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 作者： 潘悦珊
兴亡谁人定？历史学永恒的主题。但是，古之有识之士，却不把这个主题当回事儿。在他们看来，那些曾经决定国家兴亡的英雄们，已被历史长河的浪花淘尽，曾经轰轰烈烈的事业，是非成败转头空，最后不过是草民们的笑谈而已。这样说，有词为证。明朝人杨慎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净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春月秋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引这首词为开篇，名播四海，传世不朽。
盛衰岂无凭！才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们永恒的话题。他们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都一致认为，治国理论的正误，才是兴亡盛衰的凭据。这样说，例证有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为了富国强兵、治国安邦而各逞其能，创造出种种理论，向各国领导人兜售。“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间，有多少先贤，忧国忧民，总是在求索主导国家兴盛的理论，也曾有过几多论争。
说说近代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打破儒学一统的天朝传统，产生了“中体西用”论，主张在保中“体”的前提下采西洋的器用，形成了“体用派”或称儒学修正派。这个派，对正宗儒学派或称国粹派也就是顽固派展开了论争。到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大量涌入，西化派异军突起，彻底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引起了“孔化”与“西化”的大辩论。西化派随之一分为二，形成“西化”与“俄化”两大派的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从“中体西用”引伸出“中国本位”，从“西化”发展而成为“全盘西化”，又引起新的论争。[1]
“俄化”派建党之后，关于中国出路之激烈论争，转入党内继续，主流意见，照搬苏俄的“中心城市起义带动全国革命高潮”，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被批斥为“痞子运动”，毛泽东本人则长期被排斥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之外。延安整风运动，推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这种论争才告结束。
建国后三十年间，就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题，又有激烈论争。主流一方，以毛泽东为首，推行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大整非主流方，批之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狠狠整倒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反党集团”。
到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好不热闹[2]，共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中，谁都知道但谁都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是：十年内乱，史无前例，经过这个实践的检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倡行的一套极左理论错谬，必须清算和抛弃，拨乱反正。这就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问题不在于，决定天下兴亡的是某某人，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张泽东、李小平，盛衰之凭只在于全国风行什么样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
但是，凭什么说毛泽东倡行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谬误？自古以来，修齐治平理论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凭什么知道，某种正确、某种谬误，某种先进、某种过时，某种值得奉行、某种应该摒弃？
这是检验、鉴别、认识真理的方法论问题。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真够厉害，居然能证明毛泽东倡行的理论错谬。其奥妙在于：这个命题说的是认识真理的方法论（可取其中两个关键字，简称为“唯实”方法论）。它所否定的，是这样几种方法论：
——“唯权”方法论。谁有权，谁的言论就是真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最大，他的话就是最高真理。如何解释世界的运行，如何改善世界的运行，都必须遵照领袖之言，唯有领袖才有资格出观点，出思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领袖之言，重大基本理论的思维成为一种特权，完全被领袖垄断，智囊们、高参们有所著述，只能是解说、发挥。倘有谁敢于质疑，试图证伪，发表一点儿有别于领袖之言的言论，不管可取不可取，立即有众多打手出来整治他。倘有谁别出新栽，另起炉灶，陈述一套有别于领袖之言的道理，不管正确不正确，立即有无数杀手出来收拾他。从焚书坑儒起，两千年以来，文字狱几曾消停？到今天，轻则屏蔽敏感言论、封掉微博帐号，即取消发言权，稍重则“请喝茶”，更重的判你个煽颠罪。
——“唯势”方法论。谁势大，人多势众，或气势汹汹，谁的言论就是真理。“大革文化的命”岁月，“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批判家们批判的方法，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写的气势汹汹，批斗会吼得杀气腾腾，语言的批判不过瘾，再加拳脚的批判，根本不给被批判者以辩解的机会。就这样，“革命真理”彻底战胜了“反动谬论”。到今天，这套方法仍有继承使用，一些网络争论文章或评论，断章取义，歪曲原意，扣帽子，打棍子，甚至于骂人，一付流氓腔。
——“唯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恩原话百分百是真理。谁要用上马克思主义作包装，披上马克思主义老虎皮，谁的言论也是真理。那些号称“真马”、“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修正主义假马，就趁机成了无人敢疑的真理。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那些违背马恩原意的东西，还在向大学生灌输。[3]
——“唯神”方法论。神不会犯错误，神的话绝对是真理。毛泽东神化，“他是人民大救星”，林彪不是说过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让他走下神坛，可到今天，仍然有人顶礼膜拜。
以上几种方法论共同作用，多么浓稠的氛围，多么强烈的气场，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得以盛行神州的原因。“唯实”方法论否定这几种错误方法论，从根子上证明毛泽东倡行的那套极左理论错谬，多么难得呵！
由此可得结论：“盛衰岂无凭”，说到底，关键不是兴亡谁定，也不在于修齐治平理论的正误，而在于认识真理方法论的正误。
兴亡谁人定？任历史学爱好者们玩味。盛衰岂无凭，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们，要认识修齐治平理论的正误，得先掌握认识真理的正确方法论！
“唯实”方法论掀过了历史旧页，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历史性功绩巨大，不可低估。但是，它并非十全十美，仍有其局限和谬误，历史性危害巨大，也不可低估。
检验、鉴别、认识真理，唯一正确的方法论，是科学方法论。
中国是历史学大国，史籍累积汗牛充栋，也是修齐治平理论的生产大国，有关论著层出不穷，但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却是贫国。说中国科学方法论贫乏，有如下表现：
其一。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创新，几千年来无一建树。科学方法论的成果累累，例如波帕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论、奥斯特洛姆的组织规则分析架构、今井贤一和伊丹敬之的“制度渗透”概念，以及具体的逻辑分析方法，如实证分析、规范分析、边际分析、个体分析、整体分析、演进的理性与建构的理性，还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博弈论、混沌论等等，全都是外国人发明的。中国人自创的，只有“以史为镜知兴替”一说，可比起德国有过的历史主义方法论[4]，差远了。
其二。国外学术界，科学方法论已相当普及，学者们写文章，常将所用的方法论点出来。反观中国的智囊们、高参们，在论著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到科学方法论，他们实际上使用的，还是“唯权”、“唯势”、“唯马”、“唯神”等那一套错误的方法论，偶尔也说到“唯实”，其实是实用主义。这些事实说明，他们对科学方法论一无所知，以至于，至今拿不出什么修齐治平理论，可当作引领中华复兴的指南。
其三。关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是是非非，现正争论得不亦乐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在说理中，没见那些智囊们、高参们，有谁引用科学方法论来“逻辑自洽”。
以上现象的成因，诚如罗荣渠先生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老化。”[5]
看来，科学方法论是些啥玩意儿，有啥威力，为啥有威力等等问题，很值得讨论。
本篇是引子，随后，我将推出科学方法论系列讨论文章。有两篇的标题已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谬误和危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是唯物辩证法》，现予预告，敬请期待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