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 TIMES
社交媒体让中国工厂工人行动起来
社交媒体让中国工厂工人行动起来
DAN LEVIN 2014年05月04日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名女子经过宝元鞋匠的店面，这家店位于裕元公司位于东莞的工厂旁。宝元鞋匠是裕元公司的连锁店。
中国东莞——在这座工厂密布的阴郁的城市，行动起来的呼声通过社交媒体传入千万台智能手机，唤起了那些制造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运动鞋的工人。
他们的台湾雇主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Yue Yuen Industrial Holdings)是世界最大的名牌运动鞋制造商，多年以来，该公司为员工支付的社会保险一直低于标准，而这些保险正是员工退休以后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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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周二，工人来到裕元位于东莞的工厂，前几天为期两周的罢工刚刚结束。
一名新近退休的工人发现了这种状况，并且四处传播这一发现。不过，完全是因为公司拒绝做出改变，中国才爆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4万名工人罢工两周，使裕元损失了大约2700万美元（约合1.69亿元人民币）。
上周，在政府官员介入以图解决此事之后，公司宣布它将补足少付的部分，开始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为工人足额支付养老保险。
虽然中国国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冷处理，但这次大规模罢工已经表明，在中国劳力大军不断减少、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共产党担心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中国工人的力量正在增加。这次罢工还突显了社交媒体不断增强的力量，尽管政府极力限制可能会促使工人站出来反对雇主——他们可以随意开除闹事者，或者叫警方把工人组织者关起来——的新闻和信息。
香港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的宣传总监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说，“中国工人已经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力量，而他们也知道该如何运用这股力量。”
无产阶级或许是毛泽东共产党革命所宣扬的支柱，然而，中国的低薪工人大军每天面临的现实早已令他们的神圣地位黯然无光。根据纸面上的规定，中国工人能够享受大量的权利和保护，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设定工人待遇标准的往往是工厂主，他们中有许多都是来自台湾、日本和香港的跨国公司。
在中国，独立的工会是非法的，而由政府支持的工会更感兴趣的是快速平息争端，并不是解决工人的不满。多年来，年轻顺从的员工的供应似乎源源不断，确保工厂老板可以随意设定工资和工时，这些工人中有许多都来自中国内陆农村，没受过什么教育。
不过，这种力量格局已经开始变化，变化的部分动因是中国不断扩大的服务业提供了日渐增多的机会，劳动力大军的规模又日渐缩减。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增强了中国工人的力量，他们越来越要求享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高的工资，以及假期之类的福利。
去年，中国2.69亿务工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410美元，同2012年相比增加了近14%，增幅几乎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两倍。
这样的增长来之不易。中国劳工通讯称，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工人一直在将他们的期望转化为行动，在2011年6月至2013年年底期间举行了1100多次罢工和抗议。该组织称，仅过去两个月就发生了200多次罢工，其中包括制造业的85次罢工，这标志着劳工骚动正在加剧。
科技助长了这一趋势。如今的蓝领工人受教育程度高于上一代蓝领工人，既擅长装配线工作，也擅长使用电脑。他们更精通劳动法、更不愿忍受繁重的工作、更愿意向身边工友圈子之外的人抱怨。
在裕元罢工事件中，最让中国当局不安的事情或许是，工人和管理人员径直展开了联合行动，基本没有借重抗议领袖的帮助，而抗议领袖很容易受到警方的控制。员工们求助于社交媒体，以快于审查机构的速度传播了信息。他们最有效的武器是广受欢迎的手机消息程序微信，微信在中国有近3亿用户。
“以前我们非常天真，总是被人愚弄，”30岁的肖志雄（音译）说。“现在，我们学聪明了。”肖志雄来自中国中部的湖南省，工作是制作运动鞋模具。
裕元三厂的厂区沿着一条蜿蜒穿越皋埠区的臭水河伸展开来，里面包括厂房、宿舍和一个篮球场。工厂门外的水果贩、面馆及该公司旗下的时尚鞋店“宝元鞋匠”，争相吸引辛苦赚钱的工人前来消费。宝元鞋匠的门上方有一块紫色的耐克Air Max运动鞋广告牌，牌子上印有“defy”（反抗）字样，这一有力词语对西方消费者来说可能意味着力量的赋予，在中国却具有赤裸裸的颠覆性。
4月14日，数万工人发起反抗。一个月前，裕元员工发现，公司为他们缴养老金时以基本工资为计算基数，而不是包括高额加班费的总工资。工人们表示，他们曾不时举行街头抗议，还曾向政府支持的工会求助，该公司却一再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补足福利，涨工资，签订待遇更好的合同。
“厂长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让我们补足，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不可能，’”52岁的刘海（音译）说。“当天下午，人们就开始逐渐离岗。”刘海是装配线工人，参加了管理层与一群员工召开的早间会议。
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细流汇成了洪水。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厂门外，其他人则闲坐在车间内。在工厂工作了20年后，刘海每月的基本工资达到了210美元。出于谨慎，他没有到工厂外抗议，外面有数以千计的警察。
警方就刘海的网上评论对他进行了讯问，逼迫他签署了承诺不再闹事的文件，但他仍然保持着反抗的立场。“我们是在争取我们的权利，”不久前，他一边吃溜肥肠，一边说。“坐牢我也不后悔。”
虽然裕元集团同意补缴养老保险，每月增加37美元的生活补助，但对工人们来说，这仍然只是一场惨胜。要拿到补足的福利，工人必须支付配套的资金，配套资金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很多工人都拿不出来。
“目前，工人的工资勉强够养活他们的家人，”38岁的王孔霞（音译）说。“很多人感到非常无奈。”她在裕元工作了19年。
工人们表示，尽管工人们有这些担忧，但中国当局和裕元集团还是通过耍手腕来迫使工人返工。据王孔霞透露，工厂管理层本周有四天移除了出勤记录钟，要求工人每两小时签一次到，要不就开除。厂方还要求主管人员给所有员工拍照。她说，“我们以前不这么做。”
记者多次致电裕元请求置评，但没有获得回应。
35岁的甄凡非（音译）已经回到了为阿迪达斯制作中底的岗位，但他怀疑，如果政府的态度不出现重大变化，公司可能不会对工人的要求更加尊重。
他说，“资本家永远是资本家。”
Chen Jieha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