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套用了一部历史著作的书名。它的作者，是研究纳粹大屠杀的美国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之一。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清洗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二战之后，纳粹大屠杀否认派渐渐浮出水面。大卫•欧文是纳粹大屠杀否认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说：希特勒1943年前对屠杀犹太人一无所知；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集中营的毒气室、焚尸炉，是波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而在战后兴建的。
1989年，欧文在奥地利发表演讲，公开否认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根据奥地利法律，公开发表 “开脱、否认或正当化纳粹大屠杀历史”的言论是犯罪行为，奥地利当局随即发出了对欧文的通缉令。
1992年，因为欧文公然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毒气室是“骗局”，德国法院判处欧文6000美元罚款。
1993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利普斯塔特教授的著作《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在这本书中，利普斯塔特博士称欧文是“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
1994年，欧文在英国起诉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和企鹅出版社。
2000年，伦敦高等法院判决欧文败诉。
2014年2月，在接受《开放》杂志采访时，《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第一次提到“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她說：“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彬彬一直相当积极地否任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的缩写。1966年5月29日，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清华附中成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红卫兵组织扩展到别的中学和大学。这一时期的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他们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并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被红卫兵虐杀，拉开了红卫兵群体虐杀的序幕。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被虐杀的第13天，毛泽东接见了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的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沾染着卞仲耘鲜血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袖章。毛泽东与宋彬彬对话中的“要武嘛”，是对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群体虐杀的公开肯定，也是对全国范围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煽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的底片上，宋彬彬本人从此成为红卫兵虐杀的标志符号。
虐杀，就是将人以残酷的方式杀死。虐杀不仅剥夺人的生命，而且在剥夺生命的同时，给人施加人类难以承受的肉体痛苦，从而摧毁人的精神，剥夺生命的尊严。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在校园里被殴打、折磨四个小时。红卫兵罚她下跪、往她头上浇墨汁，强迫她挑土“劳改”，逼她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打她，用垒球棒打她，用跳栏的横档打她，用皮靴踢她，直到她瞳孔没有反应了还在她身上盖报纸，压竹扫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卞仲耘想到了什么？被自己的学生凌辱和被自己的同类抛弃的痛苦，是肉体瞬间消逝痛苦的多少倍？而虐杀在周围的人心中所产生的恐惧，又是子弹穿过心脏的多少倍？
1966年8月18日之后，大批无辜的中国人像卞仲耘一样被红卫兵虐杀。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张辅仁和张福臻老师，被打的身体不再动弹，红卫兵为了试试他们是否死了，先是拿冷水浇，后来用开水烫。北京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李丛贞，因为劝阻殴打朱广相医生的红卫兵，被绑在柱子上用铜扣皮带猛抽，直至李丛贞失去知觉，为了试试李丛贞是死是活，红卫兵用一把大砍刀劈了他的肩膀。在东城区东厂胡同，70多岁的左大娘和50多岁的马大娘先后被红卫兵“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后来俩人都被用开水多次浇头烫死。
红卫兵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所否认的，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真相。我认为，其全称可以叫做“文革虐杀否认派”。它包括“红卫兵虐杀否认派”和“毛泽东虐杀责任否认派”。
他们否认虐杀的方式，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否认1966年夏天的文革受难者死于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
宋彬彬“团队”的重要人物叶维丽（她也在2014年3月13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在Carma Hinton拍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声称卞仲耘死于高血压和心脏病。叶维丽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也是宋彬彬献给毛泽东的红卫兵袖章的设计者之一。Carma Hinton 并非不熟悉文革的人，她1949年在中国出生，在北京长大。文革中她的母亲是“外国专家”中的积极分子，她给毛泽东的信曾得到毛的批示。她的父亲Williom Hinton，中文名字“韩丁”，文革中从美国访问中国，与高层领导人见面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 Carma Hinton二十多岁时才离开中国到美国。她的纪录片中有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出现，其中就有宋彬彬和叶维丽。在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书里，记载有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打死的九名受难者。对此，《八九点钟的太阳》根本不提。因为，如果提到红卫兵打死受难者，电影的标题就无法成立。
清华附中红卫兵初三某班红卫兵核心小组组长卜伟华，则在《记忆》电子刊物第十期上2008年断然否认该校三名在1966年8月“自杀”的人是因为受到红卫兵迫害和虐待“自杀”。三人中的一名在被红卫兵关押和“斗争”一个星期后，逃出校园卧轨，被行进中的火车推出轨道，身体严重受伤，并且失去了三个手指，卜伟华却说她只“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另外一名在红卫兵安排好“斗争”她的一天前服毒自杀，卜伟华说，那是因为她“生性内向”和“忧郁症”。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说到，清华附中红卫兵最早使用“红五类子弟”和“黑五类子弟”。对此，卜伟华不加论证，称之为“不实之词”。他否认校园里发生的残酷暴行，对红卫兵给受害人造成的痛苦无动于衷。卜伟华行文傲慢无理，而且透着残忍。
2. 否认毛泽东及其同僚在文革虐杀上的责任。
在《南方周刊》对宋彬彬的专访中，宋彬彬说：
2002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
笔者给“艾米丽”（Emily Honig，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打了电话、写了电邮。“艾米丽”不承认她对王友琴关于宋彬彬及其父亲做过这些评论。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宋彬彬说了谎。事实上，即使“艾米丽”真的说过，也不能证明王友琴写的不是事实。
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北京红卫兵每日杀人数字，很快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直至三位数。 《文革受难者》的第224页有一个图表，上面是1966年8、9月间北京市每日被打死人数。这些数字每日由北京的有关单位上报中央。红卫兵杀人在当时被称为「战果累累」。因为王友琴的书里记载了这些事实，李红云和罗治在《南方周末》报道中，指责王友琴对宋彬彬“一直揪住不放”。
他们还抱怨为什么王友琴不提刘进。王友琴并非没有提刘进。只不过，刘进不是红卫兵虐杀的符号人物，而王友琴不可能给每个红卫兵头头同样的篇幅。在卞仲耘被虐杀事件上的责任，刘进跟宋彬彬一样大。刘进也是活跃的否认派。她说自己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事实上，1966年5月，她的父亲，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一起到北京大学发动聂元梓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说明，刘仰峤当时是文革红人。文革后，刘仰峤揭发了康生和曹轶欧，处罚只是降职使用。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的第二天上午，刘进和宋彬彬就贴出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后果之一，是全国大学停课五年，中学停课两年。如此长时间停课，在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与国于民，损失巨大。这样的事实，不是宋彬彬借助两个外国教授（其实二人都是美国人，宋彬彬误以为其中一个是法国人。）就可以否认得了的。刘进不能以“父亲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来洗脱自己在红卫兵虐杀中的责任。
2014年2月28日，印红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对文革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毛泽东对文革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是印红标不懂放纵这个词的意思，还是印红标不知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公开煽动“要武”？不过，还没等到读完，我就找到了答案。在文章结尾，印红标写道：“不能抓住一个“宋要武”的符号，忽视历史事实，文章写得再尖刻，也难于面对史实的拷问。严肃的文革批判，理应摈弃概念化、简单化的套路。”
难于面对史实的拷问的，不正是以“严肃的文革批判”为借口，为“宋要武”开脱的印红标吗？难道宋彬彬和刘进不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吗？难道宋彬彬的责任仅仅是“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吗？难道1966年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没有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吗？（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王友琴展开的正是“严肃的文革批判”，宋彬彬对文革中自己的作为哪怕有两分悔悟、三分歉疚，她还能纠集《记忆》和《南方周末》，以十几万的文字去对付王友琴不过两万字的《卞仲耘之死》吗？宋彬彬表现得仿佛自己是天下第一个受到委屈的人。在她的眼里，自己的生命仍然比卞仲耘的生命、比中国受难者的生命更高一等。刘进那句“死了就死了”，早已进入他们的骨髓！
3. 否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个人在文革虐杀上的责任。
“文革虐杀否认派”创造了女附中1966年8月5日“权力真空”理论。
《记忆》47期宋彬彬、刘进、叶维丽等人的对话录与47期其他文章，都以女附中在1966年8月5日存在权力真空为理由，强调红卫兵和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没有责任。但是，他们不能否认，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时，宋彬彬和刘进有他们的办公室；当天晚上他们可以到北京饭店，向北京第二号人物吴德汇报；第二天，刘进在学校的广播室向全校发表卞仲耘「死了就死了」的讲话。这几点还不足以说明他们是学校里掌握权力的红卫兵头头吗？女附中何曾有什么权力真空？
现在他们“道歉”了，新的说法是她们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这不是和“权力真空”说矛盾吗？如果宋彬彬、刘进只是普通的学生，他们怎么会有“保护”校长的责任？总之，说来说去，都是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宋彬彬谈到“非干部子弟出身”的这段话就更是扭捏作态：“当年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对她们从没有任何歧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班里真有人在歧视她们。”当时那样严重的血统论，她能不知道？
王友琴描述过班级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
请问宋彬彬，这些侮辱、殴打，算不算“歧视”？
《南方周末》记者冯翔所做的采访，是近来关于红卫兵采访最长的一个。但是，这个访谈缺乏对文革发起及红卫兵运动的整体了解，也没有仔细研究师大女附中的材料。有些重要事实也被遗漏。
例如，卞仲耘死后，女附中红卫兵还打死西单玉华台饭馆一名19岁的女服务员。女服务员被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当作流氓抓到女附中，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很多人听到她的惨叫声。王友琴描述过详情。但在宋彬彬刘进的叙述中，这件事情完全被隐瞒了，仿佛1966年8月被女附中红卫兵虐杀的，只有一个卞仲耘。
4. 攻击致力于记录文革受难者死亡真相并追究虐杀责任的人。
这方面，“文革虐杀否认派”也和“纳粹屠杀否认派”异曲同工。
“文革虐杀否认派”集中攻击的，是文革历史学家王友琴，以及卞仲耘的丈夫，保留证据、坚持真理的王晶尧。
王友琴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革历史文章。她把卞仲耘这样的文革受难者写了出来，替那些不能再言说者说话，为那些不能走上法庭的人作证。余英时称她的《文革受难者》是一个“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还特别称道她做调查采访写历史，是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写史的传统。
从2010起，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就不断贬斥王友琴的研究和写作。叶维丽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把王友琴写的卞仲耘之死说成是王友琴编织的“好故事”。《记忆》主编吴迪还特地出版了一本书：《故事不是历史》。实际上，王友琴的书都是一些调查得来的沉重事实，即使可能有细节的出入，大量的基本人物和情节都是很扎实的。何来讲故事的轻率？王友琴的书和她的工作得到广泛的尊重，正是因为人们看到她的严肃性和责任感。维护毛泽东、维护红卫兵的“文革虐杀否认派”，害怕的不正是对那些血淋淋的事实的揭露吗？
2014年3月13日，《南方周末》记者冯翔在《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一文中写到，“1993年，他（印红标）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一叠档案，被放在禁止浏览的“文革”档案之外，心头狂喜，摘抄了一个星期。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不是事实。王友琴1995年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上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章中写得清清楚楚，这个数字发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一个1980年就公开发表的数字，哪里用得着印红标在1993年“再发现”。
吴迪在2013年1月的《记忆主编告读者》一文中还说，王晶垚指责王友琴，因为“仅在卞仲耘一案中，王友琴的相关文字就有62处失实”。吴迪大概忘记了，王友琴是最早关注卞仲耘的学者，也是最早采访王晶垚的人。王友琴一直与王晶垚老先生保持着联系。如果王友琴关于卞仲耘的文字多处失实，王晶垚难道不会在电话里，或者在王友琴看望他的时候，告诉王友琴吗？
王晶尧先生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以后，立即买了一个照相机，照下了尸体等等。他也在一个皮箱里保留了血衣和有被打失禁后排泄物的裤子等大量虐杀证据。他是受难者家人中抗拒权势坚持正义的典范。可是，就在宋彬彬2014年1月4日“道歉”的五天前，2013年12曰31日的《记忆》发表文章说，2013年11月27日去世的刘秀莹老师曾经告诉《记忆》编辑说，王晶尧出示的一页1967年的历史资料是伪造出来。
王晶尧先生指责宋彬彬的道歉是“虚伪的”道歉。其实在笔者看来，王晶尧先生已经相当克制了。从2013年12曰31日的《记忆》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们的道歉不仅虚伪，也是宋彬彬团队为了否认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虐杀卞仲耘的一个策划。
《南方周末》记者刘长在《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中写道：“1968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天，她所在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失势，正深陷政治形势变迁的苦闷中。8月18日，她站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之时，不是登场，而是谢幕。这一天之后，她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后，甚至成为了“革命”的对象。”
宋彬彬站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之时，不是登场，而是谢幕？这一天之后，她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成为“革命”的对象？
问一问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吧！在宋彬彬给伟大领袖戴上红袖章的第二天，第二个周，第二个月，究竟有谁，敢让宋彬彬谢幕？保守也好，激进也好，那时侯，有谁敢“革”宋彬彬所属的那一派红卫兵的“命”？连湖北省委都需要“宋要武”的保护，不是吗？
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宋彬彬说，，署名宋要武的文章不是她自己写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是报纸強加于她的。
1966年9月6日在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上的署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虹。在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虹署上自己姓名的同时，宋彬彬所署的名字，不是宋彬彬，而是宋要武。1966年9月，《长江日报》将这封信印成20万份，分发全省。
宋要武并非被湖北省委绑架到武汉的。是宋彬彬这个名字，还是宋要武这个名字，有力量支持湖北省委？
《南方周末》记者冯翔在《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中写到，王晶垚对他（冯翔）说：“她（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
让我们看看王晶垚先生关于宋彬彬道歉的三条声明：
第一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第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但是宋彬彬他们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抢救了。
第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什么叫参与？如果宋彬彬没有“参与”，为什么王晶垚会抗议宋彬彬当选荣誉校友？
因此，王晶垚的观点只能是：“她（宋彬彬）没有亲自动手打人(卞仲耘)。” 王晶垚不可能说：“她（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卞仲耘)”。
假设是王晶垚的口误，那么，冯翔就应该尽到一个记者的责任，看出王晶垚的话与他的声明与行动不相符合的地方，再次确认这位93岁的老人的意思。如果不是王晶垚的口误，那么，冯翔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文革中红卫兵虐杀的，不仅仅是一个卞仲耘。那个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饭店服务员，那个老实本分、把房产证都上交了都逃不脱厄运的房主李文波，那个死时年仅26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还有师大二附中高三后来精神失常的曹滨海，曹滨海被打死的母亲樊希曼……
红卫兵剥夺的，也不仅仅限于人的生命。从2014年3月7号出版的邢福增的《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耀宗对1966年8月23日这天的记载：“红卫兵进入国际礼拜堂，捣毁与宗教有关的用具。男女青年会同工自动在青年会大门口焚烧圣经。夜九时在青年会开群众大会，揪出牛鬼蛇神七人。要我向群众低头认罪”。
吴耀宗日记保存下来了。可是，多少人的日记成为罪证，多少人被迫把日记烧掉，多少人失去了写日记的胆量！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的命脉，包括经济基础、文化传承、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它毁坏中国人心灵的平安、精神的自由，它损害了中国人对尊严生活的追求。红卫兵虐杀否认派挑衅历史真相与历史记忆，就是挑战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人类价值体系。否认派从职业上看也可以是历史学者，譬如大卫•欧文，譬如叶维丽，可是他们的精神跟真正的历史学家背道而驰，因为他们背离了人类的基本价值标准，因为他们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一个月的时间里，仅仅北京市，就有1772个人被红卫兵虐杀，包括被红卫兵用棍棒、铜扣皮带打死，被红卫兵用开水烫死，被红卫兵绑在柱子上、树上折磨死，被红卫兵逼迫从碎玻璃上爬过后杀害或自杀，被红卫兵按在乒乓球台上打死，被红卫兵斗争、游街、剃阴阳头后自杀……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屠杀吗？还有比这更大规模的虐杀吗？
二十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再没有一个世纪，如此之多的人丧生于暴力与饥饿。二十世纪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斯大林时代的残暴，中国的饥荒和文革，红色高棉大屠杀。其中，纳粹屠杀、斯大林恐怖政治、红色高棉大屠杀的罪恶都已经得到清算，只有在中国，大饥荒和“文革”仍是研究禁区。我们中国人，没有像犹太人那样满世界追剿纳粹，也没有像俄国人那样查找出130万个恐怖政治受难者并把他们的名字制成光盘，就连比中国小那么多的柬埔寨，都在记录红色高棉受难者上比我们走得更远。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中国人面对数千万无辜死去的人，无动于衷，得过且过？
从1990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待遇逐渐升高。今天的中国文科教授和研究员，有着西方文科教授所没有的相对高工资。然而，他们大部分都变成了被豢养的族类，只会写些不疼不痒的文章。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去英国访学，去香港开会，项目经费、房子、票子都是体制内的。一旦习惯了被豢养，失去这种生活就是最大的噩梦。如果仅仅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写点垃圾文章，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对于红卫兵虐杀否认派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不仅不加驳斥，反倒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2013年吴迪以回应笔者为由攻击王友琴的文章， “《记忆》编辑部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 ，就是知名文革研究学者徐有渔联络北美网刊《纵览中国》主编，才得以在《纵览中国》发表的。徐有渔不会不清楚，这篇所谓 “来信”中的主要部分 “记忆之路——兼谈王友琴”，就是2013年初吴迪攻击王友琴的文章《记忆主编告读者》。笔者正是因为看不过《记忆主编告读者》对王友琴的无理攻击，才写了涉及文革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吴迪在《记忆主编告读者》中写到“曾有多位学人这样询问：你们是否拿了宋彬彬的钱？” 并指责王友琴是“拿钱”说的起源。以笔者的理解，之所以会有多位学人这样询问，是因为《记忆》完全倒向了宋彬彬一边。于是笔者在《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中加了一句：“难怪后来有人会问：《记忆》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记忆》编辑部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 ，将吴迪攻击王友琴的文章《记忆主编告读者》以回应笔者的方式重新发表，变因为果，以此误导读者。徐有渔作为大陆知名文革研究者，难道看不出吴迪要求《纵览中国》主编发表 “《记忆》编辑部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 的目的吗？笔者也注意到，徐有渔在北师大所作的《西方的“文革”研究》演讲，根本不提王友琴在文革研究中的贡献和地位。一个知名文革研究者对吴迪这样恶意和荒谬地攻击王友琴保持沉默，在我看来已是懦夫；徐有渔帮助吴迪，则使我为中国文革研究感到悲哀。无数犹太人战后致力于将纳粹绳之以法，无数苏联学者支持过寻找和记录苏维埃受难者的工作，上百个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我们呢？我们对30年来致力于文革研究、记录和写作的先行者王友琴，有过多少理解和支持？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像柏杨写的那么丑陋，而且要一直丑陋下去吗？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就一钱不值吗？
在《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一文中，徐友渔说：“我希望，所有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作者，一切有关问题的写作者，都重视宋彬彬本人和刘进等人的澄清与说明，如果有过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8•5事件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坚信，这种更正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对于文革真正责任者的追究，但对于宋彬彬本人，却影响巨大，不管你对她抱有好感还是恶感，即使你不想对她本人的处境和声誉负责，你也必须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事实是最坚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个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欢，他说出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一个说法，哪怕它充满道义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如果不符合事实，仍然没有说服力。正义感不能代替事实或弥补事实方面的缺陷，反而会因为与事实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损害。”
对此，我想指出：“充满道义感”，“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正是一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革历史学家，应有的立场。王友琴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徐有渔欠缺的，正是这种态度。徐有渔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宋彬彬打死了几个人，后来不得不因此向宋彬彬道歉。徐有渔自己在既没有调查又没有文章可引的情况下，把传言写进自己的文章，丧失了一个学者应该持守的基本学术规范。他为此道歉是应该的。但是，王友琴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8•5事件，并没有“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谈“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对于宋彬彬个人的“好感”、“恶感”，是误导读者。一个历史学家所秉持的原则，不关乎哪一个人的“处境和声誉”，应该是“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
利普斯塔特博士说，身为历史学家的大卫•欧文是“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因为欧文最具欺骗性。欧文说他不否认有犹太人被纳粹所杀，他说他只是对在集中营内犹太人的死亡数量、死亡方式、证据、细节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叶维丽、印红标、徐友渔也不否认文革有暴力行为。他们也是通过对文革暴力的细节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可是，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好听，有一点很清楚，他们都是宋彬彬的代言人。我们应该清楚，叶维丽、印红标、徐友渔，都是文革中的红卫兵。表面上，他们是“文革历史研究者”；实际上，他们正是“文革虐杀否认派”最危险的代言人。
奥地利法庭认定，欧文“开脱、否认或正当化纳粹大屠杀历史”的言论，对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构成了伤害。2005年，欧文在进入奥地利南部时被奥地利警方逮捕。2006年6月20日，欧文被维也纳法庭判处3年有期徒刑。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都拒绝欧文在其境内定居。在西方，欧文已经是“过街老鼠”。
红卫兵虐杀否认派，对文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也构成了伤害。可是在中国，否认文革虐杀的老鼠太多了，因为认真去打的人太少了。结果，他们就变成了硕鼠。
尽管如此，我还是赞成王友琴在接受《开放》杂志采访时说过的话：
“否认派们不会赢。”
2014年4月 俄亥俄河畔
2014年4月 俄亥俄河畔
