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致富为何总这么难？
作者： 小土过后是多云
最近，人民网网友“大于”给我们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1961年春，湖北隆回的羊古坳乡雷峰村刘湘庭约了几个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分田到户。这在全国都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万一暴露，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有坐牢的危险。他们一家家登门逐个做工作，刘湘庭表态：“大家不要怕，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结果，他们把田就这样暗中分掉了。这个时间，比安徽小岗早了整整17年。那么，这个村是不是更早实现了共同富裕了呢？没有！因为，至今该县还是贫困县，该村仍是贫困村。
有人曾说，如果中国不走集体化那一段“弯路”，如今的农村会怎样怎样。“大于”说贫困县隆回的羊古坳乡雷峰村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答案。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过去走过的路哪些的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大于认为，羊古坳乡雷峰村很值得作为一个典型来研究。
后来，我在大于帖子后面跟帖说：没什么好研究的，因为农村的贫穷或富裕，跟走集体化道路或分田到户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关系（虽然，我是农村必须走集体化道路的坚定支持者）。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国家的农村政策。这几十年，为了搞“城市化工业化”，为使中国成为实实在在的“世界工厂”，为尽可能多地掠夺农民土地，对农民采取了几乎是“逼上梁山”式的政策，迫使农村一步步困顿、凋零。
我多次指出：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走进靠“投资拉动”的怪圈，开始大搞各种基本建设。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并没有搀扶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由此，为了弥补经济实际崩溃的巨大亏空，当局不得不连续出台向百姓转嫁经济负担的所谓“改革发展政策”，诸如各类加税政策，使税收增幅每年竟达20%以上。即使这样，仍不能维持国家经济运转，所以，又开始陆续将本来应该在税收中支出的国民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住房成本全面推卸给社会，由百姓自己承担。农民外出打工，可能是为了家庭的一个病人或是一个上学的孩子。 生活负担的加重是农民被迫放弃耕种外出打工的第一个原因。
国家把几乎全部资金都用于搞超大城市化和所谓的工业化，而持续减少对新农村建设和水利建设的投入，加上地方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土地财政，要尽可能多地剥夺农民的生存资源，一时间，“依法征地”如火如荼，被征掉地的必须外出打工，没被征掉地的，也人心惶惶，不敢再向手中的土地搞投入，怕资金投入下去地又被征了。有些乡村农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累，住上了三层小楼，结果，一个“城镇化”就把一家几代人积累的房产给扒掉了，自己的乡村产业诸如鱼塘没了，果林没了，养殖场没了，因此，不得已，也只好外出打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是政策为了资本利益拼命压价农产品，让种地者无利可图无法生存。为了压低粮价，发改委出台了极其严厉的处置政策，粮价稍有上涨就立即打压，以此逼迫农民不得不放弃种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一方面纵容种植养殖大面积使用激素农药增加单位产量减少劳动力投入，近年来甚至不惜逐年加大粮食进口，逐步将中国的肚皮管理权交给外国人，也不让农民通过种地获利。农民的生存资源被剥夺之后，无奈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无“根据地”、远离土地，远离家乡，无牵挂地进入一个个“城市”，这样一来，就为买办资本和新生资产阶级准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和买办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榨取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在极度困境中牺牲环境，倒贴资源，为美国，为世界打工，把污染留给自己，把享受送到国外。
有这样的三农政策，你农村走集体化道路也好，分田到户也好，都无法逃脱无法维持的命运。这种搞垮农村的政策不改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永远只是一句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