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说“韩国学生原地待命而亡”的新闻体现了韩国是一个尊卑有序，长幼伦理极强的民族。服从长辈（长官）是这一文化中重要的构成环节。正是这样的循规蹈矩，服从指令才使得今天的韩国能产生出世界级的强大的超级企业，带动了国家经济的突飞猛进。
我想这也解释了校长自杀，总理辞职的原因。要维持这个尊卑秩序，社会中代表“长”的那些人，就必须在这种时候以极端的方式站出来承担责任，他们的行为对事件本身可能毫无作用，但对沉船事件带来的整个社会秩序和信任感的危机，却亡羊补牢，起到了一定补救的效果。非如此不可，“长”走出来领受最严重的惩罚，“幼”才会继续臣服于他的威信。社会结构才能顶住地震波，维持它的运转。这跟带兵打仗，胜必冲锋在前，败则割头谢天下，方能服众一个道理。
这样东方式的尊卑之分和西方讲究的众生平等，引导着两个世界不同的来路与去路，本来是高下难辨，各有千秋。但复杂的是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作为原本东方伦理文化的发源和领袖，在经历了六十年共产主义大刀阔斧颠覆式的改造之后，我们丢失了许多原有的传统，又未能建立起西方的秩序，我们夹在中间，不伦不类，又中西合璧，千奇百怪的混乱之中，却滋生出一种异常强大的生命力。用一个不敬的比方，它有点象是一只凶悍的混血狗，桀骜难驯，狡诈多端，却怀有一种天然的抗体，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苟且偷生，逢凶化吉。我们的丢失，我们的“混血”，到底是福？是祸？历史终归会给出答案。
梁也谈到了韩国人对政府要求严苛的同时，又怀着对国家狂热的激情。这样的赤诚使得他们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全民出动，捧着终生的积蓄在股市门口排起了长龙，争相购买国企股票，帮助政府渡过浪潮的冲击。听到这里，我联想到这样的激情在中国五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时候，都昙花一现过。二者的共同点无非是当人民跋涉完一段黑暗谷底的荆棘路，终于看到一点民主的曙光时，他们便爆发出了对国家无法估量的希望，热爱和责任感。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上千年的岁月，但毁坏它短短几十年就够了。在经历过许多次满怀希望和幻灭绝望之后，中国人似乎已经不再相信任何的“长”，甚至也不去关心自己的“幼”，夹在信仰的废墟和洪水滔天之间，亚细亚的混血儿，下一步，你要去往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