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860 年以来，北京多发战事，但古城均未遭到大的破坏，几次还幸免于战火。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9 月，北平更名为北京，10 月，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都城。
围绕行政中心区的设置、城墙的存废等问题，梁思成等专家展开激烈争论，最终却没能改变古城的命运。
图为清末前门大街。摄影：山本赞七郎。
在城市建制上，明北京城突破了元代所遵循的“前朝后市”的定制，正阳门周围以及南至鲜鱼口、廊房胡同一带，形成了大商业区。
图为清末北京的四合院和城墙。摄影：山本赞七郎
清代北京城基本沿袭了明代的格局，对皇城内规制有所裁撤，将皇城内的大量内廷供奉机构改为民居，同时将内城的衙署、府第、仓库、草厂也改为民居。将内城划作满城，内城成为八旗专属居住区，令汉人统统迁往外城居住。
图为清末北京城墙。供图：华辰影像
北京古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主要用于军事防御。古城墙呈“凸”字形，城墙周长 24 公里，墙基宽 24 米，墙高 8 米，全部为板筑的夯土墙。
图为被八国联军毁坏后的正阳门箭楼。
在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过程中，正阳门箭楼和城楼、崇文门箭楼和朝阳门箭楼被毁。他们在天坛圜丘架炮轰击正阳门，箭楼被毁；印度兵在正阳门城楼内取火，引发火灾，城楼被毁。
图为通火车后的崇文门。
八国联军侵华的同年，英国自行将京奉铁路从永定门延长至正阳门，为此，英国人拆去永定门东侧和东便门处城墙，在崇文门瓮城开洞。美国兵为乘坐火车方便，拆除部分城墙修建券门通道。
图为通火车后的崇文门。
图为 1917 年左右的北京内城角楼。摄影：甘博
北京内城和外城的东、南、西、北四隅分别建有角楼。北京内城角楼为明、清两代北京内城转角处的箭楼，简称角楼，建成于明正统四年(1439 年)，是城防防御建筑。北京城东南角楼是明代北京城唯一保存至今的角楼。
图为 1917 年左右的钟楼地区。摄影：甘博
北京鼓楼和钟楼都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上，是老北京中轴线的北端点。钟鼓楼是击鼓报时之处，根据明清规制，钟鼓楼每天两次鸣钟，寅时的称为“亮更”，戌时的称为“定更”。钟楼曾被北京防空指挥部作为办公地，1980 年代后腾退。
图为摄于 1917 年左右的东四牌楼，于 1954 年被彻底拆除。摄影：甘博
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同时修建于明朝年间，皇城一东一西各有四座，故以“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简称之。1953 年，北京市对牌楼作出了规划，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 4 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8 年 11 月 13 日，中国政府将打着耻辱烙印的克林德牌坊迁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并将坊额改为“公理战胜”。这座牌坊是 1900 年清政府被迫为被清军杀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立。
图为 1920 年代北京东郊民巷美国领事馆鸟瞰。东交民巷自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就逐渐成为各国的使馆区。摄影：赫达·莫理循 供图：华辰影像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经历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北京政变”等军政事件，但战火始终未殃及古城。
1937 年 7 月 29 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北平，从正阳门入城。
日军计划在距离北京旧城约 7 公里的西郊（今五棵松一带）兴建日本人的居留民地，称新市区。后来，日伪政府在北平内城东城墙与西城墙各开一个豁口，称之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将之更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北平光复。蒋介石的巨幅画像挂到了天安门上。
1946 年天安门附近鸟瞰。在这条产生了“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的中轴线上，从前还有一座门。这座门在明代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名为中华门，原址在正 阳门北侧，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边、毛主席纪念堂一带。1959 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拆除。摄影：Dmitri Kessel
图为 1946 年的长安左门。摄影：Dmitri Kessel
除了“中华门”被拆之外，在今天天安门的东西两侧，在建国之初还有两幢明代建筑，它们与天安门城楼、中华门共同围合成了一个“T”字型宫廷广场。它们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但是，这两个门被认为妨碍了交通和游行活动而于 1952 年被拆除。
图为 1946 年，矗立在原址的东牌楼，正面镌“孔绥皇祚”，背面镌“先天明镜”。摄影：Dmitri Kessel
在北京皇城之内，北海公园之东，景山之西，有一座明清皇家道观，名为大高玄殿。大高殿门外有东、西、南三座牌楼，是北京唯一没有戗杆的牌楼。1955 年 1 月，大高玄殿东西两座牌楼被拆除。
图为 1946 年的北平城墙。摄影：Dmitri Kessel
1946 年的前门大街北端。正阳门城楼上挂着蒋介石画像，跨街的牌楼上挂着“车马改靠右行”横幅。
1930 年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而后的东北等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全国的左行规则基本得到统一。但十多年后，又“一律改为靠右行” 了。抗战期间，汽车多由美国输入。美国汽车是靠右行驶，因此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这需要大量的费用。抗战期间的后方和抗战胜 利之初，一些城市先后驻扎了一定数量的美军。美军不习惯中国靠左行驶的规则，频频发生军车交通肇事案。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维持这一交通规则，沿袭至今。
1949 年 7 月，北平市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上挂起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在那之前的一天，一名解放军干部赴清华园访问建筑学家梁思成，请其绘制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迫不得已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3 月，北平市建设局对内外城墙进行了察勘。4 月，市建设局令工程总队修复城墙。
1949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第 208 师指战员突然接到一份“战斗”——去北平急速清理天安门周边城墙上的杂草和多年堆积的垃圾、维修残垣断壁，以迎接开国大典。摄影：孟昭瑞
图为 1954 年参加北京展览馆工地义务劳动的学生。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听从苏联专家的建议，将行政中心安置于内城，否定了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将行政中心设置在距离旧城以西约 1.5 公里的三里河地区（公主坟与月坛之间）“梁陈方案”。北京城开始拆城墙、拆牌楼并大兴土木。
1958 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民兵。摄影：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图为 1987 年，正在建设中的东直门立交桥。摄影：郭建设
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北京地铁的修建之后，北京的城门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了内城东南角箭楼；城墙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了两端。
“改造”北京
那是 1948 年 12 月 18 日晚，一名解放军干部由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带领赴清华园访问建筑学家梁思成，请其绘制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迫不得已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面对张奚若带来的解放军干部，梁思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想不到共产党如此珍视文物，竟做了他原来一直担心而不敢奢求的大事。
一 天前，中共中央军委向前线部队发出关于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的指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 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的教职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分歧之始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3 月，北平市建设局对内外城墙进行了察勘，将城墙的破损情况写了专题报告。4 月，市建设局令工程总队修复城墙。
在 1949 年 3 月和 5 月初北平市建设局召开的两次专家座谈会上，梁思成两次提出利用西郊日本人留下的新市区，这与他后来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是同一思路。
西 郊新市区是指日本占领北平后，于 1938 年确定的方案：计划在距离北京旧城约 7 公里的西郊（今五棵松一带）兴建日本人的居留民地，称新市区。要旨之一为：保存北平城作为文化、观光城市。由于旧城内再开发需要相当多的费用，同时中国传 统住宅的布局和设计无法满足日本人的生活要求、改造困难，且有损其作为观光都市的价值等，采纳于郊区兴建新市区的方案。
1949 年 5 月 22 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会议决定由建设局负责实地测量西郊新市区，同时授权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全体师生设计西郊新市区草图。
7 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为开国做准备。苏联选派 220 位专家到中国帮助工作，是这次会谈的成果之一。9 月 16 日，苏联市政专家小组来到北平，帮助研究北平的市政建设。在“一边倒”的旗帜之下，这些苏联专家被授予绝对的权威。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梁思成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苏联专家也在被邀请之列。就在天安门城楼上，苏联专家对北京的规划建设提出意见。他们指着从城楼上清晰可见 的东长安街南侧的东交民巷操场，提出在那里建设政府办公大楼，并开始对北京城的改造。而在 7 个月前，梁思成已与许多中国学者共同阻止了人民日报社占用这块空地建设办公楼的计划，并提出应将其辟为公园绿地。
分歧显然已经开始了。
这一天，同样是在天安门城楼，刚刚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向梁思成提出了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
后来的事实表明，梁思成是不赞成对天安门广场进行大规模改造，并由此开始对这个文化古都进行大规模拆除重建的。
登上城楼之前，梁思成已隐约感到了这个城市可能出现的变化。9 月 19 日，他致信北平市市长聂荣臻，提出首都建设必须“慎始”。
与苏联专家的较量
苏联专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带到这个文化古都。其内容一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
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1949 年 11 月北京市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苏联专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毛泽东认为政府机关应该在城内。这位苏联人还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 130 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
梁思成、陈占祥陷入了孤立。
这次会议之后，1949 年 12 月 19 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梁陈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感到，必须立即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阐明自己的观点。
1950 年 2 月，著名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这份建议书长达 2.5 万字。
梁 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将行政中心区位置从旧城以西约 7 公里的五棵松“新市区”，东移至旧城以西约 1.5 公里的三里河地区（公主坟与月坛之间）。《建议》指出，在这里建设行政中心区，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出发的，是“增加建设、疏散人口的措 施”，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新旧两全的安排”。
但由于后来的复杂境况，梁、陈二位的“大北京计划”一直无法着手进行。
不久后，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建议被一些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毛泽东肯定了苏联专家的建设意见。
1950 年 8 月，彭真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北京一解放，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城市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从旧有落后的城市变成现代化的城市。”
对于这一系列的决定，梁思成不甚理解。他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
城墙的最后拆除
就在梁思成为“梁陈方案”奔走的时候，已拱卫北京五百多年的明城墙正面对存与毁的抉择。
对于北京城墙，“梁陈方案”做出这样的设想：“今日这一道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的地方。（并且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底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
然而，梁思成未能阻止拆除者的脚步。
从 1952 年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办法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1953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1953 年，北京市对牌楼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拆除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痛哭了好几天。毛泽东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 39.75 公里的北京城墙的状况，正如北京市规划局郑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在 大跃进潮流中，先进单位的“事迹”是把城墙进行了“废物利用”。1960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称赞北京宣武钢铁厂“克勤克俭加速生产发展”，“这个拥有九座小高炉和四座转炉、电炉的钢铁厂，是 1958 年用城墙上的旧砖，在一个野草丛生的苇塘上兴建起来的。”
1965 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由于工期紧，拆除城墙、城楼的主要任务就由铁道兵承担。
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北京地铁的修建之后，北京的城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对”即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即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了内城东南角箭楼；城墙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了两端。这两段城墙和内城东南角箭楼，是因为地铁拐弯而得以留存。
与城墙一道遭殃的是护城河。在修建地铁的同时，内城东侧、西侧和南侧的护城河被盖了板、修成暗沟。
梁思成呢？他被“文革”的风暴打倒了。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 1950 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对后来的妻子林洙说：“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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