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震撼世界的六年”——学者以此形容那最终导致苏联剧变的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1991)，它与当年约翰·里德笔下的“十月革命”——“震撼世界的十天”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R.沃尔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震撼”余波中的头脑往往难于冷静，于是1991年后的几年犹如1917年后的几年一样，价值判断往往遮蔽了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观察。如今“震撼世界的六年”之后又6年过去了，而“震撼世界的十天”已迎来了它的八旬之祭。从苏俄之亡究及苏俄之兴，不能不对这个动荡世纪中俄国人与全人类的命运，浩叹再三!

近年来俄国人对革命的反思与我国一样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有人批评革命切断了传统，带来了“西方理性的灾难”，有人批评革命植根于传统，造成了“东方专制的泛滥”；有人批评革命毁灭了凝聚着斯拉夫美德的俄国农民，有人却认为革命是农民俄罗斯对现代化的反扑；有人认为革命可悲地摧毁了东正教，有人却认为革命恢复了中世纪式的宗教专政；有人认为革命纯属“列宁的阴谋”、“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人却认为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普遍规律”意义上的必然，而是文化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或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是俄罗斯文化的“宿命”。H.A.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七章。

这些争论当然都是用剧变前“体制外语言”进行的。而另一方面在今日俄国左派(包括以戈尔巴乔夫、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中仍然用“体制内语言”进行着苏联解体前已开始的讨论：十月革命究竟是“早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过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997年3月于德国Elgerburg举行的俄国革命国际学术会议上主要仍是这种讨论。有人问：“怎么能把消灭资本主义、消灭民主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不叫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则认为：“如果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被毒死或枪杀，列宁的最后著作被隐瞒。”M.沃约科夫：《俄国革命的选择：资产阶级的二月和无产阶级的十月》，国际十月革命研讨会论文，1997年3月。

尽管立场观点各异，有一点是各方都看到的，即革命前的俄国传统和为改掉这一传统而发动的改革与革命关系密切。早在苏联解体前最后一次重要的史学会议——1990年6月列宁格勒国际史学家圆桌会议——就以“改革还是革命?1861—1917年的俄国”为主题，苏联时期的“革命”派、改革后出现的改良派(称赞1861与1906年改革)与国粹派(称赞俄国旧传统)的史学分野初见端倪。《改革还是革命?——俄国1861—1917年》国际史学家圆桌会议论文集，圣彼得堡，1992年。90年代讨论在深化，其中尤以1993—1992年间俄国史学最高刊物《历史问题》破天荒以连续6期刊出的A.A.伊斯肯德罗夫(该刊主编)《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长文引起的讨论为重要。 A.A.伊斯肯德罗夫：《俄国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6期，1993年第3、5、7期；1994年第1期，第101页。在“革命”派退潮的形势下，讨论主要在“改良”派与“国粹”派之间进行。前者不仅否定1905、1917年的三次革命，连知识界自由派与沙皇政权中的立宪派也不看好，而大捧“铁腕改革家”斯托雷平前引伊斯肯德罗夫文便是贬维特而扬斯托雷平的代表作。90年代俄国出版了多种斯托雷平传记，其基调大率皆如此，参阅A.H.阿弗利霍：《П.A.斯托雷平和俄国改革的命运》，莫斯科1991年版。解散公社之功。后者相反，盛称传统公社的伟大活力，对它遭到破坏痛心疾首П.H.泽利亚诺夫：《1907—1914年欧俄农民公社》，莫斯科，1992年，第320页。，在政治上这种观点同样既不认同革命也不认同自由派，甚至连斯托雷平也不看好，却对极右保皇组织“黑帮”表示同情。C.A.斯杰潘诺夫：《1905—1914年的俄国黑帮》，莫斯科，1992年，第10、111页。

然而，传统、改革、革命三者果真是互相排它，彼此取代的选择吗?这个问题不仅对俄国史有意义，同样面临这三者关系的中国又何尝与此无涉?有人曾指出：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发展中社会”的那类国家中的第一个，而且也是这种“特定的社会类型中产生危机与革命的头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实践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今日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必须考虑的”。T.沙宁：《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国》，伦敦，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