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一篇“中国式户口二重天”的文章，对最近网络和媒体上相继曝出中国“房姐”们拥有多个户口，陕西“房姐”龚爱爱被网曝有4个户口和不同户口名下的房屋41套，山西纪委官员张彦同时拥有北京和山西两个身份证。张彦除了被曝出两个户口的同时，其身为前运城市财政局局长的公公孫太平在北京、海南三亚等地的10余处房产亦被曝光。
文章指出，籍由个案引发的社会焦点效应远未停止，面对“房姐”们一人多个户口、假户口等现象，公众一方面呼吁严查户籍管理背后的钱权交易，暗箱操作等违法行为，一方面探讨中国式户口到底是身份证明和人口管理的需要，还是“附加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的阶层证明。
2012年12月，一位随在上海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的15岁江西籍女孩占海特大声喊出“我有上学的权利”。1月25日，广东省两会现场，两百余维权人士前往抗议，打出“废除户籍隔离制度”、“我要读书”等标语。
独立作家郭飞雄向德国之声表示：从“房姐”们轻意拥有多个户口来看，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特殊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享有的权利犹如“两重天”。因此中国户籍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但因为户口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成为某些阶层的利益联结纽带，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将非常困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则指：户籍制度是一种新的种族隔离制度，中国现在实行的户口制度，是带有种族隔离性质的，主要限制的是穷人和弱势族群。
媒体评论员李龙撰文指出：现在爆出的“房姐”们拥有多个户口事件，揭示了户口被一些官员广泛利用藏匿财产，转移资产、规避犯罪风险。只需通过关系人造一个虚假的户口，就可以将来源不明的财产隐匿起来而不被发现，这比一般的“洗钱”手段都要来得直接方便，从而躲过财产公示的限制。像凤阳县公安局长陶勇，一个身份用于存放自己的私房钱，另一个则专门用来收受贿赂。
“多重身份”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分身成了虽然并不存在但形式上完全合法的两个人，其违法行为也容易逃避相应的法律追究。
2012年12月13日，荷兰在线发表的文章《“蝗虫女孩”占海特：户籍制是中国柏林墙》，报道15岁上海女孩占海特，她是中国首位站出来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非沪籍学生，也是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最小上访者。缘于占海特的父亲占全喜于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因“非法集会”被警方以“妨害公务罪”拘留。12月10日，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占海特除了担心父亲安危之外，直言半年多来的维权“实属被逼无奈”，但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抉择。
荷兰在线综合中国媒体京华时报和中国网早先报道，占海特祖籍江西，1997年出生于珠海，2001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上海读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后因无上海户籍，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后辍学在家。因江西老家已没有可以照顾她的亲人，回老家读书就意味着势必要与父母两地分离。为争取异地高考权，自2012年春节后，占海特和父亲占全喜陆续前往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和教委上访，但得到的都是拒绝。
10月起，占海特开始通过个人认证微博进行维权，她在微博中曾这样写道：“户籍制度是中国的柏林墙，是横亘在所有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一堵难于逾越的高墙”、“让时间来证明一切，社会总是会往越来越公平的方向发展的。当年马丁路德金呼吁黑人与白人平等，也有白人反对。但是如今，他受到所有美国人的爱戴，不论黑白。”她还通过微博上发出了公开“约辩”的邀请，但“约辩”现场最终演变成了外地籍家长和沪籍本地人的“骂场”，有些人质疑占海特只是被家长强推到前台，更有甚者斥责占海特为“蝗虫”，要求“蝗虫滚出上海”。但来自社会的压力并没有让这对父女停下维权的脚步。12月10日，上海警方对外通报称，占全喜因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聚众非法集会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警方称占全喜拒不配合民警劝离，还将民警抓伤，经口头传唤无效，最终强制带离。
占海特对于警方的说法难以认同，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她表示，父亲占全喜是在广场上举办非沪籍家庭“亲子活动”时被警方带走的，同时被带走的还包括两位记者。当时参加的家长及子女人数总共不超过10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只是互相交流诉苦，“我们不是非法集会，更没有散发传单，现场16名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爸，推推搡搡，怎么可能会抓伤警察呢？即使有抓伤警察，也是警察他们自己抓的，这些我们都有视频为证”，占海特告诉记者。
在父亲被拘留以后，占海特将现场遭遇和照片先后发布到了腾讯和新浪微博上，但随后她的腾讯微博账号被删除，其新浪微博被禁言，直到10日才被恢复。
占海特同时告诉记者，目前全家在上海租房，因为自己和父亲坚持维权，当地警方和居委会不断向房东施加压力，房屋合同原本是2014年才过期，但房东已要求她们全家在2个月内搬离。从“约辩”被斥到父亲被拘，占海特称自己一路走来并不后悔，“我争取异地高考权利实在是被逼无奈，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户籍而失学的例子”。
占全喜被刑拘一事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光明网评论员在《占海特之父被刑拘是叠加的非正义》一文中认为，占海特向既存教育制度中的不公正规定发出的挑战之举，确是为当下的社会体制和维稳机制所不容的。警方以什么理由限制占海特之父的行动自由，用什么措施可让占海特产生恐惧而使其沉默下去，这并非需要更多的苦思冥想。围绕占海特“约辩”公民异地考试权的争议，实则反映了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是昔日把资源集中在数个地方，由此导致发展机会集中在数个大都市的发展方式后遗症的表现。
《晶报》社论认为，长期以来，围绕着户籍制度早已形成了一种稳固自洽的利益结构，京、沪等地居民担心利益被稀释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现行高考制度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眼下要做的只能是淡化而非强化这一制度。尽避占海特主张权利的高调行为刺痛了某些人，但对于这样权利主张却不应蔑视和打压。至于“异闹”和“蝗虫”的歧视性称谓，则充满了野蛮和优越感，且眼下看来，这种优越感因为异地高考的推进艰难而获得了支撑。占海特或许很难取得在上海参加高考的资格，但若把这次公开辩论当做一次公民素质考试，她已经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将本地人和外地人对教育资源的博弈称之为“被撕裂的族群利益矛盾”，指出现在影响异地高考制度改革最大的障碍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巨大教育差距，在现存户籍制度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试图突破高考制度难度非常大，风险也很大，“外地人同样有享受优秀教育资源的权利，但目前北京上海本地人利益观很狭隘，提到放开异地高考制度就跳出来反对，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己先占有了资源，就不希望别人再进来，这是很狭隘的心态”。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则在微博中评论认为，本来这一行为（占海特及父亲在广场举行活动）是很和谐的，是警察的制止和干预造成了不和谐的肢体冲突。警察有错在先，公民维权无罪。张千帆还联合中国30余位学者上书国务院和教育部请求松绑异地高考，修改和细化现有的关于随迁子女异地参加升学考试的相关规定。张千帆对记者表示，随迁子女在升学就业面临诸多困难，随迁子女家长自2010年开始频繁维权，争取异地高考的呼声比较突出，“教育不像经济领域改革那样具有相应的迫切性，放开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群的既得利益，另外中国教育和意识形态控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局害怕意识形态失控同样是造成教育改革迟缓的原因”。……
近期，中国官方媒体刊登多篇文章，呼吁推动户籍改革，让城市里不同户籍的人能享受同样的福利。但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户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官方的维稳政策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先给户籍减减负》的文章说，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购车等多个领域的户籍差别待遇在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户籍仍是许多外来人口融入城市道路上一座难以逾越的壁垒。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不同户籍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同样的城市福利。此前，《人民日报》刊发的另一篇报道还将中国的“穷二代”现象跟现行的户籍制度相联系，认为应该加快户籍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政府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
对于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美国纽约的中文政论家胡平评论说，“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尤其是它城乡二元户口制，那是共产党的创造发明。在过去中国是没有这个制度的，那也是共产党在50年代它是全面贯彻它的计划经济和这个事情是分不开的。同时，当然这么做它也是便于政治上的控制。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改掉了计划经济，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人员的流动开始有了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之下，城乡二元户口制它内在的矛盾就越来越显得突出。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来自农村，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安家甚至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取得城市的正式户口。因此在各方面还受到歧视。”胡平认为，中国户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官方维稳的需要和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这个问题第一它肯定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它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改掉这个制度。但是仅仅是出于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是迟迟把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改革一再拖延。那么到今天我们看到在有一些地方开始有所改进。但是有个全面的改革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仍然进行得非常有限。”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政府把城镇化作为建立内需型经济的重要依托。然而有调查显示，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市长，都反对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中国发改委主管城镇化的副主任徐宪平曾带队到浙江、广东、江西、贵州等八个有代表性省份进行调研，并向国务院提交了调研报告。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城市的市长都“强烈反对”去年国务院推行的户籍改革措施。
201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开放户籍，取消城市和农村户籍区别，但一直无法落实。发改委的报告指出，城市户籍和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地方政府不愿意开放户籍制度，主要借口是地方财政无法负担。
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以深圳为例，即使只开放外来人口教育一块，深圳每年就要增加一百亿财政支出。小孩的择校费和借读费，全国早就说免了，但深圳这个地方一直没免，没有免的理由是每年要收借读费一百多个亿，那么这个钱的窟窿从哪里来补？！目前中国的分税制，国税局收取了大部分税收，如果推动户籍改革，没有财税和其他方面的全面配套改革很难成功。
目前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占了最重要的部分。最近两年，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收入明显减少，户籍改革就更难推行。随着加工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已近极限，中国面临转变增长模式的问题。而城镇化内需的潜力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所在。
不过，官方公布的全国51.27%的城镇化率中，城镇户籍人口只占35%，相差十六个百分点，大约两亿一千万人，正好是中国农民工的数量。
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分析说，中国地方政府愿意推动城镇化却不愿意进行户籍改革的原因很明显，就是不愿意让利给民众：“推动城镇化的目的是以城镇化为借口，开发房地产，然后从中捞钱，这是地方政府鼓吹城镇化的热情来源。那么他反对真实的城镇化的原因也同样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说，它要开发土地，以城镇化为名，通过炒作房地产捞钱。但是捞到钱以后它可没有打算把钱用在真正的城镇开发上，而是由政府自己来花。”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GDP增长，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增加，却始终“没有钱”增加社保开支。程晓农分析说，这说明近年中国政府开支的增长远大于收入增长：“地方政府有一种无穷尽的冲动，要不断地招募新的干部，所以，光是干部子弟们要想再接着当干部，这种需求就永远无法满足。所以中国哪怕把全部税收、中央政府全部关门都留给地方政府花，也满足不了地方政府把所有干部子弟再招成干部所需要的开支。”
一方面，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阶层的自利手段，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下，任何经济增长都无法满足政府官员欲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日益复杂化，没有全盘改革措施，已无法平衡各方利益纠葛，这使得中国的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推行。
此外，在大城市，除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外，户籍人口跟非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又构成了新的二元结构，几乎所有城市都出现了“城中村”，成为社区治理的难点。中国的户籍制度急需改革，但应警惕当局以“城中村”改造等名义掠夺农民土地的行为，“户籍制度它是对农民的歧视，它也是对农民的限制。这个制度是对农民的一个不平等，从制度上就对农民不平等。户籍制度改革当然应该是改，但是现在来搞户籍改革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土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借城中村改造、借村改居，村委会转变成居委会的过程中把农民集体的土地无形低价地拿走，在户籍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农民第二次再受伤害。
中国最典型的限制人民自由流动的制度户籍制度受到官方机构质疑。在未来将担任总理的李克强强调中国进一步城镇化的主张后，中国发改委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中国市民化进程。
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正在面临着体制突围的现实挑战，据指出，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已经成为下一步城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户籍制度是大陆政权成立后建立的一套限制城乡人口、国内人口自由流动的措施，但据南都日报获得的消息，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改革发展系统研究年会上，中国发改委宏观研究眼城镇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在财政和用地制度方面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同时允许农民参与保障房建设，按照规划要求以集资方式合作建房，解决1.59亿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据官方统计，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中国城镇化的“水分”不容忽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规模超过1.59亿，但由于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除去这部分“被城镇化”的农民工，中国真实城镇化率不到40%。
如今，中国城镇化推进面临几大体制障碍，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人口市民化进程，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大陆何时才能改变这种新的种族隔离制度——户籍制度，人们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