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 兴亡周期率原因初探 - 作者：马渝生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最早是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来的，世称“窑洞对”。
站在民生的角度，我试谈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成因。
随着金属工具、文字的发明、手工业的发展，分工的产生，私有制的发展迫切希望从割据的混乱小社会、期望进入有利独立于农业季节劳动之外、分工可形成行业优势的社会，有利手工业商 品流通的统一大社会，向集居不受季节生产制约的集镇、城市阶层发展。集权的一统大社会比混乱的割据小社会更能保护私有制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兴分工行业手工业的发展。进入地 方割据时代，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脑力劳动掌握公共资源统治体力劳动的功能越来越受权力阶层的青睐，知识分子也向往着能进入“暮登天子堂”的说客行业的兴旺生涯，地方割据势力 的相互兼并使统治层不断要求强化管理水平，使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秦皇朝正是在这种历史阶段诞生的。在生产力低下集体经济单薄的社会，要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机器，集权专制的产生 有足够合理的为新兴生产力拥护的理由。氏族社会以来以社会精英分子为首的地方割据统治，逐步演变成为社会整体分阶层的集权统治，原来族群割据的矛盾让位给阶级统治的矛盾。知识分 子阶层与权力层的结合形成的管理阶层，逐步垄断了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存在于社会之上，与劳动阶层分离了。
专制的权力必须把管理权分配给管理层，维护这皇室泽荫的“法”，当然把劳动层的利益割裂开，这也成就劳动层发展成自生自灭相对独立的生存环境，从奴隶到自由民，解开了人身自由的 束缚，为私有制的发展撤去了奴化的樊篱。当然，这是专制下的有限私有制，而管理层的剥夺才是无限的，因为垄断着经济分配的解释权。
秦的政治制度构建中央、郡、县，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隋朝开始产生的从底层知识人才向上补充管理层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到唐朝正式形成制度，才最终完善了“家天下”的集权体制。“ 家天下”皇帝假“天”之子，凌架一切人之上实行人治的权力，是一切是非标准的出发点。
以生产成果为对象的贸易往来、民间经济的交往，它以公平公正为生命；以记述事件史实，发表观点说明的文字及形成历史积淀的文化，是以真实为生命；在专制政治下权力控制经济分配命 脉的是非标准，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是以权力垄断为生命。这三种不同范畴的生命纠结成的载体文化，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不可解的矛盾体。
掌握了物质力量的政治生命是强势的，又是短暂的。家天下在血统继承中、正统标准的相对性支配着政治是非，所以利益观标准随权力位移而变换，权力层内部的清洗自残就不断发生。权力 角逐的突变性不能影响统治基础的稳定，所以内斗不能暴露在阳光下，重视黑箱操作的隐蔽性。“城头变换大王旗”，也为受死亡线威胁的民生所唾弃。所以要掩盖历史文化记述表达上的真 实性是宫庭文化的特点，制造文字狱之类冤案来摧残正直知识分子就范是统治权力稳定的必须。
政治势力去掌管负责经济工作，就必定带着政治上的强权等级习惯，去干预、改变经济交易分配上的公平公正性，而官场内引发的内耗矛盾又能让社会上的经济改革成为牺牲品，所以王安石 之类的经济改革都走向垮台的结局。这是专制政治带给文化、经济工作的必然后果，这种强权政治的物质力量，要经济、文化按它的意志畸形生存的社会综合体是必定不可能和谐协调的。
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使劳动人民的矛盾隔绝在底层、局部范围，有矛盾不能指向上层的统治者“家天下”的主人。“家天下”既可以采用“弃车保帅”式的制度内操作撤换个别地方官，也可 以动员全国力量解决局部地方政体上的动乱，以石击卵。劳动阶层除了受剥削榨取外，生活在自生自灭的境地。对知识分子既要磨灭他们的直言不讳、正直不阿的本能，又要笼络、利用他们 的管理参政才能，处在又打又拉、分化瓦解中加以改造利用的境地。社会处在既阶层分明又有游离层动态分布、信息在封锁和非“正道”传播中相互侵蚀，让公权力信誉日渐丧失。
中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要有一个庞大的政治管理网络：有一定的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规矩；有能领会上层等级统治意图、善消解下层矛盾的政治素质和管理职能的管理层。秦始皇有设计贯彻 “家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犯有雄才霸主常犯的毛病——“急性病”。频繁征用老百姓搞全国性的浩繁的建设项目，民不聊生。新生的金字塔式各管理层在统一大国的政治理念上未趋成熟、 结构上未趋完善，未能承担新生政权负荷，全国性的政令直达民间，各级管理层未构建完善为上层统治者当“盾牌”的缓冲作用，使民愤直指中央帝国，加速了秦皇朝的崩溃。
秦皇朝灭亡了，它金字塔式的政治体制在继承了二千多年后，随着工业化的兴起而走进历史之前，（不计无统治成熟期的隋、元等朝代），各个成熟的统治王朝总摆脱不了改朝换代 “周期率 ”的制约，在内忧外患中更替。
“家天下”管理层的组织用层层等级管理社会秩序，为权力垄断体制护航。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建立在等级决定权力，权力决定是非的思维模式上，凡事由长官意志决定，是唯心史观统治社 会的组织基础产物。尽管在具体的人物上，社会上不乏坚持实事求是的官员，也有以唯物史观论史谈政的人才学者，但因追求实事求是的趋使生存环境恶劣，往往到处碰壁，不能在社会上形 成公事公办的气候；抱唯心史观者唯上司马首是瞻者、如鱼得水，奉承拍马者处世能游刃有余，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一代一代让实事求是真材实学者在淘汰环境中逐步退化。社会统治势力越 来越腐败终于使阶级对立的矛盾逼向存亡的临界线，是形成“周期率”的原因。
劳动阶层像农民的收入靠的是田里庄稼的收成，其收入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客观条件，像社会宏观环境的战争与和平，清明廉政社会的低税收或黑暗腐败社会的高赋税，土地垄断中的高地 租或新政中的平均地权，自然气候条件下干旱雨涝、霜冰雪冻或风调雨顺等等，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所换取的收获，不是由主观决定，而是客观决定。所以，正视客观条件决定自己生存命运 的世界观，才使农民艰苦朴素一生来向大自然索取，向客观求索，只求实在。自己辛勤的劳动、精益求精的管理，在钻研掌握农作物丰收的因素中，不断提高自己掌握大自然中生长规律的本 领。向大自然没有讨价还价、弄虚作假的余地，不想好高骛远，只能勤恳朴实。
但面对社会管理层，他们又成了被索取的对象。而对人的索取不像对待大自然，它的陏意性缩放弹性大，这就养成了管理层的任意、贪婪、欺骗性。不逼到死亡边缘，农民是不会造反的。但 权力中的欲望总是无限膨胀着的，到朝代的末期，农民已逼到死亡边缘了，造反只是另一种求生欲望。
工人的打工，按天论月，数件计量，也是按客观的数据计工资论报酬。这样形成他们的愿望，理念也是实在的、朴素的、本份老实的，对客观世界不求非分之想。在主观上不对社会上的他人 企求奢望，安分老实，使工农劳动阶层对事物形成从客观求证主观的哲学路径。
但对“家天下”的管理层，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专权让管理层有惟上的服从力，让它的垄断管理有从下层向高层的管制凝聚力，权力层层递进，望忠心层层递增，把工资待遇也层层提升，当作 凝聚剂一样使用。职位的安排当然有治国的才华、牧民的谋略等客观因素，但为“家天下”的忠心是第一要素。服从上级的主观愿望是下级权力、职务、工资待遇等得到保证和提升的决定因 素，所以管理层对社会下层的实事求是要求，对客观求实的唯物精神就只能摆在次要的位置上了。
权力决定社会公共资源的等级分配，决定物质生存条件的优劣安排，统治阶层向劳动阶层贪婪索取的欲望、只要还在劳动阶层能克制承受的范围内就不断膨胀，主观价值取向形成习惯。对老 实本份农民的愚弄剥削诈骗成性，使不断受骗被愚弄的农民面对国家组织力量的强权，分散性的他们只能演变成“刁民”。如何对待刁民在“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经验中使管理层 历练成圆滑、虚伪、狠毒的品性，让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劳动者背靠背，使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绝对化。迎合上司主观愿望来决定政事的是非处理标准，按上司意图进行牧民，走主观主义思维 妄图能改造客观世界的哲学路径。
在建国之初，上层统治者对前朝灭亡的殷鉴记忆忧新，农民造反的实践、社会劳动阶层的情绪观点还比较了解，自已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有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的积淀，认识比较客观，理事 比较公正，所以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样尊重边疆将帅按客观情况作出决定的理性思维。但就总的说，凡事判断决定权既然在上司主观世界里，岁月流逝人事更换，领导有聪贤昏庸 之辩、上司情绪有开朗郁塞之时、交往有亲朋疏友之分、是非判断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别、对事物的了解有或偏或全或专业或隔行之虞、下情的上达有是奸邪是忠直的表达内涵等等，所以上司 主观决定的是非往往混淆是非。下级的政绩既然由上司主观判断决定，有时尽心的不如取巧的，忠心的不如使诈的，一心为国的不如对上司投其所好、奉承拍马、做表面文章的，进而请客送 礼、行贿受贿、讨上司欢心的。
对上有付出，对下当然也笑纳。无庸讳言，水滴石穿，日久成规，潜规则渐成渐滋润。行业中以揣摩上司心意为出发点，不以客观民意为旨意。同行互为仿效，上司罪不责众，互相心领神会 ，终成默契。上下级关系通融理顺了，敬畏心理松懈了，熟不知理了，共同利益形成帮派利益。勤政逐渐变成庸政，或者派生分支机构，或者新增附属冗员，机构逐渐膨大，政界作风向庸、 懒发展。下情上达的客观、公正通道被人情贿举堵塞得越来越窄，垄断权越来越专横，号令权越来越脱离实际，拉帮结派越来越严重，民信率越来越低，公权力越来越黑，最后完成“天下鸟 鸦一般黑”。
庸政的另外趋势是公共资源掌握着的各部门根据关系人各自的需求采取互相交换以求互利，所谓官官相护即是；另外管理阶层可用公共资源与劳动阶层之间进行交易，小者换个人情，大者换 取金钱物质利益。总的来说，都在‘人情’的名义下管理层让自己手中公共资源的无价无情化成有价有情，中国变成一个“人情大国”。当掌握的公权力能把公共资源当商品交易时，从小到 大、从简到繁，逐利性使掌握公权力者逐渐挖掘扩大“商品资源”，逐渐丰富交易面。在官权的代际传承中，金钱交易面的逐渐扩大，知识、道德的含量逐渐缩水，潜规则的发明使用从偶然 到自然到必然。自私逐利性的膨胀和攀比使道德退化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产生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惯性。社会上与官场勾结能捞到油水的“商人”也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官场垄断的公共资 源一经腐败便无法自裁，社会最终走向不可收拾的临界线。
自然经济中的农民，因交通不便远离集镇交易市场，小数量的农产品只为满足自给，剩余产品上市场抵不了交易成本。像新鲜蔬菜之类有季节性，过时要抽芯结籽枯萎，所以除自食外就及时 送亲朋邻里消费，相互就有互赠尝鲜之俗。家庭大事如婚、丧、灭火灾、盖新房等等，一家有事，四邻支援，当事人家只管饭食，不计工酬，用互助的力量对付。与官家有磨擦，政府权力公 共资源在官员手中，向来只有牧民的理念，没有服务的传统。百姓即使受惠政府资源，因等级关系常用农产交换以礼谢，还要感谢皇恩浩荡，也不是合算胜算之举。所以 “民不与官斗”的小 农经济自成人情交往关系圈。
“家天下”宝塔型的郡县制统治机构，虽有科举制的人才流通渠道，但那是跳出农门绅士层，跃入龙门进入染缸的道路。农家生存条件以客观为依托的阶层进入富贵荣华以上司权力裁判决定 是非的阶层，接受在社会腐败日甚的规律中度日。 所以鲁迅《风波》里的“九斤老太”道出了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社会发展的真谛：“一代不如一代”。每个朝代从政权确立后，（如政体不 存在重大的变革事件）就始终走在统治机制不断退化衰败直至改朝换代的道路上。
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在获取政权前，有强大的敌人为对立面，劳动阶层是他争取、依靠的对象，民心也是决定政治势力成败取舍的力量。但政权确立后，沒有了敌对靣，劳动阶层纯粹是管理 层榨取、剥削的对象，随着统治的进展而变本加厉，就成了社会上最根本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管理层把社会公共资源当成自己的私产，不可能从统治层演变转向为社会的服务阶层时 ，这种阶级对立是无法违避的，一切政治制度都为维护这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服务。
中国历史是一个强权治弱民的社会，在重农抑商下不让民间的经济力量发展壮大，官场潜规则发展下越演越烈的盘剥榨取使每个朝代到末期，农民在存亡的临界线上挣扎，社会底层的痛苦， 都是亲身经历的结果，一个衙门的劣绩、一个官员的腐败，要凝结多少平民的血泪怨仇，盘剥多少百姓的经济利益，难道能由官方的舆论、政界的宣传所能作用、改变？农民虽掌握不了宣传 舆论工具，掌握不到话语权，但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决定了民心。像唐朝“贞观之治”的时候，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相对清明，据史载民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唐朝末年，“自懿宗以来， 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以蜂起”。是老百姓的“基因”变了，从“顺民”变成“刁民”？当然不是 ，是社会治理环境变了，管理层越来越腐败了。统治层以百姓为衣食父母，处理社会事务相对以公正廉明为出发点时，百姓对公益事业就以热心参加为已任，因为公共资源只是服务资源，不 会变“现”向老百姓敲榨索取。但统治层逐步腐败既然是规律，终要鱼肉老百姓为对象，公共资源就变本加厉地向变“现”转化，成为待价而沽的资源。一切社会纠纷、民间案例，都成了“ 创收”之道，“钱”成了办事的“通行证”，法律成了块遮羞布。所以民间深恶痛疾，避犹不及，只要事不关已，即使当街发生抢财虏色的事，老百姓也明哲保身漠然对待，不愿挺身而出打 抱不平了。否则，在法院的“假案、错案、怨案”里怕又沾上自己，增加了管理层鱼肉百姓的机会。那些机遇不好，已经逼到走投无路地步的，当然只能铤而走险。所以社会刑事案件直线上 升，即使公安机关越来越忙，也是本末倒置无可收拾。社会上民心一失，正不压邪盗贼蜂起，社会秩序混乱，民变就只等“导火线”的事件发生了，所以爆发的起义往往一触发便成滚滚洪流 。统治层只会诅咒“刁民”“暴民”，统治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对老百姓采取实事求是的对待态度，总是唯心的、不愿用唯物的观点去探讨老百姓成“刁”变“暴”的原因是一切统治阶级的 本性，社会政治环境不断恶劣是必然趋势。
在工业革命、工人阶级没有出现之前，在没有产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前，农民起义只是旧王朝的掘墓人、旧世界的破坏者，不能指望在旧的生产关系中会建设起一个新的阶级关 系的社会。起义后权力被篡夺利用或蜕化演变，最终还是在旧社会政治制度的回归中开始新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