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本文为丁学良教授与几位年轻中国知识分子（既有本土毕业的，也包括海外归来的）所作的小型座谈实录，试图分析中国乃至世界观察家们对中国走向的最大疑点和焦点之一：最高层的权力集中可能带来怎样的好处和风险。
中 国的高层权力集中，首先是“两个一”原则，就是“一党制”：中共一党领导，加“一会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掌控权力。由此很可能顺势出现“一人制”： 权力再集中到一人手里。客观地说，这样的“三一原则”在特殊时期有其合理性乃至必要性，但不能将其无条件地延伸下去和固态化。
毛、邓后多年中国政治中无人拥有一票否决权
问：您曾经在FT中文网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邓小平模式”。
答： “邓小平模式”这个表述，我估计是编辑最终概括加上去的，因为此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中国模式”，也许他有这个印象，我怕误解，解释说：我要讲的是当年邓 小平处理、经管、安排中国最高政治权力转换的方式，英文很容易讲，就是“power transition（权力转移）”，“The Deng Xiaoping-mode of power transition”。可是在中文里，这类概念都没有得到很普遍地清点和梳理，当然也因为在国内不许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用中文讲这类概念很难，所以编辑 参考我讲过的“中国模式”，套用成了“邓小平模式”。
其实我讲的，是邓小平的那种处理和安排中国最高权力转移的一套方式和 风格。当然有一些权力交接的具体细节也不好细讲，如：某某人（李鹏，编者注）当时为何被提拔到那个位置上，这个问题牵扯到海内外出版的回忆录的发行区别。 而据我所知，导致一些人被提拔到高位，是非常巧合的原因促成的，如果给邓小平第二次机会选择的话，也许他的选择会不同。
问：姑且我们还用“邓小平模式”吧？
答：可以用“邓小平方式”，更贴切些。
问：好， 我们带来的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说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邓小平方式”的一个发展和延续？但显然，目前这个模式本身已经遭遇或者说正在遭遇种种挑 战，比如，最高领导人（您所谓的“单个决策者”或其同义词“独裁者”）本身权威的递减，特别是在上一届最高层执政期间。当然，对于这种现状，国内的某些理 论工作者（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了“集体总统制”。
答：“集体总统制”这个概 念，如果纯粹从字面上来看，实际上来自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斯大林去世之后，因为斯大林这个大独裁者（就是“单个决策者”）带来的严重后果—— 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在他死后，苏共中央大多数成员对独裁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了。
于是，为了避免再 出现斯大林这样的大独裁者，苏共最高领导层组成了一个“主席团”（“主席”的复数——Praesidium）。我认为，这个“主席团”就是“集体总统 制”。那时通常都用“总书记”这个称谓，因为斯大林曾经担任过总书记。总书记的英文表述是Secretary in General，而general是来自部队的，因为将军就是general（三星上将），是要管一切方面的。
所以，斯大 林之后，苏联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都不愿意用“总书记”制度了，怕人们再回想起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于当时苏联的政治状况而言，苏联人人都怕，所有的老同志们 都怕自己会成为大独裁者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目睹过太多的人成为牺牲品，于是“总书记”的头衔被换成“第一书记”。“主席团”里的所有人都是书记，但没有一 个人是“总负责”的，只不过你第一、他第二、他第三，主要是强调这是集体领导制。
我不知道清华大学的教授（胡鞍钢）有没有 研究过这段历史，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改变大独裁者统治的一种集体负责任制和集体决策机制。这一机制一直维系到什么时候才受到严重冲击 呢？赫鲁晓夫下台。赫鲁晓夫本人晚年已经在不断地冲击集体决策制度，勃列日涅夫等几个人合伙将他赶下台。等到勃列日涅夫晚年时，人们发现又出现了类似的现 象。
这就是在政治学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在一个非民选、非法治的环境里，即没有法定的、公平正常的选举制度之下，所谓的集体领导制不是一个稳定的领导机制，因为它的整个决策基础不是法治的，而是随人、随意的。
而要长期地、一代一代地延续集体决策制度（这里是指最高层次的决策制度），必须有基本的法治，这就要求人们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按照人治办事。
从 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才可能出现集体领导制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像毛和邓那样的一票否决权，他们两个人的职位名称虽不一样，邓 小平甚至从来没当过名义上的一把手（这一点很不容易，太难做到了），但是他是可以做到一票否决的。这种一票否决制在政治学上就是“One-person Rule”，有人翻译成“元首制”，也有人翻译成“独裁制”，有人翻译成“一言堂”，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一票否决制。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政治领导人，都觉得自己的同辈里没有一个人具有邓当年的权威和经验。因为同辈的人会觉得，这些人都是邓小平安排下来的，他们也没有像毛和邓一样打过大仗，经过大险，立过大功，所以没人有能力回到毛、邓那样“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为 什么这么说？毛泽东晚年造成那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他在几次重大危机时，能够同党内其他领导人反目，坚持自己的做法，且不管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后来 发现这种做法还真的解决了问题。所以1949年以后党内的人就认为，在1949年以前毛的那些做法既然能够使共产党掌握政权，1949年以后管理天下的事 也需要有一票否决制。共产党的一把手到后来为什么叫“主席”？“主席”的意思就是一票否决。这段历史我很清楚的原因在于，我在海外教书的内容中涉及到20 世纪里最伟大的几个革命性专制制度。要知道，大的革命者经常要在极其危险或者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非常困难的决策，如果按照程序慢慢讨论，敌人已经把这些 革命者抓起来，杀掉了。
所以，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的结果，一定是导致专制的，Revolutionary Dictatorship又叫革命独裁制、革命专制，没有例外。
胡锦涛裸退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道德价值
等 到邓小平之后，这类情况就很难出现了。在江泽民当政的最后两年，他的同志们都很担忧，江泽民不辞掉军委主席这个位置，胡锦涛就只有党的主席头衔，没有中央 军委主席的头衔，发生了很多内部权力上的不协调。最终在各个层次上都引起了很大的矛盾，最后众人出于公心，将江助推下来。
今天很多人都在批评胡锦涛没有作为，有点太苛刻。
我 多次提到，不管胡锦涛执政的十年他做得怎样，但他在十年执政到期后，退得干干净净，这一点就足以给他本人赢得很高的评价。试想，如果他要延续江泽民的做 法，拖延两年交军委主席的权，也是可以做的。因为有先例，并不是他创造了拖延两年的体制。如果他这么做，对最高权力的交接具有极其巨大的负面政治意义。如 果没有他的一退到底，我们不能想象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习近平这一届能够做这么多事——习近平敢做、能做这么多得罪人的事情吗？他如果不是中央军委主 席，能够触及周永康、徐才厚吗？这么一讲，道理就清楚了。
那么一票否决制什么时候会在中国出现呢？
我坚持这样的观点：这一届或者下一届的最高负责人，在遇到极其重大的新情况、特别是极其重大的新挑战或重大危机时，他能够用自己的新办法，基本上把问题解决，稳住大局。这时候他才有可能朝一票否决制发展。
举例来说，如果中国跟日本翻脸，最高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不管采取什么办法，用武或用智，狠狠打击了日本，让中国基本上赢得胜利之后，最高领导人就有可能建立一票否决制。否则会有人问：为何你一个人的票比其他几个人的票都更管用？
必须是在遇到重大危机、重大挑战、或者重大难题时，领导人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关卡。邓小平如果没有在毛泽东晚年时，敢于和“四人帮”对抗，哪怕邓当时已经有很多的功劳，也不至于成为毛以后的一票否决制的拍板人。
中国要提防范无条件地搞权力集中
问：但中国自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这种情况又貌似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新的领导人在军事、反腐和经济等多个领域里，远比他的上一届强势，于此，有学者提出，现在的改革是新权威主义的升级版（2.0版），并且对此寄予厚望，不知您作何评估？
答：对这一事态至少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当然你也可以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但至少要一分为二。
一 方面，无论是基于国际上还是国内很多人的观察和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很多应该正面对付的问题都没有正面解决，很多不应该再拖下去的问题也都拖得越来越 严重了，还有很多问题在继续恶化，比如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领域里的有些问题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集中权力把过去拖了很多年、仍在继续恶化的问 题正面应对。哪怕并不是一举可以解决，但至少要正面应对，将政治资源、政治权威相对集中一下，确实具有合理之处。
但是在讲这句话时，我也要强调，相对的、适当的、不过度的权力集中，是为了应对最糟糕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标。而且必须要知道，权力集中本身有自己内在的缺陷，一定要有持续的警惕性。
如果不知道权力的集中有内在的、致命的、可怕的可能性，就不会对集中权力之使用有所警惕，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千年来没有什么像样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传统的国家里。
另 一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大部分时候都是中央集权，而非分权，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其他领域里有重大变化和改进，但是在政治权力 方面的改进相对较少，加上权力集中的上述局限性，对权力集中就必须要防范，没有分寸地集中就可能出大问题——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问题、邓小平晚年在1989 年政治风波中的决定。
我一些朋友的父辈在当时都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他们说，自己的父辈们并不赞同邓小平1989年那么做，但无奈邓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可以看出，在非常危机和关键时刻，邓小平对正规的决策机制并不是很在乎，并用一票否决权实施过一两次大的违规作业。
对 于今天的最高层领导，一方面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要兼任那么多领导小组的组长——原因在于实在是处处问题积重难返，不得不把手术刀统统拿在自己手里，要处处 开刀动大手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最高层：要在还不算太晚之前，切实改一改中国的高层决策体制。至少要学一学1978年到1985年间的邓小平，去推 动决策权的下放和分层分享，自己在最高层只做关系中国长期良性发展必须做的那类政治改良——越改越良。
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不是那种担任“量体裁衣”式（即所有重要的规章制度都是为本人定制）的权力掌控者的人，而是那种为最高权力的行使设定适度的界限、且被后代依样贯彻为国民造福的人。而这样的大师级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太少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