几次见面也是来去匆匆。邓稼先的钱用来给他身边的年轻人贴补生活,而许鹿希一边教书,一边用自己的钱帮助远在大西北隐姓埋名搞核试验的邓稼先。在对邓稼先的行踪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她还要帮助他。邓稼先也用可以做到的方式,支持着自己的爱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和事,许多人不相信,甚至过了多少年之后,人们还惊讶于他们奇异的相爱以及高浓度的情感内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到的是他们虽然不能长相厮守,却能情谊深重的一段美丽的“爱情永恒启示录”。
 
 
 
第十章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谈到核武器发展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摸索氢弹理论的设计方案。
 
  1965年,中央、国务院为了加强一线的科研力量,把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也调到九院理论部来工作。1965年1月,于敏调入九院理论部时,邓稼先和理论部几位副主任,已经带出了一支政治素质好、顾全大局、甘当无名英雄、能打硬仗、团结战斗的科研队伍。邓稼先是这支队伍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同时又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普通战士。他谦虚、真诚,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博采众长,及时地把握科研方向。他始终深入第一线,与其他科研人员同甘共苦。 
 
  在研究氢弹的那段日子里,一切都从零开始。周总理曾经很体谅地对邓稼先说:“两种不同的爆炸方式,一个裂变,一个聚变,也就是说,一个是打碎,而另一个却是合并。两个根本不同的公式,偏偏要由你们一支理论队伍来搞,真是难为你们了。”
 
  也就在这时,二机部向中央专委提出,力争在1968年开始进行氢弹装置的试验,然后再尽快地解决上导弹的氢弹。二机部领导说:“搞氢弹,先采取一切办法,加大个头,多加材料,暴露轻核反应的规律。”“美国经过6次核爆炸试验才突破氢弹技术。我们不一定试验这么多次,但总得要试几次。”中央专委同意后,九院理论部的科学家们提出来搞“1100”(氢弹自重1吨,爆炸威力相当于100万吨炸药,叫做1100),即搞设计先进的上导弹头的氢弹。
 
  经过会议讨论,研究人员认识到,要改变过去想一下子把聚变的份额提高很多的做法,脚踏实地分阶段前进。修改后的大纲提出:今后理论工作应在原理、材料、结构和计算方法等方面进行艰苦的研究与探索,并结合我国实际条件,正确地设计实验,加强与实验的紧密结合,以获得第一性的资料。
 
  要达到“1100”这一目标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继续探索氢弹原理的同时,先做几次大威力加强型核弹试验,即重量可以放宽,先设计轰-6飞机能携带的威力在100万吨TNT当量的核炸弹。通过这几次试验,也可能发现一些还没有认识的东西。从哲学上讲,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实践是第一性的,量变会引起质变。第二步再设计“1100”能装到导弹头的氢弹。
 
  这次规划修订会除对这几次大威力试验进行了部署外,还确定要通过讲课来提高大家的知识水平,以弥补现有知识的不足,进而去发现和解决在理论工作中可能存在的还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会后不久,邓稼先、周光召、于敏三人分别在相关的研究室讲了“等离子体物理”课程,听众甚多,出现了等离子体物理热。
 
  中央专委和二机部在1965年秋要求九院理论部尽快交出一个威力尽可能接近100万吨TNT当量、轰-6投弹飞机能够携带的核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在那些紧张又艰难的日子里,在多种可能的设计氢弹的办法中,邓稼先以他的敏锐和智慧,选择确定了一条正确的技术途径,又经过充分论证,形成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在此期间,邓稼先带领一班人,始终重视发扬学术民主,反复讨论,充分论证,精心选择最佳的技术方案。这个氢弹技术途径大讨论,不只是在九院理论部,而且在全院广大科技人员中都在进行。他们分解课题,多方探索。提出设想,辩论,又提出新的设想,又辩论,无数次反复,他们努力寻找最好的方案。在大讨论中提出的各种设想,经过科学家分析处理,取其合理的内涵,并且巧妙联结,在关键的环节上再做补充,逐步形成了氢弹物理过程的雏形。
 
  这样,在邓稼先领导下,理论部归纳出3个初步方案。由3位副主任带队,分别用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进行运算。
 
  理论部主任会议决定,部分人力在北京利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119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进行探索。另外,由于敏副主任率领13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继续探索突破氢弹的途径。邓稼先和科研人员考虑到我国空军轰-6飞机最大载重量和机舱体积的限制,既要让飞机能带得动,又要尽可能加大尺寸,多装核材料,总威力要达到100万吨TNT当量。
 
  去上海出差的人员要在国庆节前赶到上海,以便利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国庆节假日期间空出的全部机时,集中突击。于敏带领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共50多人,于9月底前赴上海。
 
  1965年11月下旬,电话用暗语打到北京,那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为了保密,他们使用的是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暗语,暗指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有了一线曙光。
 
  担任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带了一些人,第二天就飞至上海。一到嘉定,邓稼先立即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在计算机房分析计算结果,详细讨论技术问题,完成从材料、构型和原理都较完整的理论方案设想。他和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兴奋,欢欣鼓舞。
 
  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除于敏以外,几乎每人的月工资不是46元,就是56元,个别人是62元。于敏是副研究员,月工资180元左右,但他的家庭负担较重,经济上不太宽裕。邓稼先若不在场,通常是于敏请客,如邓稼先在场,则必定是邓稼先请客。那时,九院理论部上下关系融洽,部、室主任都很平易近人,普通科研人员从不叫他们的官衔,一律以“老邓”“老于”“老周”“老黄”等等相称。邓稼先是三级教授,工资略高一些,月工资204元,无家庭负担,乐意请客,大家都亲切地把他当成“财神爷”。这次大家一见到老邓来了,都欢呼雀跃,要他请客。晚上,邓稼先在一家餐馆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邓稼先原打算只在上海停留3天,以便赴青海221基地参加12月10日前后召开的九院科研、生产两年规划会议,研究确定1966年至1967年的工作任务。现在他决定在嘉定多留几天。当他听说优化设计中有的模型威力可以达到83万吨TNT当量时,他要求再加大。科研人员马上设计了一个威力更大的模型,并上计算机计算,结果很好。
 
  大家回到北京后,详细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进展和氢弹方案。邓稼先组织理论部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这个设想方案进行了反复讨论和推敲,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大家补充了一些非常好的重要改进意见,不但提高了核材料的利用率,而且克服了爆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使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臻于完善。
 
  这个氢弹理论设计方案的基本点是:把热核装料(氘化物)加热到极高温度,使它发生聚变反应,在瞬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发生聚变反应的先决条件是高温、高密度。在地球上的任何实验室都达不到的极高温度和极高密度,这个条件要由原子弹爆炸来创造。因而,每一个氢弹包含有“初级”和“次级”两个部分。
 
  原子弹爆炸装置,称为“初级部分”,又称为引爆弹。氢弹主体部分,称为“次级”或氢弹主体。高威力氢弹爆炸时释放的巨大能量,可相当于几百万吨或几千万吨炸药的威力,主要来源于氢弹主体部分。
 
  从以上较详细的文字叙述里可以看出,氢弹理论设计方案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上百位的科研人员前后历时数年时间殚精竭虑的探索和研究工作的结果,说到这些时,许鹿希总会强调,这是集体的智慧。
 
  在采访许鹿希时,她说到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我发现她在核物理方面的知识也很多。
 
  我问她,您是学医的,怎么这方面知识这么丰富?
 
  她说:“一个人为了执著追求的事业,28年隐姓埋名,除了对这项事业热爱是坚实的基础以外,一定还有它奇妙的方面。所以,我很想知道邓稼先研究的领域有多么神秘。”
 
  也就是因为放不下的情感,许鹿希在邓稼先逝世以后就开始学习相关的物理知识。这一学习是真正从零开始。学习无捷径,唯有用心而已。为了了解邓稼先曾经的工作,许鹿希的探询之路走得步步用心。
 
  这是一次特别的采访,许鹿希虽然还是缓缓说来,但是看得出,她曾经是多么认真地研究过原子弹和氢弹。
 
  我们交谈的内容很快就转到原子弹和氢弹的区别上了。
 
  她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我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不同:“氢弹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就行了。
 
  “从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来看,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作核裂变。而氢弹却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放出巨大的能量,叫作核聚变。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也就是说,一个是打碎而一个是合并,所以制造原子弹和制造氢弹是根本不同的。
 
  “从基本结构来看,氢原子核只有一个质子,带正电,核外只有一个电子,带负电。氘(dāo)是氢的同位素,不同点是其原子核内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因此比氢重两倍,氚(chuān)也是氢的同位素,但它的原子核里有一个质子和两个中子,因此比氢重三倍。
 
  “氘和氚在一定条件下,如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可以产生核聚变,形成另一个元素氦,同时放出一个中子和巨大的能量来。这个一定的条件是什么呢?人们抬头就见到天上的太阳,太阳为什么那么热、那么亮?就是因为核聚变反应的结果。
 
  “可是在我们的地球上,怎样才能有像太阳那般高温的大火球来使氘核、氚核聚变成一个核呢?有,就是原子弹。在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所产生的高温,足以达到这个条件。
 
  “打个通俗的比方,点燃香烟要用火柴,点燃氢弹要用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来,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许鹿希在给我讲核聚变、核裂变的这些专业用语的时候是那样地耐心,并不时地停下来问我:“你听懂了吗?”
 
  我们知道国家没有原子弹、氢弹是不行的,特别是我们搞氢弹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神秘的九院也没有幸免。
 
  一次,邓稼先从基地回到九院。他从楼道里的大字报上得知院里群众已分成两派。他想,大家放着正事不干,整天在打派仗,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啊,但怎样使两派拧成一股绳呢?想来想去,他觉得“文革问题”还是要用“文革办法”来解决。
 
  他在走廊对正在贴大字报的一派说:“你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个重要消息要发布。”另一派得到风声后,很快推开邓稼先办公室的门也冲了进来。邓稼先说:“你们来得正好,我原先就准备召集你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份重要材料的,只是因为你们坐不到一块,所以就决定分开看。这下大家都在,就请哪位外语好的同志给念念吧!”
 
  这是一篇法国准备在1967年底爆炸氢弹的材料。念完后室内静极了。邓稼先开口说:“你们都知道,如果法国人成功了,他们就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如果我们赶不上他们,可就是当老五了!所以我心里急得没办法,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吧。咱们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法国啊!”两派群众当即都喊起“要赶上法国,超过法国”的口号。这时,邓稼先高兴极了,说道:“既然咱们都想到一起了,就团结一致,还像以前那样,抓紧完成我们的科研课题,你们意见怎样?”“好!”两派当场达成一致。“赶在法国人之前”这句口号很快传遍了九院。于是,两派重新坐到一块,开始部分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
 
  真是景象奇特,在高音喇叭里相互骂了一整天的两派,到了计算机房,竟能心平气和地一起做研究、搞测算、判读数据。
 
  邓稼先的同事曾经对许鹿希说,邓稼先那时工作紧张得连轴转。晚上,他们大多是在机房地板上和衣而睡,有时通宵不眠。后来,在1986年邓稼先住院时许鹿希也问过他,那么重的压力,你怎么还能坚持下去?邓稼先回答:“中国受屈辱的日子没有忘记,压力大也要坚持。”不过,在他的梦里,会时常出现两个画面:一个是看见了升腾着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的蘑菇云景象,再一个就是妻子和儿女们欢笑的景象。
 
  说到这儿,许鹿希苦笑着说:“我和邓稼先真是太像了。我太想念他的时候,也经常在梦里看见他骑着自行车和孩子们去郊游的景象。梦见和他一起唱那首50年代的歌谣‘虫儿飞’:
 
  黑黑的天空低垂 ,亮亮的繁星相随 。
 
  虫儿飞虫儿飞 ,你在思念谁 。
 
  天上的星星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
 
  冷风吹冷风吹 ,只要有你陪。
 
  虫儿飞花儿睡 ,一双又一对才美 。
 
  不怕天黑只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
 
  也不管东南西北,虫儿飞。
 
  “虫儿飞”这首歌谣是词作者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创作的,大意是用天地万物来表现对与自己爱人重逢的期盼,讲述的是对一个人的思念。
 
  我多次地默读过这首歌谣,我想这首歌谣表达许鹿希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200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半岛咖啡厅,我跟“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顾问、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面对面地坐着。
 
  这是一位参加了原子弹、氢弹领导工作,有着儒雅风度的前辈。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我们喝着咖啡,听他回忆核工业的发展历程,是那样地让人不能平静。说到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李鹰翔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跟原子弹相比,氢弹绝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是原理的突破。”
 
  但是中国人还是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就提出要求: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核爆炸试验。而中国科学家却出人意料地将这一时间提前了。
 
  1967年6月17日,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代号639的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因为是由飞机空投氢弹,所以首先要考虑天气是否适宜飞机飞行,另外高原风沙天气多,也不能因为风沙影响了投弹的视野。当时的气象设备虽说比不上现在的,但它还是能精确地推算出哪一天的天气最适宜”。
 
  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天,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时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
 
  李鹰翔说:“因为爆炸威力非常大,飞机投下氢弹后需要立即飞离该区域,否则有被氢弹的巨大冲击波损坏的危险。可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怎么回事?”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问。空军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过了20分钟,空投氢弹的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降落伞带着氢弹飘向预定爆心,在空中,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是一颗太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她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的时间差距比世界上其他核大国要短得多。
 
  多年之后,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飞行员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少的这一个动作就是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
 
  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火球升腾在罗布泊的上空,这颗高挂在天空的金红色大火球使离爆心点400米处的钢板融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成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这个大火球跃入了站在很远很远的维吾尔族百姓的眼帘。维吾尔老人说:“不得了了!新疆出了两个太阳!”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
 
  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
 
  苏联是6年零3个月;
 
  法国是8年零6个月;
 
  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消息传出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大发脾气,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法国研制氢弹的主要科学家都叫到他的爱丽舍宫问:“你们怎么赶到中国后头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出中国这么快研制出氢弹的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
 
  李鹰翔说:“首先有中央决策者的指示,毛主席特别要求‘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另外有一点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真是聪明。虽然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不强,但中国科学家的头脑却毫不逊色。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1967年时,邓稼先43岁;朱光亚43岁;于敏41岁。这些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这些科学家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界的领导人才。”
 
  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后,邓稼先进京汇报工作,终于见到了魂牵梦绕的妻子。然而,妻子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显得清瘦而疲倦。许鹿希见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突然出现在面前,她自己也不知说什么好。好一会儿,才赶紧去给丈夫倒水喝。邓稼先则在每个屋里东看看,西看看。他还没有向妻子仔细询问,电话又响了。邓稼先对依依不舍的妻子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就随警卫员又走了。许鹿希含着眼泪追出门,追到楼下,邓稼先停住脚步,用安慰的口气说:“你自己要多保重!”他强忍着酸楚,收回了儿女情长,很快回到了基地,回到了能让他潜心研究的事业中。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上)——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
  
  在这28年间,许鹿希与邓稼先也曾见过面,但都因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质太强了,而且当时纪律也非常严格,甚至许鹿希在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里,免得出事。所以,即使见面工作情况一点都不能聊,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
 
  许鹿希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以后,我们就知道了邓稼先是干什么的,但是也不敢说。邓稼先嘱咐我‘不要向别人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领导要问的话,你就说做保密工作’。”
 
  1961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屋里闷热得很,许鹿希领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刚走出楼门,她就注意到,有几个原来经常打招呼的人,这时却在一边看着她们娘儿仨窃窃私语。其实,许鹿希已经发现,这段时间每当她领着孩子出来时,就有人在指着她们说些什么。和往常一样,许鹿希看了那几个人一眼,拉着孩子正要走过去,却听有人叫“许老师”,许鹿希停住脚步回过身,一位近40岁的女人正笑着朝她走来。许鹿希觉得走过来的这人眼熟就是想不起她是谁。
 
  “许老师,孩子的爸爸好久没有看到了?”
 
  许鹿希对眼前这个人的提问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么那么久啊,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许鹿希笑着反问。
 
  “没事的,没事的。”说着,问话人快速地走了。许鹿希看着问话人远去的背影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
 
  这个时候,一直听话、从不打听邓稼先下落的两个孩子却摇晃着她的手问:“妈妈,我爸爸呢?”听着孩子的问话,许鹿希内心涌上一种难言的苦衷。邓稼先隐姓埋名在大西北研制原子弹,这边不明真相的人还在猜忌他。一些熟悉她的朋友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很久都是看到许鹿希一个人忙忙碌碌地和孩子在一起。原来人们看到的亲密快乐的四口之家,如今缺了一位男主人。那时她33岁。许鹿希说:“其实,遇到这样的事儿心情是不好受,但是想想,日子也还能平稳地过下去。”
 
  许鹿希的许多朋友和单位的领导知道她丈夫是干什么的,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
 
  28年后,邓稼先走了,走得太急。对许鹿希来说,有许多谜没有解开。邓稼先去世后的23年中,许鹿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采访了100多人,写出了《邓稼先传》。
 
  她伤感地对我说:“我为什么用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来写他的传记,因为我一定要弄清楚,28年他都做了哪些事?由于劳累和辐射,他那么早就离开人世,我要把他该留下而没有留下的东西写出来。我们从结婚那一天就彼此托付。我对他理解,对他支持,可是我要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情。他生前没有跟我说他具体做什么,他不在了,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这一辈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困难的时候,有种力量,什么坎儿都能过去!”
 
  许鹿希说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其实做起来比较难,因为在她的一生中,理解和支持更多是单方面的。
 
  为了更多地了解邓稼先在28年间的工作和生活,许鹿希在老迈之年踏上了艰难的采访之路。春夏秋冬,不曾停止。从她的采访中我们回首那已经久远的往事,再听那难忘的故事。
 
  虽然是建国初期,但是那时候的中科院也是人才济济。有一个问题始终在许鹿希的脑海中萦绕,为什么选调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
 
  邓稼先去世后的1988年9月20日,许鹿希与钱三强通电话时,曾问及当时为何选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钱三强说,当时有如下几点考虑:“此人要专业对口,核物理专业,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苏联专家相处;曾出国留学,了解海外情况,会与洋人打交道,懂英文,也要懂俄文;政治条件好,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他来原子能所之后,曾担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推荐他时说,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就这样,有关领导最终选定了“娃娃博士”邓稼先。“娃娃博士”源自吴有训、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他的称呼。1950年,年仅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我在采访许鹿希的时间里,曾经多次听到许鹿希对钱三强先生的赞誉。
 
  我想,这的确是位不平凡的女性。因为钱三强先生的推荐,就让这个刚刚30岁的女性从此与自己的丈夫分别那么久,这其中的难处,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问许鹿希:提到钱三强先生,您的感情是否非常复杂?
 
  许鹿希说:“非常感谢他,感谢他选择了邓稼先。只有这样,邓稼先才能实现他的报国之志。”
 
  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小时候,钱秉穹家住北京琉璃厂,在父亲钱玄同任教的孔德学校就读。钱玄同是“五四”反帝、爱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由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当时在北京很有名气,最早实行10年一贯制教育。在学校学习期间钱秉穹体格健壮,被送外号“三强”。后来“三强”这个名字被他的父亲钱玄同知道了,他突发奇想:既然我们提倡新文化,反对复古,主张中国文字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为何在为孩子起名的问题上看重形式?于是,钱玄同当即决定,给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
 
  钱三强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他考取了清华物理系。看到自己儿子的成长,高兴之余,钱玄同专门为儿子题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他解释说,一来希望钱三强能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来希望他能在学习上不断进步,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这幅字钱三强走哪儿带哪儿,相伴了他整整60年。
 
  在现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钱三强的名字是非常响亮的。他以执著求索的一生,成为中华民族的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并以自己的智慧为党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先生是第二代居里即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约里奥·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也就是这一年,法国科学院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35岁的钱三强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南京方面就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1949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请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钱三强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我国核力量后,钱三强又成为规划的制订人。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
 
  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钱三强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1958年,钱三强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邓稼先就是他推荐到研制核武器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在钱三强先生的推荐下,邓稼先被调往二机部九所,担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来的九院),研究所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那么,邓稼先便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就任九所理论部主任后,邓稼先带领着他挑选来的一批大学生,白手起家,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在北京郊外平地而起。
 
  不久,核武器研究所迁到了荒僻的青海省北藏族自治州和新疆的大戈壁。再后来,壮大的核武器研究院又迁往四川一个更为隐秘的地方。其间,一些人中途退却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家庭不能团聚,不许与亲友通信,也没有生活乐趣”。许鹿希跟我谈到这里时,我们彼此都很沉默。
 
  那个时候,邓稼先他们办公的地方虽然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窝。紧接着,就开始准备相关的俄文资料和容纳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后因苏联毁约,教学模型没有运来,这个大厅后来成了车库。苏联专家撤走后,曾留下一个核爆炸时的参数。邓稼先和周光召他们一道,通过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一道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评价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28年间邓稼先回来过几次,主要是跟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汇报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情况。他那几次回来许鹿希虽然没有更多地和他在一起,但还是见了面的。许鹿希说:“那几次见面也叫人难忘。他去向总理汇报,我就在家等他。”
 
  说起周恩来总理,许鹿希说邓稼先曾经给她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次核试验前,邓稼先去向周总理汇报。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有点儿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儿哆嗦。周总理笑了,他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松了。
 
  因为总理都是晚上听汇报、办公,邓稼先晚上9点钟从家里开车到中南海西花厅,汇报到晚上12点的时候,总理那儿有夜宵,一般都是吃两个水煮的荷包蛋,还有四个小包子,然后再继续汇报。邓稼先他们汇报得很详细,要把整个的设计过程和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制造过程中间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要突出,都要向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听得非常仔细,因为总理办公的桌子不够大,他们讨论时就把设计图纸铺在地上,总理蹲着仔细研究图纸,邓稼先他们也蹲着,差不多天亮以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才回来。
 
  ——您还记得28年间邓稼先这样向总理汇报的情况有几次吗?
 
  共有五六次吧。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主攻“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有与周总理在一起的难忘故事。他们对周总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难以尽述。他们之所以千百次地从心里呼喊“周总理”,不仅仅因为周总理珍爱科学家超过珍爱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呕心沥血致力于“两弹一星”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实现国家的富强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我在翻看许鹿希和邓稼先的资料时,看到张爱萍将军1988年4月8日给许鹿希的亲笔信,探讨的是有关核武器的事,我感到奇怪,就好奇地向许鹿希询问:张将军为什么跟您探讨核武器的事?
 
  许鹿希听我问这个问题,解释说:“我向他询问在60年代中国知不知道美苏要联手炸我们的核武器基地?”
 
  ——在1988年的时候,张爱萍将军给您写了一封信是吗?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信上最主要的就是要核实一个事情:在1964年10月16号报出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就是在这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在1964年9月,美国的卫星在我们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老转悠,一天到晚地转。邓稼先有病住院时我曾经问过他,问他是不是有卫星在基地转悠,他说是有。他们在那儿都看得见的。
 
  “后来我从美国解密的文件上才知道,就是在1964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已经探测出来中国马上就要爆炸原子弹了,那时候美国的总统是约翰逊。约翰逊总统派人去找苏联驻美国的多波雷宁大使,跟多波雷宁说,你去联系,我们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做外科手术,把中国整个的新疆核武器基地给炸掉。结果当时赫鲁晓夫说了一句‘没有我们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干不出原子弹来,你们放心’。就这样,他没炸,我们就成功了。我就给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信,我问张将军,我们中国知不知道美苏要联手轰炸?”
 
  ——您当时咨询他这个事,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
 
  “咨询这个事的时候,是因为好奇,觉得这个工作一定很有吸引力,要不怎么让那么多的外国人注意呢?另外还想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到底人家卫星在我们天上能看见什么东西,有人说,在那上面看得可清楚了,能分辨到巴掌大,就是说底下是一个烫头发的女人还是一个梳分头的男人,都看得很清楚。当然,现在的卫星分辨率就更厉害了。”
 
  ——您就是为这个问张爱萍将军?
 
  “对,我把那个解密的英文材料翻成中文,寄给了张爱萍将军。我说人家解密的材料是这样的情况,说明在1964年9月的时候,美苏要联手用导弹炸掉我们新疆罗布泊等处的核武器基地,我们中国当时知不知道这事。知道的话是怎样对付的?张爱萍将军就回我那封信,而且同意我在《邓稼先传》里把我们的通信刊印出来。这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光是用铅字印下来的话,人家可能会不相信,我有张爱萍将军亲笔回信的手迹,信上说明,中国当时知道,周总理当时也知道,而且有两个对付的方案。一个是拆掉,一个是赶快弄出来,即使要炸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你可以看这个信上写得很清楚。”
 
  ——您跟张将军来核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包括在您采访那100个人里?
 
  “对,我给张将军写信,也到张将军家里去过。他就住在地安门靠近什刹海的边上,现在他们家还住在那儿。”
 
  张将军1988年4月8日给许鹿希的信:
 
  鹿希同志:
 
  来函所询之事,简告如下:记得是1962年-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当时中央研究对策时,有两种意见: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意见(是直接主管者们)是加速兰州厂建设(当时快建成了),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同时在西南择地另建一扩散厂,力争美未破坏前能拿到手铀235,到那时即使炸毁了,我已得到足够的核燃料。同时,如敌先在我生产燃料前炸毁,我还有新建厂可再生产,只不过延缓我试验时间而已。中央采取了后一意见。以后肯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坏的消息。至于美是否与苏合谋过,我不得而知。其次,在兰州和221尽可能加强防空力量。同时,试验场区则采取大分散基区布置,而核装置要到临试验前而不过早运至试验场区,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主要核装置)。
 
  在1964年八九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常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直到试验的现场一切情况,都是如此。这是一开始研制和试验前总理规定的。总理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亲自直接主持研制与试验工作的,我们的一切事,都是直接报告总理的。这一点,你的记忆是对的。谨此简告,如还有其他问题,请直接来信,不必客气。
 
  张爱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在许鹿希讲的故事中,这个故事叫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国在戈壁滩上的一次空投核弹过程中,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出现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核弹本来应该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可是核弹却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虽然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核弹哪里去了?它还可能炸吗?是不是在预定范围内炸?或者已摔碎了,不会再炸?那核弹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个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就多次说过,降落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保证降落伞能打开。可是恰巧就这一次,没有打开。
 
  许鹿希说:“因为我在1987年仔细问了当时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所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兰有一个机场,飞机是从马兰飞上去的。这个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飞机飞得非常高。因为那个核弹不能扔在马兰,马兰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没有人住的罗布泊,扔到罗布泊的天上,在罗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后当时算好了蘑菇云应该在哪儿,蘑菇云应该往哪儿飘,要对我们国内没有任何害处。
 
  这里唯一保密的就是飞机的高度到现在还不能说。
 
  飞机扔核弹,那个核弹必须得挂着降落伞飘,要是不挂降落伞的话,一扔出来核弹就爆炸,飞机就完蛋了,所以必须得算好降落伞怎么飘,风向是多少,飘到一个爆心再爆。
 
  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很多人不理解,说降落伞怎么还打不开?普通人用的降落伞是好打开的。核弹是一吨重,你算算,比平常那个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号的降落伞展览过,很大的,从这头到那头,巨大展厅的楼顶整个都是。1979年用的那么一个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可是这次的核弹,是邓稼先签的字。邓稼先签字就表明说向国家保证这个弹是成功的,所以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陪他一块去的就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他们俩一块坐上吉普车去找。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说‘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这位基地的领导叫陈彬,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钚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被辐射’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这一切,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坐在车上,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
 
  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弹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爆炸的话,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画面是吧,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干这么一下,对不对?
 
  戈壁滩上不是沙漠,戈壁滩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么大,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块,吉普车就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那天他和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门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乱跑。他终于找到了,因为这是他们制造的,他认得。
 
  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镇静地说‘到了,停车’,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赵敬璞副部长坚决要跟他一起过去,邓稼先就呵斥赵敬璞副部长,他当时也顾不上礼貌了,他说‘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没用’。邓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边儿,他自己却进去了。
 
  他独自向里面走去。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许鹿希说:“赵敬璞副部长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是整个弹都摔碎了。”
 
  听到这里我问,他知道很危险,也阻拦别人进去,自己为什么不注意呢?
 
  许鹿希说:“那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
 
  说到这儿,许鹿希轻轻擦了擦流出的泪水继续说:“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走去。
 
  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
 
  许鹿希说:“那是邓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了。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给你。我跟我儿子去的,我去他们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生前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这个照片你应该有’。我把那张照片复制以后,把原件还给他了。”
 
  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
 
  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
 
  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那是一次当时在内部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队的领导都在现场等着观看。据说,试验场地摆上了许多试验品:坦克、铁架、活着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数三二一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爆心地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核弹哪儿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滩上来回找,防化兵不认识,因为这个核弹不是整个摔下来的,而是弹已经摔碎了。核心装置为什么邓稼先去找呢?雷管、外壳不能作数,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表示没有在我们中国国土上放一个核弹,那全体老百姓平安无事,最关键是这个。所以邓稼先自己要去找。
 
  许鹿希说:“邓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着明天找,明天找不着后天找,反正总有一天会找着。
 
  但是邓稼先就想找到以后亲眼判断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核反应,等于在中国本土上放了一颗核弹,可了不得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马上就得撤退,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邓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惨。
 
  这些事是赵副部长在邓稼先去世后告诉我的,还给了我那张照片。他还说,在回去的车上,邓稼先向他解释‘你们知道放射钚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吗?200年后还剩一半’。”
 
  那个时候,三机部说二机部九院的臭弹,二机部说你们三机部的伞不好,邓稼先一看降落伞摔在那儿,根本没有打开,这个事情今天说起来没有问题,不泄密,因为这个事情在1989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是邓小平亲笔提的《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
 
  许鹿希说:“书出来了,我们再说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算泄密,过去不许讲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许说,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中国一共是45次核试验。”
 
  其实,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试验,责任心和纯朴的本质使他不愿经常呆在办公室里指挥,而是经常出入车间及场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大量放射性辐射,干这一行的都管这叫“吃剂量”。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吃剂量”,接触放射物质。有一次他们打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原有的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强劲的辐射, 邓稼先又是首当其冲地超限度地“吃剂量”!
 
 
 
第十五章 天上人间情未了
  
  许鹿希经过几年的努力,采访了100多人。每当她采访不方便时,就让孩子跟她一起去。采访的过程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有时候跟人家约好了采访的时间,可是到那儿以后不是临时取消就是要再耐心地等很久。春夏秋冬,即便许鹿希愿意,可是孩子们未必能这样坚持下去。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他们现在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
 
  孩子们陪着母亲去采访,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母亲再失望,但是时间长了也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那是1988年7月的一个夏日,又快到了邓稼先逝世的忌日。那天,许鹿希的儿子又陪着她出去采访一位熟人,那天的气温特别高,人在家里坐着还嫌热呢,更别说出去挤公共汽车了。许鹿希和儿子刚刚走到院子里,就看到一位曾经和邓稼先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的儿子坐着自己父亲的车从他们身边缓缓驶过。看到这一切,孩子的情绪上来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别人谁会理解?看看人家,全家团圆,房子、汽车和名声哪一样都不少。”那一次的采访孩子还是陪她去了,但是孩子的话却在她的心中掀起了涟漪。
 
  那天回来后,许鹿希迷惘的目光始终在屋内邓稼先的塑像前盘桓。许多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又一幕幕地出现。邓稼先活着的时候,由于工作纪律的要求,他们没有通过一封信,但那是有希望的等候。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在心里千遍万遍地给他写过信,有怀念的衷肠,有劳累的诉说。她看着日历,又快到邓稼先的忌日了。他们夫妻因工作28年聚少离多,28年之后邓稼先又很快地离开了人世。她常常想,邓稼先是否知道她一个人有多苦!是否知道孩子们有多想他!难道就因为说过“我支持你”,就因为那至死不渝的爱?
 
  那一天,从黄昏她就那么坐着,一直到天上的月亮开始移动。
 
  月亮代表他的心,也代表她的心。她知道邓稼先是个快乐的人,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她这么忧伤。
 
  为了尽量驱散弥漫在心底的忧伤,许鹿希拉开“一头沉”写字台的抽屉,把一张光盘拿了出来。这是一张朋友帮助刻录的贝多芬的“欢乐颂”光盘。邓稼先喜欢听这首曲子,并且会用德文、英文、俄文演唱。现在许鹿希想借这会儿安静的时候,自己也再听一听这首世界名曲。在音乐的旋律中,她不知不觉进入了音乐的意境。她在心里说:“如果稼先在,我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忧愁了。”她仿佛又回到了和邓稼先一起欢乐的日子。
 
  说来也奇怪,在邓稼先离世的这些年里,他经常在许鹿希的梦中送来他亲切的嘱托。特别是那天晚上,许鹿希在梦中见到了邓稼先。她看见丈夫肩上背了个书包,手里拿着一本书,像是去工作,又像是去学习。邓稼先看到许鹿希后站住了,许鹿希问:“你上哪儿去?”
 
  邓稼先回答:“老地方。”
 
  “老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也去吧。”
 
  “你忘了,老地方就是保密。你们要保重啊!”
 
  说着他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急匆匆地走了。
 
  人生志业,心无杂念。丈夫的追求也就是她的追求。她的丈夫为了国家的平安,连命都搭进去了,活着的人吃点苦算什么呢?既然心已承诺,就应该坚持!
 
  但是,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是说说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对比太鲜明了。在邓稼先的同事中,很多人也是院士,很多人的学问也很高,而且是很熟很熟的,甚至住得很近。孩子们管那些人叫叔叔、伯伯,是很亲近的。可是孩子的父亲邓稼先却走了另外一条路,那么玩命地干,以至于自己的孩子很早就失去了父亲。
 
  可以想一下,如果制造完原子弹就换人的话,或许,他们的父亲和那些跟他们父亲一样实干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累,也不会接受那么多辐射的影响,他们的健康也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
 
  可是不干又怎么样呢?中国那个时候科学家不多,研究核武器的就更少。中国不能没有核武器,不能没有原子弹、氢弹,所以这一拨人还是从头练到底。
 
  许鹿希说,我理解邓稼先他们,但是,我也理解孩子们。他们的父辈承受的压力,孩子们不知道,没看见。看到的又是这边被他们叫叔叔、伯伯的长辈有房有车的这一面,看到他们的孩子比自己享受得多的一面,所以心理不平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是解放后出生的,没有见过洋人变成洋鬼子的情景,没有那种再也不受别人欺负的强烈愿望。所以,他们的情绪我理解,我不能责怪他们。孩子的工作要做,他们的情绪也要理解和引导。许鹿希这么说着,笑容中沁出一派清凉。
 
  是的,因为生也有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是无涯的。
 
  从1986年邓稼先去世到1992年期间,许鹿希用了5年的时间,写成了第一本传记《两弹元勋邓稼先》。书出版后,许鹿希把书寄给了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在1993年2月9日给许教授回信说:
 
  鹿希:
 
  稼先的传已看完,写得不是最好,但稼先事迹动人,仍是极好的书。
 
  可否请便中寄五册来美,十册去香港,我可以送朋友与图书馆(香港的,台湾的)。
 
  匆祝
 
  好
 
  振宁
 
  93年2月9日 於石溪
 
  收到这封信之后,许鹿希陷入沉思。杨振宁先生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他和邓稼先亲如兄弟,虽然他们也有数十年不在一起了,但还是了解邓稼先的为人、了解他对祖国的那份感情的。
 
  许鹿希记得,邓稼先住院期间,经常念叨和他曾经度过艰苦岁月的还在一线工作的同事们,经常念叨谁谁去世太早了,要不然一定会有大作为,谁谁身体不好,应该早点去检查身体。谁谁还年轻,性子不要太急,积累了经验就会出成果——那是一份放不下的思念啊!
 
  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国家的富强,甘愿吃苦奉献的精神如果不能写出来,或者写不好,就对不起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许鹿希再次拿起笔,决定重新写一本《邓稼先传》。
 
  许鹿希说,她又奋斗了6年,1998年6月再次出版了《邓稼先传》。这本《邓稼先传》是许鹿希带领他们的两个孩子共同完成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许鹿希说:“这次出版的《邓稼先传》,封面采用的是白底浅绿色环绕着邓稼先的像。这种设计象征着邓稼先的高洁和永生。书出版了以后寄给杨振宁先生,他看了以后就给我来了一个英文的电子邮件,现在我还压在这个玻璃板底下。这个英文的邮件,翻译过来就是‘鹿希,谢谢你的书,它是很好的研究作品,祝贺你!’”
 
  “《邓稼先传》再次出版后,得到了杨振宁先生的肯定。我知道他满意了,然后就寄了好多本给他,他外国的图书馆和朋友。这是一个6年。
 
  “前面用了6年初次写出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八万七千字,这次再用了6年出版的《邓稼先传》17万字,前后共用了12年。”
 
  两本传记用文字构成了许鹿希特殊的精神世界,也是她在即将进入70岁时又一次为国防事业的奉献。现在国内外许多图书馆都有《邓稼先传》。它将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参考史料。
 
  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永不满足的。《邓稼先传》是文字的集结,虽然这次的出版比较成功和顺利,但是,还是有朋友认为,这本书没有达到预想的期望,还不能完全展示邓稼先的精神世界。许鹿希自己也认为,如果再出一本《邓稼先图片传略》,书中配上邓稼先的一些经典照片就更好了。许鹿希说干就干,她不顾年迈,再次选择了挑战。
 
  布谷鸟一生只唱一首歌,那是在庄稼快播种的时候“布谷,布谷”的叫声。前面出版的《邓稼先传》是许鹿希带领孩子们努力的结果。从1998年到2003年,她又用了5年的时间, 2003年12月出版了《邓稼先图片传略》。
 
  《邓稼先图片传略》出版的意图是要把那些照片和邓稼先的一些重要手迹都印出来,免得以后遗失。这是一本比较直观地、形象地反映邓稼先生活的文字加图片的传略。
 
  《邓稼先图片传略》的外观颜色呈素净的米黄色,封面附有邓稼先双手比划原子弹的经典照片。封底若隐若现地印着中国男儿等字样。在这部《邓稼先图片传略》中,邓稼先的事业、爱情、友谊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特别是《邓稼先图片传略》中有两张九院在建立初期的计算工具——手摇计算器和电动计算器,令人非常感慨。
 
  这两张照片形象生动地告诉人们,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研制出来的。就像《邓稼先图片传略》中的题记说的那样:“1924年到1986年,一个短短的生命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似乎算不上什么,但这个对人类、对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的一生,却是值得我们追忆和展示的。”透过这本传略,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许鹿希的执著和追求完美的精神。
 
  ——您做这件事情特别地严谨。
 
  “ 我是像做科学实验、带研究生做科研一样,每件事情都有证据。”
 
  那是孤独而又漫长的日子。但是,每当许鹿希在邓稼先曾经用过的桌子上,整理和修改《邓稼先图片传略》的时候,她就仿佛感觉到邓稼先就在她的身边。不是吗,如果你想念一个人,那么他就活着。
 
  就是在这个5年里,许鹿希决定把邓稼先所有的已经或者能够公开发表的科学文章结集出版。她要把邓稼先从24岁到美国读研究生起,到62岁在病房里的最后一刻写下的文字为止,在科学领域里跋涉的文稿全部整理出来,展示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2008年12月30日的那次采访中,进门后她就让我看一本《邓稼先文集》,并说要把这本书送给我。当时我很感动地连忙接过这本书。许鹿希翻开书的前两页让我看,我有些惊讶地说:“全是英文?”许鹿希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而是指着页面上的英文说:“这是邓稼先的博士论文。”再往后翻看,更让我疑惑了,我说:“怎么是物理公式和数学公式呢?”许鹿希说:“对,这些都是不保密的,是当时邓稼先给刚刚调到核武器研制队伍中的年轻人编写的教材。”
 
  许鹿希停顿了一下,给我讲了出版《邓稼先文集》的过程。
 
  许鹿希说:“整理邓稼先的文集非常困难,很不容易找到他所有的材料。也就是说,出邓稼先的文集,就是把邓稼先所有不保密的文稿找出来,这让我费了很大劲。就说他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的博士论文吧,他是1950年8月20号拿到博士文凭的,过了9天,8月29号就坐轮船回中国了,所以他来不及把论文的全文带回来,带回来的只是文凭。因为要出这个文集,我就请杨振宁先生帮助,他有朋友在普渡大学,从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把42年前邓稼先的博士论文全文复印件寄给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在1992年4月28日邮寄给我女儿邓志典,她在保存一个备份之后,再寄给我,这篇论文才得以编入文集。你看,这文集中的博士论文是这样费劲搞来的,就这样,文集上的材料都是一点点找出来的。”
 
  在2002年的5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王宏金编审专程来京,和许鹿希一起审阅邓稼先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全部著作手稿,同时,在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后,邓稼先的博士论文全文(英文)首次印刷出版。
 
  ——您怎么想到出了传记后又出版学术性这么强的文集呢?
 
  许鹿希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文集整理出来。因为我相信邓稼先如果活着的话,他也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做起来的。
 
  “1958年,刚刚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时候,组织上让邓稼先从各个大学调了许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经审查批准,第一批调了28名大学生,后来称为‘28星宿’,成为研究所的第一批青年骨干。可是那些毕业生都是各行各业的,有学物理的,有学数学的,有学外文的,还有学建筑的,学工程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要把大家团结到一起设计原子弹,大家必须要有共同语言,都得懂呀,学外文的他肯定不懂物理,什么中子、什么高温高压、什么状态方程啦。要形成一个团队的话必须得培训。那时邓稼先就自己讲课,课的内容都是自己准备的,那些授课笔记的很多内容就是现在出版的文集中的内容,是不保密的。”
 
  说到学习,那个时候由于是刚刚开始组织人手研究原子弹,还没有离开北京,邓稼先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早点儿把业务知识熟悉起来。他希望大家在学习上能够抓紧,晚上劳动回去以后赶紧洗洗,吃点饭,坐下来学习。邓稼先也给这些年轻人做一些辅导,一般都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一次,邓稼先和年轻人又加班到很晚,由于邓稼先要回到北医的宿舍,得走一条原来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年轻人不放心邓稼先自己回去,要送他。他有一部旧自行车,年轻人送他的时候他就推着车子跟大家一起走。北医的家属院有个规定,晚上10点半以后就关门了。四周没有围墙,都用铁丝网围着,传达室有个老头看门,因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邓稼先就不好意思敲门打搅,大家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让他钻铁丝网。
 
  一个人拉着上面的铁丝,一个人拉着下面的铁丝,让他钻过去。他又高又胖,所以行动很不方便。只听到有衣服撕裂的声音,结果一看裤子刮了个口子。等他钻过去以后,大家又把自行车给他递过去。那天晚上,邓稼先刚进家门,裤子上的口子就被正在等候他的妻子许鹿希发现了。妻子那诧异的目光,让邓稼先无法开口解释。因为事先说好了,邓稼先的事情不能打听,所以许鹿希只好让他上床休息后,再给他把破了的裤子缝好。第二天,邓稼先穿着妻子缝好的裤子,歉意地笑笑,带着讲课稿又出门了。在北京,这样的日子大约有一年的时间。
 
  刚开始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李鹰翔说,“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中层技术骨干,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负责制造工作的技术工人,都可以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汇聚科学思想的火花。
 
  那个时候风气非常好,因为大家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就要听他的。邓稼先有一句话常常挂在口头:“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大学生还是专家,只要有道理就可以说服别人。有时候研究人员为了某个数据到底是对是错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候的邓稼先就能在争论中让大家冷静下来,细致地分析,他把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时候走在路上,他把人拉住,某某,你这个问题做得怎么样了?还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觉得领导同我们那么融洽,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要卖力,再不卖力就对不起他,他交代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做。
 
  我在查阅资料时特别注意到二机部的李觉副部长也在邓稼先主持的扫盲班上听过课。由于他经常在外地,就请邓稼先给他“开小灶”,进行“启蒙”教育,为他揭开神奇的原子世界的奥秘。许多核工业的老领导都是从邓稼先那里知道了在公元前420年希腊科学家德谟克利特便创立了原子论。经过2000多年的沉寂之后,在20世纪初,原子物理异军突起,取得的成果令人眼花缭乱。
 
  1911年,原子物理学家卢瑟福创立了原子核物理模型;
 
  1932年,德国的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
 
  1939年,德国的科学家哈恩发现了核裂变。
 
  不久,匈牙利科学家利奥·西拉德最先确认,用快速中子轰击铀核,在一定情况下,会引起原子大爆炸,其威力是不可想象的!西拉德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看出,倘若希特勒掌握了这种武器,那么他就会称霸世界。于是,西拉德找到了爱因斯坦,请求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大科学家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说明情况。
 
  罗斯福收到这封信的2年零4个月后,才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密令。这样,美国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洛斯阿莫斯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从而运筹了美国的原子弹工程,又称“曼哈顿工程”。他的最大贡献是指导美国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有美国“原子弹之父”的美誉。
 
  那个时候邓稼先为研制原子弹的参与者们普及核物理知识的手稿今天看来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为了让邓稼先的手稿发挥最大作用,许鹿希在邓稼先去世以后,把邓稼先当初为年轻大学生授课的笔记手稿整理好收藏了起来。这其中最主要的有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还有群论,这三个是不保密的。当时在整理时许鹿希就想,以后如果有机会印出来就好了。
 
  《邓稼先文集》于2003年出版,2004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40周年纪念,也是邓稼先80岁的冥寿。
 
  在采访中,我问许鹿希,这本文集对后来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有什么意义?
 
  “ 对了,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出版《邓稼先文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其中的许多内容都非常珍贵,属于首次披露,是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期间为在核事业路上跋涉的年轻人总结出的基础科学知识。邓稼先的手稿,如果是100%的话,现在有90%还在保密室里保存,文集中出版的这些顶多是10%。另外,在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以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有100多位科学家,就是他们这个单位的同事吧,把他们设计第一颗原子弹的心血写成了一本很厚很厚的书,这本书叫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总结》。这是一本巨著,这本书到现在为止还是保密的。我曾经问过他们单位的人,这本书为什么现在还不能拿出来?回答是:只要一公开,各个国家拿着这本书,照着样一步一步就做出来了,这就叫核扩散。所以邓稼先还有很多著作都在他单位的保密室里。”
 
  说到这儿,许鹿希的目光投向了窗外,停顿片刻,接着说,估计我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解密了,来不及了。如果把他全部的著作出版,估计要很长的时间,50年或100年。那个时候就完全解密了。
 
 
  2002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准备出版邓稼先的文集,寻找邓稼先文章的时候发现,除了封存的“绝密”材料外,几乎没有文章可编,上世纪50年代邓稼先公开发表的4篇论文,总共只有一二十页,眼看文集就要落空。幸亏许鹿希珍藏了邓稼先三部专著的手稿,才使文集得以汇编。用“珍藏”两字一点也不过分,这三部手稿每页纸都用塑料袋套住,精心保存。这三部作品是邓稼先在1986年临终前写下的,是原子武器研究的专用教材!
 
  半个世纪前的博士论文和《物理学报》上的文章,其复印件难免有不清楚的地方,邓稼先的表侄葛孟曾细心阅读,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辨认。许鹿希更是用放大镜对文章中的每一个公式、每一个字母仔细校对。《邓稼先文集》的出版用了6年的时间,那一年许鹿希已经75岁了。
 
  许鹿希欣慰地说,这是她进入老年之后十分艰难的一次奋斗。
 
  在这里,我特别想告诉读者,20多年来,许鹿希为邓稼先出版书籍、文章,没有向他的单位要过一分钱,也没有要过一个人手帮忙,一切都由许鹿希和她的亲人们承担。
 
  两个6年加一个5年,算上采访的时间,共用了20年还要多的时间,许鹿希说:“我和邓稼先之间没有首饰相送,物质上的享受也没有,朝朝暮暮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5年。但是,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知道我需要什么。我把《邓稼先文集》整理出来,是想让更多的青年才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因为,这本书的专著部分是邓稼先的手稿,属首次公开出版,弥足珍贵。书中的三部专著是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入门基础,有人戏称为‘敲门砖’。”
 
  许鹿希说,她特别希望读过这本书的年轻人能够明白才学和知识与中华民族强盛的关系。她说邓稼先也会愿意这样做的,只是他走得太快了,最后一年在医院里的短暂时间都用来为我们国家写那份建议书了。想一想,我们现在一个天上,一个人间,我把邓稼先想要做的事情完成了。当然,文集作者的署名是邓稼先。
 
  他们一个天上,一个人间,还这么默契和同心。这一切,不要说他们那一代人感慨,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了。
 
  文集出版的那一年是2003年,邓稼先已经逝世17年了。令人欣慰的是,这本文集出版以后,还获得了2004年第14届中国图书奖。2004年12月14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第14届中国图书奖的获奖书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手迹选》《邓小平画传》也同时获奖。
 
  ——刚刚您拿出中国图书奖证书的时候,我以为是奖给您的,因为这本书是您全力出版的。
 
  “是奖给邓稼先的。虽然是我整理好了给出版社的,并且帮出版社校对,但是,这毕竟是邓稼先的心血,可以说是物归原主吧。我在校对这本文集时,弄得很细,基本上没有出错,得了这个奖,我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本文集是我自己来完成的,这一点非常自豪。出版社也很高兴,中国图书奖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他们的荣誉。”
 
  ——您真是追求真正爱情的典范!
 
  “你看过《居里夫人传》是吧,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
 
  “居里先生被马车撞了,当时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伤,他的家人非常沉痛。第二天的时候,该居里先生上物理课了,教室里学生们都坐好了,就等着居里先生来上课,这时有人说居里先生不在了。这一说不得了,学生们在惊讶的同时,也在问今天的课还能不能上了,大家没想到的是,一打上课铃的时候,居里夫人穿了一套黑衣服稳稳地走上讲台,把书本翻开,第一句话就说居里先生上次讲到第几页,第几段,今天我接着往下讲。从此,这个物理课就是居里夫人替居里先生继续讲下去了。
 
  “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这就是深沉的爱,她完全能够理解居里先生要干什么,对吧?居里先生就是要把这个课讲下去,所以这个比任何的纪念都有意义。所以,我知道邓稼先如果活着的话,他就会把这部文集出版。内容只要能够公开的,他都会集结起来,因为这些非常有用。对于参与搞核武器工作的年轻学生或者研究生来说,这是基础。另外一点要说明一下,一般的像邓稼先这样院士级的科学家,很多人没有时间,有些人甚至不屑于去讲最基础的课程,而是去搞自己所专心的那一个最尖的、最偏的、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邓稼先在这方面非常好。他不计较这个,许多讲稿都是在半夜里写的,然后白天给年轻的同事们讲。”
 
  ——能够刊印的这些手稿,您是怎么拿到的?
 
  许鹿希说:“因为邓稼先的讲稿有一部分不保密,在他病重期间拿到家里来了,他在医院的时候我们聊起过这些手稿,他告诉我,他写的这些东西还非常有用,是给年轻人打基础的。他最后希望写一部80万字的大书,可是因为要给中央写建议书,没有时间了,等他写完建议书以后,很快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得输血呀,所以后来80万字群论就没有写完,只写了大约四分之一。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希望病情能够稍微稳定一点,他就可以继续把群论写完。邓稼先想从电动力学、量子场论、群论,一部分一部分往下写出来,成为系列吧。他曾经跟我谈过,他想这样对培养年轻人非常好,可是他没做完就不在了。我想这个出版工作要靠别人做,没有人肯做,就是说还是我做比较合适。”
 
  ——您比较了解?
 
  “ 我一点都不懂,可是我非常细心,出这本文集的时候,公式有时候很复杂,有的公式一页纸写不完,很长,很容易排错版。我就拿着邓稼先的原稿一点点地对。”
 
  ——您75岁了,出这个书一点一点地对?
 
  “对,我想这是非常值得的,2003年我75岁,如果那时候不出的话,再往后,我生病住院住了几个月,我就没有那个精力了。”
 
  ——很费劲?
 
  “很费劲。
 
  “这就可以回答上次你问的那个问题,夫妻之间的爱情不仅表现在卿卿我我或是朝朝暮暮呀,或者像电视上的有各种表情,外在的。”
 
  ——对,您是很深沉的。
 
  “是很深沉的,我理解他需要什么,他也理解我,这是最好的。”
 
  ——邓稼先去世很多年了,您还在想着为他出书,实际上就是上次您说你们从结婚那天,彼此就有了托付。您对邓稼先的这种深沉的爱,是跟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核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 我希望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那你这么理解就是夸奖我了,我希望是吧。也很高兴你能够理解我们。”
 
  看着文集中邓稼先的照片,我反复地思量着。照片上的邓稼先穿的衣服还是老样子的中山装,但是他的神态告诉我们,他并不需要自己的爱人给弄多漂亮的、多时髦的衣服。
 
  许鹿希也一样,甚至在他们聚少离多的28年中,没有得到更多人的祝福,但是她没有怨言。
 
  在我知道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故事以后,我曾经给身边很多人讲过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也曾经问过许多人,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爱人,让你们分开很久很久,你会怎样?我得到的很多回答是沉默。我也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许鹿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从不隐瞒自己终身的承诺:“无论别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始终不变。
 
  “我通过采访100多人了解了邓稼先的事业。虽然我们分别28年,他又那么快地离开了人世,但是我介入了他的工作,反而感到离他更近了,我感到我们没有分开,我们始终在一起,因为有心的承诺。”
 
  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跟许鹿希第一次接触,我就觉得她的目光非常地温和,是话语间透着智慧的一位女性。接受智慧之人的启迪,当然是很容易的。
 
  许鹿希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过去那段不寻常的日子。她用温润的眼光看待28年的分别。但是,毕竟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现实中的困难会磨平所有的浪漫和幻想。
 
  “我没有怨言,家里这边,孩子和老人是我管,我的工作也干得不错。我理解他,他在1958年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支持你!’那年我30岁。
 
  “从那时到现在,我一辈子都是支持他的。这种支持从没有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我已经是年迈之人而放弃。他是在1986年去世的,因为邓稼先走得太快了,他得癌症的时候7月31号住院,再转过来7月29号去世,他实际上得病以后只有363天,这个时间非常短促,中间做了2次大手术,3次小手术。最紧迫的就是在363天里,邓稼先都在思考和撰写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他最后的时间非常紧张。算起来,他一生整个的过程,没有留下一点时间给自己再整理一下还没写完的书稿和论著。所以在他去世以后,从1986年到现在的23年间,我想尽了办法,采访了很多人,只为了了解他,了解他们那一批人!
 
  “我已经80多岁了,我很高兴我们之间能有这样长久的感情。他对得起我,我对得起他!”
 
  在采访中,许鹿希曾经多次问我:“我讲这些你能理解吗?我们能沟通吗?”
 
  不能说我对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爱情理解得多么透彻,因为他们的爱是大爱,是超凡脱俗的爱情。但是,至少我可以理解,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爱情与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了。
 
  他们的爱是高尚珍贵的,是穿越时空的。
 
  许鹿希说:“让我们的孩子和后代都觉得,这一对夫妻是真正的夫妻。只可惜他去世太早,走得太急。”
 
  我想,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世间没有特别完美的事吧。
 
  在人间,许鹿希仍然坚守着那一份永恒的爱情。而邓稼先则在天空中深情地凝视着她,微笑和朝霞相映,目光和阳光相融。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
  
  1971年夏天,邓稼先的老朋友、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杨振宁先生从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自1945年离开祖国20多年后首次回国。在杨振宁先生开出的会见人名单中,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
 
  周恩来总理立即将邓稼先召回北京。那是进入夏季后气温比较高的一天,当他推开自己家房门站在许鹿希面前时,许鹿希不禁大吃一惊,她感到自己的丈夫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从1958年到1971年,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相见。许鹿希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邓稼先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当年那么英俊高大的汉子,如今都有了白头发。
 
  分别那么久,他们突然见面,彼此相望,谁都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还是邓稼先说话了:
 
  “家里都好吧?”
 
  “好好。。”许鹿希连着说了几个“好”字。
 
  这时,许鹿希才回过神儿来。这么久了,一点音信都没有。许鹿希有些不自然地走近邓稼先,想接过他手里的提包。当她的手拉住提包的时候,邓稼先却把提包也抓得紧紧的。分别的时候他们是30多岁,1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是生疏了,还是人到中年?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抓住一个提包,相对无言。
 
  好一会儿,许鹿希强忍着就要流出的眼泪问:“你回来啦?”
 
  邓稼先没有回答,只是松开提包去拉许鹿希的手。提包掉在了地上,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一刻,泪水在无声地流淌。
 
  许久,邓稼先才说:“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老朋友杨振宁吗?”
 
  “记得,记得呀。”
 
  “他回来了。”
 
  “那你回来是。。”
 
  许鹿希想问,又停住了。
 
  她知道,邓稼先的一切都是不能问的。
 
  邓稼先这时笑着,摇着许鹿希的手说:“给口水喝吧。”
 
  “我去给你倒水,去给你倒水。”许鹿希说着转身去了厨房。
 
  邓稼先四周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一切都没变。
 
  端着水过来的许鹿希把水递到邓稼先的手上:“再不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邓稼先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事情慢慢再说,杨振宁这次回来,我们要准备一下。”
 
  许鹿希记得,邓稼先在她面前多次提起过杨振宁,许鹿希对杨振宁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只是从来没有见过。
 
  “杨先生会来咱们家里吗?”
 
  邓稼先说:“听组织安排吧。”
 
  那一天许鹿希和邓稼先早早地吃了晚饭,把两个孩子安顿好后,他们就急匆匆地到商店去了。好在他们去得早,商店还没有关门。杨振宁先生虽然是他们的老朋友,但是也有20多年不见了。所以,许鹿希坚持要给家里的床铺买一条新床单,左挑右选,买了条浅灰色带印花的床单。看着这条床单,邓稼先满意地笑了。
 
  1971年邓稼先与杨振宁那次见面是他们分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也就是那一次,许鹿希知道了邓稼先这次回来是周总理让他接待杨振宁先生。可能是第一次回来的时间太短吧,杨振宁先生1971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并没有去他们家,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在友谊宾馆见的面。
 
  和杨振宁见了面以后,邓稼先又很快回到了基地。
 
  许鹿希说:“1972年杨振宁先生再次回国后,邓稼先接到上级命令回到北京。是因为杨振宁先生的到来,他才能在一年后又回到北京的。杨振宁先生1972年回国那次到我们家来做客了。”
 
  许鹿希指着我坐的沙发说:“你坐的这个沙发和你旁边那个沙发,一个是杨振宁坐的,一个是邓稼先坐的,我从1972年一直留到现在,很珍贵。”
 
  那一天,杨振宁先生在房间里环顾四周后发现屋里没有孩子的床铺,问邓稼先:“孩子呢?”站在一边的许鹿希说,孩子在爷爷家里。
 
  1972年杨振宁先生在邓稼先家里喝水谈天,彼此都有很多话要告诉对方,也有很多的事情要了解。
 
  许鹿希说,这两位科学家在一起聊天的感觉非常好。
 
  我问许鹿希:“什么感觉呢?”
 
  “就是感觉他们对科学的那种执著吧,非常有意思。我问过杨振宁先生,我也问过邓稼先,我说你们俩谈话的时候,又默契,又幽默,彼此像是从来没有分开过。谈话间,杨振宁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思路非常快。
 
  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了,杨先生说的还是北京话,根本没有变化。他北京话说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很小就在北京了。他比邓稼先大两岁,在他面前,邓稼先更多的时候是以倾听的姿态出现的。后来我问过邓稼先‘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杨先生说话,你怎么不多说话呢’,邓稼先说‘当然了,杨振宁比我大嘛’。”
 
  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刚开始她还觉得是不是邓稼先出去了这么久不爱说话了,后来她才慢慢地体会出其中的意味。
 
  ——您问邓稼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俩都在一起吗?
 
  “没有,我是随便地问了一下邓稼先。因为他们俩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插话。”
 
  ——那您在旁边吗?
 
  “我不在旁边,因为有时候他们说的我不太懂,尤其邓稼先经常问杨振宁一些物理学或者科学上的问题,问的和说的都比较简单。这个问题现在在国际上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想往什么方向去做,合不合适?杨振宁先生马上就说这个工作在哪个国家哪个研究室,谁谁做到什么程度了,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拐弯的,怎么碰钉子的。因为杨振宁愿意帮助别人,很多实验室的负责人遇到问题,经常给他打电话寻求意见,所以他对世界各国理论物理方面进展的情况非常清楚,甚至比有的科学杂志、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前沿知识都要早得多。这也是邓稼先一问他,他就滔滔不绝的原因。有时候说到俩人都不能够用语言完全表达了,就开始拿笔写了,写几个字就行,因为是公式吧。杨振宁先生笑着跟邓稼先说‘人家做到这个程度做不下去了,拐弯碰钉子了,你们千万别这么做’。
 
  这是后来杨振宁多次回国对邓稼先最大的帮助。科学研究工作最要紧的是方向。能这样坦诚地说话,表明他二人友谊的深厚。
 
  对于参与原子弹制造的这一代人来说,当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什么样的底子,都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过去连汽车、自行车都造不了,更别想原子弹这些尖端的东西了。杨振宁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原子弹、氢弹都成功了。所以,杨振宁先生非常感慨。有位导演,要拍邓稼先的电视剧,说背景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房子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坐在这儿谈话。”
 
  邓稼先和杨振宁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他俩先后考进崇德中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杨振宁早两年进校,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
 
  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比赛爬树。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杨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邓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杨振宁随家南下迁往昆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在西单附近租了小房暂住。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继续读了两年,于1940年随大姐邓仲先也到了昆明。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均迁往云南昆明,在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间,合并组建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名扬全国的高等学府,拥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可谓群英荟萃。
 
  杨振宁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了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所以他总共读了6年。邓稼先于1941年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学习4年。这样,他俩共有3年在同校同系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北上,在北京大学任物理助教。后来,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写信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经过仔细斟酌,建议邓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进修。原因是,一来此校离芝加哥很近,两人可以经常见面;二来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低廉,经济上易于保证。
 
  邓稼先采纳了杨振宁的建议。正好这时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杨振平托付给邓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于1948年乘船到达旧金山。邓稼先将杨振平送到芝加哥杨振宁处,然后到普渡大学就读。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和杨振宁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路。两人所选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
 
  1949年暑假,邓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团聚。三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二人互相拍摄的照片。 
 
  杨振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应聘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结为伉俪,并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
 
  邓稼先那个时候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邓稼先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出国留学前,也曾经对跟他要好的地下党员说过,学成一定回国。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冲破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于8月29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从那时起,邓稼先就与杨振宁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回到祖国后,邓稼先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的工作。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他的科研成就硕果累累,引人注目,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是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二年,1958年,邓稼先被选为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从此隐姓埋名。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
 
  当杨振宁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从不同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感到他思念的老朋友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核试验工作。他看到有美国的报刊报道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1971年他回到国内时很想问邓稼先,但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那天,杨振宁离开北京去上海,返回美国,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看着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听到杨振宁这样的问话,邓稼先吃惊地张了张嘴,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送走了杨振宁先生,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就在自己家里多次做过“粗估”计算的“一头沉”写字台上给杨振宁写了封信,并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
 
  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信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顿时泪水夺眶而出。“他控制不住地起身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在座的陪同人员非常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9年1月杨振宁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时,刚好说到这一段。他说:“当时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流眼泪’,既然有人问了,我也就想了,为什么流眼泪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吧。”
 
  许鹿希说:“我与杨先生曾有过面对面谈话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令人很难看到内里。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因为他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儿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之后,他就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他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邓稼先,畅叙友情。杨振宁逐渐了解到邓稼先的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表达心意。
 
  细心的杨振宁还记得邓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邓稼先。在邓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杨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邓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邓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邓稼先家的柜子里。
 
  到了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
 
  1983年杨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邓稼先闲谈,说话间杨振宁突发奇想,要向邓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邓稼先说:“自行车我家倒有,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 杨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还有一次,他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邓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邓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回想起这些往事,杨振宁和邓稼先都笑了。
 
  轻松的谈话仿佛令时间倒转,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就是在那一次的见面谈话中,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苏联人用了3年多,英国人用了4年,法国人用了8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沉默着。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很想知道的一个答案。但是,邓稼先又确实无法回答。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提问,因为这是秘密。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些小玩意儿给小孩玩的时候,邓稼先自己也跟孩子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邓稼先经常对人说:“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是他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这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还要深远。其指导作用不仅只在当前,而将以世纪来计量。如果不是有次数限制,杨振宁在规范场的成就,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奖的。”
 
  许鹿希说:“从我们家来说,从邓稼先来说,我们是非常感激杨振宁的。特别是邓稼先在美国学习,还没拿到奖学金的时候(要考到85分以上才拿奖学金),经济上比较拮据,杨振宁帮了他的忙,杨振宁当时也只是刚刚博士毕业,工作不久,他的钱也不多,还要拿一部分钱供给他弟弟杨振平上大学,再帮助邓稼先一部分生活,他对邓稼先是有恩惠的。
 
  “这些都是邓稼先告诉我的,所以我现在还记着。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一生一世的友情。”
 
  “杨振宁先生国籍虽然改了,但是他非常爱中国和中华民族。他自己认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通过获得诺贝尔奖帮助中国人克服了不如别人的心理障碍。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或者拿杨振宁去说邓稼先,这样非常不好。有一位大学校长说的好,‘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中国人也都感激他;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做了总结’。”
 
  杨振宁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邓稼先,无论是他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就说1971年他第一次回中国访问的时候吧,在上海一到飞机场,接待他的外事人员问他要会见什么人,他就开了个名单,在北京要见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个名单很快就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了,周总理就说赶紧把邓稼先找着,让邓稼先在北京接待杨振宁,可邓稼先当时正好是在青海的221基地,那些造反派和军管人员正在批判他们,给他们办学习班呢。
 
  ——科学家也办学习班?
 
  “嗯,办学习班,有邓稼先、于敏、陈能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就有3个,另外还有十几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骨干,办学习班,捏造事实,非说他们是有意搞破坏,这是非常冤枉的事。当时情况非常危险,正好这时赶上杨振宁回来,要见邓稼先,局面改变了,邓稼先得到解救。邓稼先一走,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就垮了,所以把陈能宽、于敏等受批判的科学家也救了。另外十几个人,也都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也都得救了。这个事情非常巧合。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本《邓稼先传》里写他们虽然是同学但是他们的友情比兄弟的情义还要深的原因了。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并住院治疗。在他住院的一年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往探视。第一次探望时,邓稼先精神还不错,还可以站起来迎接杨振宁。两人谈兴很浓,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杨振宁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
 
  1986年6月13日,杨振宁回美国前又来看望邓稼先。那个时候邓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杨振宁送上一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当时,邓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杨振宁走后,他对许鹿希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分别前,两人在病房里合影留念,稼先执意送至病房门口,两双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在一起。他们都知道,这一次是真正的告别了。
 
  邓稼先要许鹿希代他送杨振宁下楼。杨振宁上车前,许鹿希告诉他说,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险,几乎无治愈的希望了。这消息给杨振宁很大打击,他为老朋友的病情焦虑不安。回到美国以后,他找到当时还没有上市的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可惜药送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一个多月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远在美国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许鹿希发来唁电: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许鹿希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如果人生能有轮回,稼先还会选择这条路的。”
 
  杨振宁先生在1986年9月23日的信中说:“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两位著名科学家的友情不仅在科学界在民间也被传为佳话。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理想、骨气、学识、为人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品德无不令人动容。
 
  在邓稼先逝世一年后,1987年10月23日,深秋的北京,瑟瑟冷风给人们带来寒意。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伍绍祖和九院领导及邓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和夫人许鹿希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鲜花丛中的灵台前,灵台上邓稼先的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祭奠仪式结束后,许鹿希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盒面写的上款是“振宁,致礼存念”,下款是“稼先嘱咐,鹿希赠一九八七·十”。 杨振宁的目光停留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
 
  这一天,站在墓前的许鹿希思绪万千。她想起稼先逝世后杨振宁先生写来的亲笔信,信中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在扫墓现场,许鹿希当即写了一首谢杨振宁先生为邓稼先扫墓的诗赠送给杨振宁先生:
 
  谢杨振宁先生为稼先扫墓
 
                      许鹿希
 
  去年谈笑病房间,
 
  谢君送别花束鲜。
 
  稼先逝去劳悬念,
 
  深情凭吊八宝山。
 
  重洋万里隔不断,
 
  互敬之心逐日添。
 
  同窗友情胜兄弟,
 
  杨振宁与邓稼先。
 
  1987年10月23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许鹿希将此诗赠送给了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和许鹿希有一段对话,引起了双方的回忆,昔日的情谊、历历往事又涌上心头。许鹿希当晚将这一过程做了简单的记录:
 
  许:去年,您曾两次到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稼先,他见到您很高兴。你们两人有说有笑,他连病痛都忘了。(去年谈笑病房间)
 
  杨:(点头,目光缓缓转向它处)
 
  许:您在临别时,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束花放在他病房的窗台上。他常常凝视着鲜花,在剧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 (谢君送别花束鲜)
 
  杨:(热泪夺眶而出,不能控制情感,连忙掏出手绢擦拭)
 
  许:稼先在1986年7月29日逝去后至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给我寄来9封信,并找出了40多年前你们合拍的一些照片和许多国外报纸的复印件以及新出版的书籍托人带给我,表明了您对稼先的怀念,今天又亲自来八宝山扫墓。(稼先逝去劳悬念,深情凭吊八宝山)
 
  杨:(不断地用手帕擦拭眼泪,点头,哽咽难语)
 
  许:太平洋的海水虽有万里之遥,您和稼先分居两岸,但是它隔不断两人的友情。这么多年以来,稼先对您十分钦佩,而且敬佩的心情与日俱增。(重洋万里隔不断,互敬之心逐日添)
 
  杨:(泪止,放好手帕)
 
  许:您和稼先之间的友情,若从1936年在中学时算起,到1986年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与邓稼先)
 
  此时许鹿希将写好的这首七言律诗赠给杨先生。
 
  杨:(收下写有此诗的纸)谢谢。我看看稼先的骨灰盒放在哪里(杨振宁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1—3室灵堂。杨先生仰视安放在上排的邓稼先骨灰盒)。
 
  从灵堂出来以后,杨振宁先生在最前面,大家排成单行沿着灵台绕行一圈。
 
  许鹿希记
 
  1987年10月23日深夜,许鹿希彻夜难眠。几十年过去了,在邓稼先走了一年后,杨振宁先生还回来为他扫墓。她为邓稼先有杨振宁这样的朋友而感动。
 
  第二天,1987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新华社北京23日电:重洋万里隔不断,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到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
 
  那一次扫墓之后6年,即1993年6月杨振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写下《邓稼先》一文,文章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上,文中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邓稼先的人格魅力。特别是杨振宁先生在文中把邓稼先与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奥本海默做了对比的介绍,读来令人深思。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反响。
 
  《人民日报》在1993年8月21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
 
  此文珍贵处是杨先生从科技发展史的高度,将同他有长期交往、所知甚深的中国、美国两位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做了对比评述,既高且深,又亲切可读。从杨振宁教授的回忆文章,可以进一步了解邓稼先同志的才能、风格、思想和为人。
 
  现摘录文中“邓稼先与奥本海默”一节中的内容: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作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杨振宇先生写的这篇《邓稼先》现在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
 
  许鹿希说,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人的父亲都曾经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个人半个世纪的友谊情深似海。
 
  邓稼先逝世以后,为了让他们之间的友谊能够继续下去,许鹿希在1990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拜访了杨振宁先生。
 
  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中午时分,在首都机场领取飞往美国的登机牌的时候,许鹿希刚好拿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她开心地笑了。她要在这十几小时的飞行中,认真地思考一些未来的事情。
 
  巨大的波音飞机平稳地飞行在云层上。她想到了邓稼先刚刚要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她那颗少女的心是多么惆怅,邓稼先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她又是多么喜悦。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变化只有她自己知道。
 
  如今,邓稼先已经离世四年了,当初他在美国读博士的许多事情,邓稼先都给她讲过。他们曾经约定,有机会一定一起来美国。如今只有她一个追梦人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许鹿希从昏昏沉沉的睡眠中醒来。她从机舱窗户的挡板缝隙中,瞥见了太平洋耀眼的晨光。在一片水天一色的美景中,她睡意全无。她知道,在经历了十几小时的飞行之后,即将到达目的地。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她虽然只来过一次美国,但对这个国家却有着特殊的情感。这情感从邓稼先留学那天就开始影响并感染着她。此时,她那颗等待的心更加迫切了。
 
  十几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她首先要去拜访的就是自己丈夫的好友杨振宁先生。这是她期待很久的会面。巨大的波音飞机落地,机翼覆盖在地面上的阴影,同她急切的心情一样迅速前移。那种重回过往岁月的感受难以描述。她要在这次的拜访中了解更多有关邓稼先的事情。
 
  她来到纽约州立大学杨振宁先生的办公室。
 
  许鹿希说:“那天,我和杨振宁先生好好地聊了一通。有些问题我不懂,借这次拜访,详细地问了他一下。第一,我不懂为什么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搞核物理研究的,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核物理发展那么快,那么吸引年轻人去做研究。那一次,杨振宁给我讲了物理是怎么发展的,并且告诉我,在1948年那个时候,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还只是刚刚开始。核物理已经是比较大的一支了,它起源于1930年左右,到1948年核物理已经快有20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搞核物理研究的人非常多,很热门。邓稼先到了普渡大学物理系,他的导师是荷兰人,叫做德尔哈尔,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所以邓稼先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邓稼先学习核物理,是为了他多年压在心底的想让国家富强的愿望。他的论文题目《氘核的光致蜕变》,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题目,要细分的话,属于理论核物理范围。”
 
  那一次去美国,许鹿希攒了很多问题希望在杨振宁先生那里找到答案,杨先生也仔细地回答了她许多问题。很多问题就是在那一次弄清楚的,这对她后来筹备、撰写《邓稼先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在那一次的会面中,杨振宁先生对有些问题做了再一次的核对。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杨振宁先生以前听说过的,这次他又非常认真地向许鹿希再次询问。
 
  “主要是在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我曾经告诉杨先生,他那次回来的时候,邓稼先正在青海221基地被造反派办学习班,邓稼先几次提出要研究业务,被造反派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是杨先生回来后,提出要见邓稼先,这才救了他。听我这么说杨先生不信,我说确有其事,他说你怎么证明?我说《光明日报》已经登载过于敏写的纪念邓稼先的文章,其中说到这事了。另外我给你那磁带里邓稼先也说了,还有就是后来出了一本书,美国人写的China Builds the bomb这本书,把这事也写进去了。
 
  “杨先生听后,觉得这事情太巧了。
 
  “看他将信将疑的样子,我又说,你的书架上有这本书,那书第几页,你翻翻看。
 
  “杨振宁先生是个一板一眼的人,我看他还有怀疑,就从他的书架上把那本China Builds the Bomb拿了下来,我之所以一眼就看到这本书,是因为我家里也有这本书,非常熟悉。翻开让他看,他才信。那天我们在这上面还有点辩论的。
 
  “他说了一句‘真没想到。以前听说这件事情,觉得是传说’。我说这是老天爷保佑,虽然我们不信神不信上帝,可是巧到极点,真是太巧了,有这么一个巧的事,才真的保住他们了。”
 
  许鹿希1990年到美国去拜访杨振宁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在准备出版《两弹元勋邓稼先》了。她说,那天她是中午到杨先生那儿的。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然后整整一下午,他们在一起回忆邓稼先,回忆那已经久远了的许多往事。杨振宁还自己开车带许鹿希转了一个很小的幼儿园。他告诉许鹿希,这个小幼儿园是他的女儿杨又礼小时候上的幼儿园。许鹿希有些奇怪地问,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杨振宁说,这个幼儿园的门特别重,女孩小的时候,给她放下车来,大人也必须下去,帮助孩子把那个门开开。许鹿希告诉杨振宁,北京的小孩送到幼儿园,就自己往里跑。
 
  那一次在美国,许鹿希明显地感到,杨振宁先生对友人的怀念、对往事的怀念特别强烈。
 
 
 
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
  
  邓稼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呕心沥血地进行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1984年底,邓稼先再次飞往新疆,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核试验。那一年乌鲁木齐的雪下得出奇地大。有的地方出现了大雪封路。邓稼先在严寒中拖着极为虚弱的身体又一次来到罗布泊基地,因为国家对这一次的核爆试验寄予很大的期待。进行核试验的那一天,他和老搭档于敏、高潮等人坐在指挥车里,守候在基地的前沿。老于和邓稼先俩人相识很久,又相处得非常好。别人都说他们俩人是一个身子上长着的两个脑袋。邓稼先是个胖子,于敏因为用脑过度头发过早地脱落了。基地人常说:“一个胖子、一个秃子紧忙活一阵子,就要响了。”
 
  1984年这一次试验是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的关键性核爆试验,在地下深井中进行,结果点火正常,燃烧正常。核试验成功了。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为这次试验写诗一首相赠:
 
  二十年前春雷响,
 
  今朝聚会盼新雷。
 
  喜闻戈壁传捷报,
 
  敬贺老邓立新功。
 
  诗中所说的新功,是邓稼先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坚持研究、多次试验立下的新功,也是他事业上的第三个里程碑。那次核试验成功后,邓稼先自己也高兴地在庆祝会的签到本上写了打油诗:
 
  红云冲天照九霄,
 
  千钧核力动地摇。
 
  二十年来勇攀后,
 
  二代轻舟已过桥。
 
  这个“二代轻舟”,虽然有些国家当时立即监测到了,但是我国一直保密了十几年。在邓稼先逝世多年后的1999年,才第一次公布说,中国早已掌握了中子弹。
 
  为此,邓稼先第四次获得科技进步特等奖。
 
  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
 
  舞者悠然而止。
 
  ??
 
  我需要有足够的智慧,
 
  来决定
 
  幕落的时间。
 
  邓稼先,在他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在新疆罗布泊指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他用自己足够的智慧,在自己人生即将幕落的时候,再次书写了灿烂的篇章!
 
  永别了,马兰
 
  也许是一种预感的驱使吧,这次试验成功以后,邓稼先决定再去看看那个留做永久纪念的、托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
 
  在车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出去,深情地呼吸着马兰基地清新的空气。那一天,空气少有的湿润。这个地方凝聚着他太多的心血、太多的情感,也让他有着太多的牵挂。
 
  他从支在戈壁滩上的帐篷往试验场走去。走着走着,他觉得脚步有些沉重,便找了一个地方双手撑地坐了下来。当他发现自己坐的这个地方的不远处盛开着一大片马兰花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起身往马兰花盛开的地方挪了挪,用手轻轻地拨弄着身边那一丛丛盛开的马兰花,一丝眷恋之情涌上心头。那一刻,许许多多的往事都涌现出来。
 
  结婚后仅仅5年,妻子就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家务。20多年来,妻子独守家中,夫妻二人过着天各一方的寂寞生活。如今,她抚养的一双儿女都长大成人。邓稼先知道,他今生今世对妻子无法回报,他对自己深爱的儿女也有一种难言的歉疚。一个那么喜欢孩子的父亲,却没有机会和儿女们交流沟通,这是他最遗憾的。
 
  他正沉浸在思绪之中的时候车来了。他要一个人去,随车来的李医生坚持要陪他一起走。他们坐着基地的车来到了当年的试验区,就在这荒漠的戈壁滩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区漫步。邓稼先隐隐地感到,他将与罗布泊、与马兰、与新疆永别了。
 
  他仰望蓝天,仿佛时光倒流,又出现了另一个场景,那是5年前,光弹落地后,碎片散落在戈壁滩上,吉普车和赵副部长等在远处,他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的核心部件。
 
  连尿液都有很强的放射性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进行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就这样,他还是没有马上住院。他说,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
 
  许鹿希说:“当我知道他受到辐射身体严重受损后,急得直跺脚,跟他发脾气,我从来没有跟他发过脾气,这次实在忍不住了。这么严重他还不肯休息。邓稼先说,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住院治病也不踏实。脾气发过去了,还要依着他,还要想各种法子帮他恢复。不过,打那以后,他衰老得很快。以前爬山时,他能一鼓作气爬到山顶,可后来刚到半山腰,他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邓稼先住医院前的那些日子好像特别忙,许鹿希就想办法、找机会让他锻炼。
 
  又是一个休息日,许鹿希决定陪邓稼先去颐和园散散心。开始邓稼先还说要去中科院找些资料,这一次,许鹿希坚持要他放下工作,去颐和园走走。无奈,他只能和妻子到颐和园去。
 
  颐和园是他俩结婚后的最初五年多次去的地方。园里的山山水水,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昆明湖的西岸边未经修整的野路,都是他们很熟悉的。那天他们走进颐和园,两人都有久违了的感觉。
 
  邓稼先说:“希希(邓稼先从跟我认识就叫我希希),这么多年你也没来过了。”
 
  “是啊,一天到晚都忙,哪有空。”许鹿希想说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却改说了这样一句话。
 
  晚霞映红了天边,游人的喧嚣声渐渐消失。邓稼先和许鹿希漫步在后山的小路上。五月,是最容易让人产生浪漫情感的季节。路旁盛开的小花让他们的步子慢下来。他蹲下身,看着路边的小花:“多像马兰花。”说着,邓稼先坐在了旁边的一块石头上。许鹿希问,是不是累了?邓稼先点了点头,并示意许鹿希也坐下休息。当许鹿希也坐下时,邓稼先指着天边的红日说:“希希,这个景色,你可以用一部名著里的一句话形容。”
 
  “红日依着白云栽。”许鹿希说完这句,又紧跟着补充:“你又在考我呀,这是红楼梦里的诗句。”
 
  听着许鹿希的回答,邓稼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恬淡、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许鹿希说,那一天在颐和园,邓稼先表现出的对安静优美的大自然、对夫妻间悠闲自在的生活的眷恋之情,至今都让她难忘。那天,他们在路旁休息了一会儿,又再次登上了万寿山,长久地眺望美丽的昆明湖。
 
  我曾问过许鹿希,邓稼先回来以后到医院检查,已经发现他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如果他很快住院治疗,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作为医生的许鹿希回答:“那就好多了。”
 
  在采访中,一些曾经在核工业部工作、知道这件事的人说,其实就是1979年核弹掉下来那次的伤害最致命了。就是那一次他亲自去寻找核弹,就那一下子,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恶果。
 
  许鹿希说:“当时赵敬璞副部长还没有给我那年他们在戈壁滩上寻找到掉下来的核弹后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让他‘吃’了大‘剂量’辐射的情况,我就知道一定是受到很大的辐射。”
 
  一分钱不挣我养你
 
  医院检查的结果让许鹿希恐惧、紧张。她说:“我带着邓稼先到一些知名的大夫那儿去检查,人家就问我,什么样的毒素使得邓稼先的肝坏成那样,指标坏到极点?
 
  “后来邓稼先告诉我不能说是什么样的毒素,其实就是放射性。那个时候因为西药没有办法,所用的药都是保肝的中药。当时我最怕他会得肝癌,肝的破坏非常厉害。那时医院设备还比较简单,只能测出白血球的数目有多少,红血球有多少,白血球的染色体是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一些专家都觉得很奇怪,邓稼先整体情况非常差,可是看起来白血球数量并不少,但是用高级的科研仪器观测,就发现白血球里面的成分都打成末子了,白血球有数量没有功能。知道了他的病情,我非常着急。我从来没有跟他嚷嚷过,那次我跟他发脾气了,我跺着脚跟他嚷嚷,你一定不能去了,一定得回来。他就笑,回来我做什么?我说你就做你的学部委员,就是院士。他就笑,要是不发给我工资呢?我说没有关系,一分钱不挣我养你,我的工资高。当时他没有告诉我,实际上他们当时在突破中子弹,所以根本就离不开。他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后来他又走了。”
 
   如果不用止痛剂,他疼都会疼死
 
  许鹿希说:“那是一段痛心的日子。1985年7月31日到301医院检查出来得了直肠癌,医生说你怎么这会儿才来,他回答不出来。邓稼先因患直肠癌住院,8月10日清除肿瘤手术时,担负着国防部长、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重任的75岁高龄的张爱萍将军8点赶到医院,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等了5小时,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手术后,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给我们看,我用手按了一下上面的淋巴,硬硬的。我知道,稼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说到张爱萍将军让邓稼先住院一事,许鹿希依然动情不已。那是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那时是九院院长。他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
 
  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上感受到他是真切地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自己也没感觉到。
 
  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患痔疮,总流血,怪讨厌的。”
 
  “做过检查和治疗了吗?”
 
  “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
 
  “那就到301(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
 
  张爱萍说着,就打电话给301医院院长,说明了邓稼先的病情,特别叮嘱给全面检查一下。对方问什么时间,张爱萍说:“现在,现在就去!”
 
  “不,不!”邓稼先连忙推辞,“我还没汇报工作哪!”
 
  张爱萍问:“有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吗?”
 
  邓稼先说:“没有。”
 
  张爱萍说:“没有现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邓稼先几乎惊慌失措了。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而且他本人惜时如金。邓稼先知道,就在此时,张爱萍将军还要主持一个会议,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将军,怎么可以让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于是就再三谢绝,他怕再多打扰,便带着警卫员去301医院了。
 
  张爱萍两年前到九院视察工作时,曾规定科学家每年坚持查体,坚持休假制度。可是,邓稼先只安排别人去,自己总是一推再推。医院领导和医生,见张爱萍亲自打电话安排一位病人来检查,已经感受到这位病人的分量了。张爱萍还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功勋科学家!”
 
  按常规做活检,就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到结果,由于张爱萍将军的安排,20分钟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已属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
 
  张爱萍指示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
 
  怎么没早发现呢?一些不治之症怎么专门祸害我们这些最优秀的同志呢?看来对专家们按时查体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地落实。张爱萍自医院出来,一直考虑着这些问题。
 
  返回办公室后,张爱萍亲自给科工委、核工业部有关领导打电话,明确指示:“要迅速检查一下专家体检制度和休息疗养制度的落实情况,今年未进行体检的,要马上补查;未休息疗养的,要组织疗养。有困难向我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邓稼先的手术是成功的,病灶全部切除,一段时间邓稼先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张爱萍略感欣慰。主任医师向他报告,下一步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张爱萍又一次叮嘱说:一定要设法减轻他的痛苦,千方百计地予以治疗。有什么困难和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为了他的康复,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此后,医院对邓稼先的病情就采取了“病情报告”的办法,不定期而又及时地报告有关首长和单位。1985年8月24日,张爱萍接到了当天的也是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说有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张爱萍在这期病报上批示道:
 
  请国防科工委领导(光亚同志)和核工业部领导同志分别前往探视。对其本人和家属应多予以慰勉和照顾。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许鹿希噙着泪水说着:“领导的关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知道,稼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在他住院期间,我经常嘱咐医生给他注射止痛剂,因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太疼痛了。如果不用止痛剂,他疼都会疼死的!”
 
  没过多长时间,因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建议他回家休养。
 
  在家休养期间,由妻子陪着,他到地坛逛庙会,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各种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居然吃了三个春卷,三个艾窝窝。
 
  1986年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水平以后,才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
 
  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敏锐地意识到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发展,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结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功亏一篑”。怎么才能达到不要做核爆炸试验就能够在实验室用计算机模拟,中央非常需要一个建议书。所以,要让邓稼先无论如何得留下来一份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他预感到日子不多了,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指的是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关于群论的著作。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说到此时,有着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的许鹿希潸然泪下。在邓稼先住院的日日夜夜,许鹿希自己也再次经历着痛苦的煎熬:“邓稼先得的是直肠癌,到了后期身体不停地出血,但是他还要坚持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写建议书,那是他心甘情愿的!”
 
  手术后不久,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生护士不允许他工作。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他几乎是在和生命赛跑。感到时间紧迫,他置一切于不顾。那时因为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
 
  许鹿希不能忘记:“虽然我天天陪着他,我情绪和当时的精神根本没有工夫跟他谈他的事业、他的过去。我都急坏了,焦急得不得了,我懂这个病的情况,我非常绝望,一切办法都试了,根本阻止不了癌细胞的扩散。我那时候看见他还坚持工作,很奇怪,根本不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他做的事情,一方面领导要他做,一方面是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把该留下的东西写出来。
 
  邓稼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医院写建议书的时候,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来商量。亲友们在探视时遇到这种情况,便懂事地告辞了。病房变成了会议室,成了他和九院领导的办公室。他们不停地商量、讨论。那一切我都看见了,他最后的时间非常紧张。”
 
  他写的对今后中国的核武器怎么发展的那个建议书很厚,真是费了很大劲在病床上把这个建议书写出来了。
 
  许鹿希说:“建议书最后写完让我从医院里抱出来,邓稼先在我抱着一大堆建议书文稿就要走出病房门的时候把我叫住说‘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我紧紧地抱着那个很厚的建议书,我知道他是多么地信任我。那年我58岁,我理解他,这个建议书很重要,比我的命还重要,就是这份建议书我亲自送到了九院领导的手中。”
 
  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在邓稼先逝世前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邓稼先在最后的日子里,为国家做出了核试验的最后一些建议。
 
  许鹿希说:“这个建议书非常关键,当时很多人参与讨论,是邓稼先跟于敏两个人签名的。于敏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他也是九院的一个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是邓稼先的挚友。这个关于今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写出来给中央报上去了,这是所有核专家的希望。在邓稼先1986年去世以后到1996年10年间,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就是按照邓稼先和他同事们的这个建议书继续进行的。这个建议书详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及措施。
 
  在邓稼先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10年,使我国也达到了可以不用到新疆罗布泊做核爆炸试验,在房子里用计算机就可以模拟的高度。
 
  中国的核试验一共做了45次。
 
  第一次成功是1964年10月16日。
 
  最后一次是在1996年7月29日。
 
  选择1996年7月29日这个日子,就是因为邓稼先是在1986年的7月29日这天逝世的,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两弹元勋”。 
 
  在试验成功的当天,报纸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它显示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此,罗布泊将永远地寂静,并被人们永远怀念。
 
  10年以后,九院的三位领导、院士于敏、胡仁宇、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的文章,纪念邓稼先逝世10周年。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的意义。
 
  他早知道会有这一天
 
  许鹿希回忆说:“我曾经对杨振宁先生说,中国原子弹的造价可比外国少得多。而杨振宁先生则说,如果算上中国科学家的生命,则远不止这些。”
 
  在我的采访中,我是想好了,不要过早地提问那些伤心的事情,先把别的问题了解清楚再说。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邓稼先最后的日子是一定要问的。我知道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
 
  ——邓稼先最后的病情,那个时候医生有没有跟你们说?
 
  “我比医生知道得清楚,有一个医生在第二次手术以后出来的时候,他悄悄跟我说,他们在手术台上已经看到了癌细胞扩散的部位,可是那个部位是手术刀不敢进去的,手术刀如果进去到那个地方,当时在手术台上就下不来了。医生跟我说这个话,我当时就理解。邓稼先后来疼得不得了,出血很厉害,背上和腿上大片的血,鼻子、嘴都流血,肛门都流血,尿全是血,可怕极了,后来非常惨。”
 
  说到这儿,许鹿希再次哽咽着:“直肠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像他这样,直肠癌有很多种类,他得的是一个非常恶性的直肠癌!”
 
  ——那时候您一直守着他?
 
  “我一直守着他,当时觉得自己很无能,虽然是学医的,却在这上面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看着他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办法。”
 
  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许鹿希与邓稼先相处的最后日子。在最后的一年里,许鹿希异常心酸,思念的终结竟是永别。
 
  邓稼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爱妻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决定对邓稼先解密。
 
  ——1986年6月24号《解放军报》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道,宣传他的事迹,对他开始解密,他后来看见那篇文章了吗?
 
  “他看见了。”
 
  ——他当时怎么说的,他有什么想法?
 
  “他看到这个之后,心里有一种,有一种这一生没有白白度过的感觉。因为在这以前,都隐姓埋名,完全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保密到什么程度?他们单位让我对北医的党委都不能说我丈夫是做什么的,如果有人问,就说做保密工作。我们单位很多人一直到北医的领导,从报纸上、邓稼先的追悼会上,才知道他是做什么事情的。
 
  “在他已经不行的时候,1986年的3月,中央军委的领导说‘一辈子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所以就赶紧叫记者,通知《解放军报》的记者,还有《人民日报》的记者,去采访邓稼先。
 
  “记者采访完了后就赶紧写文章,因为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还得经过中央军委审查,怕有泄密,所以审查完了是6月24号公开发表的。
 
  ——当时这篇报道出来以后,他自己除了感觉很欣慰以外有没有跟他这个病联系在一起?
 
  “他自己完全懂,刚开始住院的时候他就叹气,他说他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不过他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邓稼先实际上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他是不怕死的。要是怕自己得这个病的话,只要早一点离开他原来的岗位就可以了。”
 
   研制原子弹的奖金是人民币10元
 
  1986年7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将“七五”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授予了邓稼先。
 
  邓稼先生前,由于他功勋卓著,得到过许多大奖。为此,许多人问过他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对此总是笑而不答。在邓稼先病危期间,远在美国的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就在医院的这次会面中,杨振宁也提到了奖金的事情。当时许鹿希回答,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邓稼先补充说,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振宁以为他们在开玩笑,许鹿希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但是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这三个等级发下去了。
 
   他在向这个世界恋恋不舍地告别
 
  说起给邓稼先颁奖,还有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在邓稼先病重期间,国家要给研制核武器的人员颁奖,其中有邓稼先。
 
  在为研制核武器有功人员颁奖的头一天让这些人去排队、站位置,做一个表演,彩排一下。就是这么重要的彩排,邓稼先没有去。他知道来日不多了,他要回去吃一顿家里的饭,重温一下那个曾经带给他无限欢乐的家的感觉。
 
  回家的那天,许鹿希让家里的保姆准备了甲鱼、芦笋,还有许多邓稼先爱吃的饭菜。可以说,每一道菜都做得非常精细。但是,饭桌上他们却相对无言。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的团聚饭了。那天的饭菜是什么滋味,谁都不可能吃出来。这样的时刻,带来的只能是无言的哀伤!
 
  吃过饭后,邓稼先想随便走走。许鹿希知道,他这是在告别了。他去了自己在北京的办公楼、研究室,还去了办公楼对面他们常常去买东西的小卖部。他在小卖部附近徘徊许久,他看到有一个熟人从小卖部出来,邓稼先主动上前打了招呼。
 
  北京的“八一湖”,是邓稼先过去经常游泳的地方。那一片幽静的、蓝绿色的湖水在阳光下晃动着缕缕波纹。许鹿希和邓稼先在湖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微风吹来,邓稼先发现许鹿希的头发一缕一缕地在风中飘动,他想用手把正在飘动的头发按下去,但是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此时的许鹿希更加迷人。
 
  “稼先,你在看什么?”
 
  “看你呀,你的头发好像长了些。这样也好,这样更好看。”
 
  听着邓稼先没头没脑的话,许鹿希用手捋了一下头发。是啊,自己一直把头发剪得很短,这段时间为了照顾邓稼先,头发长了也没去剪。
 
  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忽然,他们听到了远远的夹杂在风中的歌声,时而逼近,时而茫远,然而却是那样的忧伤。不知怎的,那歌词却渐渐清晰起来:“我要去那里,那里没有战争。我要去那里,那里有开满菊花的纷芳。我要去那里,那里有我的好姑娘。”
 
  他们俩都被这歌声震惊了,述说不出的感动,让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特别是那句“那里有开满菊花的纷芳”,让他们又回到了结婚初期,他们到处看菊花的美好时光。许鹿希,这位坚强的女性,此时泪眼婆娑地靠近邓稼先,注视着邓稼先。
 
  那一天,他们在“八一湖”待了很久。
 
  第二天,也是最后一次,邓稼先提出再去天安门看看国旗。医生坚决反对,还是许鹿希帮助说了情,医生才勉强同意,但要求不要在外面待得太久。那一次,许鹿希有一节重要的课要给学生上,所以是警卫员陪邓稼先到天安门去看的国旗。
 
  邓稼先和警卫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飘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邓稼先激动不已。他前后看了看,发现自己站的位置刚好是在红旗下,邓稼先的心中油然而起的一种自豪逐渐地蔓延到全身,他感到许久没有的一种力量驱使他挺了挺胸。邓稼先,祖国的优秀儿子,久久地注视着五星红旗!
 
  离开天安门之后,他又到了几个长期在大西北工作的同事家里看了一下。他是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牵挂自己的战友啊!
 
  他是在向这个世界恋恋不舍地告别!
 
   “他的血流尽了”
 
  应该说,邓稼先最后的日子也是不平凡的。
 
  1986年的7月17日,李鹏副总理把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牌给邓稼先送到了病房里。那一天,邓稼先面对共和国的副总理和记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再次做了无悔的表达。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被这位共和国忠诚的儿子所感动。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不过,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让司机开着转了一小圈,他和自己的家人对此多次向组织表示感谢。
 
  远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典典也回来了,现实中的变化让邓稼先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
 
  许鹿希说:“1986 年7月17日李鹏副总理送的奖牌,那时距去世只有12天,李鹏副总理来时他还清醒,没过几天就昏迷了。昏迷之后,在7月20日醒过来一次,那一次醒过来后,稼先拉着我的手说‘煤矿工人太苦了’,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将来可以用造氢弹的原理,做成很小的可控核聚变钻探机,就可用于煤矿钻探,就不用人下去了。所需要的氘和氚,这两个是海水里无穷无尽的。这是最清洁、没有公害的能源,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地球上的海水太多了。这个,人类50年一定能达到。可惜,我是赶不上了。’”
 
  许鹿希继续回忆:“现在我们国家的可控核聚变已经开始了。海水淡化是要用能源的。另外,核辐射是最好的清洁剂,像这次汶川大地震,喷了很多消毒液,现在核辐射消毒还没有大面积的使用,如果能够使用上核辐射消毒,就太了不起了。辐射保鲜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域。原子能方面的发展不完全是搞几个原子弹、氢弹,在民用方面的用处是非常大的。这些邓稼先在他第一次昏迷醒来后都跟我说到了。”
 
  一个生了重病的人,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会怎么对待自己所剩无多的生命。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会有两种状态:一是消极痛苦乃至恐惧,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种,积极的,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发挥到极致,像邓稼先那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悲伤,不叹气,用宝贵的时间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写出今后10年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甚至思考着核能源造福百姓的事情。那是生命即将终结前的生命价值的耀眼光辉。
 
  许鹿希说:“邓稼先最后留下了两句话。一句是‘苦了你了’,当时我感觉得到,他对我很担心,不知道今后怎么办?还有一句是‘死而无憾’,这句话是说他自己这一生没有空虚地度过。第二次昏迷就再也没有醒来。他全身大出血,输血都来不及,输的血没有流的快,很快就不行了。”
 
  对邓稼先的病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很关心。301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
 
  一代英豪,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
 
  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终年62岁。
 
  他的身体凉得那么快,悲痛之中许鹿希还紧紧抓住他那双手,喃喃地说:“他的血流尽了。”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邓稼先带着满足走了,他是带着爱和梦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得到了永远的安慰。
 
  人们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同事和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支挽歌。
 
  后来担任九院院长职务的胡思得是1958年来九院的28位大学毕业生之一,他为邓稼先写了传记。
 
  邓稼先的老同事杜祥琬怀着崇敬的心情写诗悼念:
 
  悼老邓:
 
  和平岁月未居安,
 
  一线奔波为核弹。
 
  健康生命全不顾,
 
  牛郎织女到终年。
 
  酷爱生活似童顽,
 
  浩瀚胸怀比草原。
 
  手挽左右成集体,
 
  尊上爱下好中间。
 
  铸成大业入史册,
 
  深沉情爱留人间。
 
  世上之人谁无死,
 
  精忠报国重天山!
 
  1986年7月30日,正在外地的张爱萍将军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邓稼先病逝、安排其后事的传真报告,深感悲痛,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决定何人参加追悼会,请即告我。我今日赶回京。
 
  1986年8月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致悼词。
 
  新华社为此发通稿。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题目是《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
 
  同时还发表了张爱萍的悼词《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
 
  追悼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了一首挽词: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许鹿希回忆说:“稼先逝世后,张将军请我和孩子到北戴河军委疗养院休息了10多天。他还建议拍一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纪录片,连片名都给写好了。我把他亲笔写的这幅墨宝挂在家里,以示对稼先的纪念,也是对张将军的感念。张将军曾在邓稼先逝世后两天,即1986年7月31日,拄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
 
  邓稼先逝世前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
 
  许鹿希最理解丈夫的心。在邓稼先的追悼会后,一位当时的领导人问许鹿希有什么要求。许鹿希说:“希望国家能经常为在基地工作的人进行体检。”
 
  许鹿希认为,邓稼先对自己选择的路死而无憾,她也同样为自己的选择永不后悔,不改初衷。
 
  悠悠岁月,不改变初衷是因为他们从未分别;不怀疑犹豫是因为他们从未失去幸福;不放弃选择,是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年迈衰老。那种最广阔最深沉的爱既浸润了他们的一生,也浸润着我们的人生,浸润着我们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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